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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华:百年中国“人权”观念的嬗变

更新时间:2011-12-09 13:06:08
作者: 董正华 (进入专栏)  

  跟专制皇权离心离德的倾向自然愈强。内忧外患之下,有声望无实权的“清流”,原本思想守旧,对自强新政多有批评,后来竟也纷纷被卷入要求维新变革的大潮。

  在王朝衰败、中央统治动摇时,地方士绅有可能站在“民”一边并趁机伸张自己的权利,挟制甚至破坏皇权,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乏前例。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政治权力和军事、财政的地方化程度日深。曾国藩靠编练乡勇团练而成气候,事实上已形成扩张的地方士绅势力对皇权的重大威胁,诚如首席军机大臣祁寯藻提醒咸丰皇帝所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人,恐非国家福也。” 史载曾国藩选将必用士人。由曾、左、李带出的一大批地方缙绅士大夫,由幕僚而将领而坐镇一方的大员,几乎占据了清帝国的半壁江山。到了庚子年的“东南互保”,地方势力已经敢于公开抗衡清王朝的中央威权。

  历史上皇权衰落、士绅崛起的最后结果,往往是新一轮王朝周期。资本主义列强的东侵将这一王朝循环周期打断了,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出现了龚自珍、魏源、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一批以天下为己任、以“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龚自珍语),先后鼓吹经世致用、主张“睁眼看世界”的先进士大夫知识分子,维新派志士正是他们事业的继承者。作为新一代得西学风气之先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维新派主张“开绅智”,即以从近代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观念新思想,取代支配士大夫缙绅阶层的传统纲常伦理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开议会、“兴绅权”,以达到通过行宪制约皇权,实现变法改革的目标。甲午战败的震撼使这种取代成为可能。为了“开绅智”,康、梁等人卓有成效地办了许多报纸、学会,如强学会、农学会等等。戊戌变法虽然短命,但维新改革的理念已经将士绅参与革新、维护和扩大自身权益以及要求自己参政议政权利的意识唤醒。庚子事变和日俄战争使越来越多的士大夫缙绅有了变革求存的危机意识,从而群体走向要求立宪,并且希望通过采用英美宪政制度扩大自身的权益。于是我们在清末新政时期看到了蜂起的各种立宪学会,看到了士绅们充斥在“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的活动, 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强烈要求尽快立宪的大规模国会请愿运动,以及四川立宪派士绅领导的、直接引发了武昌起义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这些都以其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而载入中国现代化的史册。

  戊戌变法之际仍坚持“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并狡辩“纵欲开议会其如无议员何” 的张之洞,两年后也力主办议院,甚至主张州县长官民选,不过他所说的“民”只限于“绅民”或“士民” 。清朝末年,众多官僚士绅跻身各地咨议局,参与“新政”。然而新政的成效诚如其失败后清廷《罪己诏》所总结,“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 新政时期许多地方官僚士绅提出的改革措施,包括各种加税项目和禁令,首先损及下层劳动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新政时期苛捐杂税较此前增加几十倍,“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菜蔬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 “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 由此而产生的尖锐矛盾引起下层民众的激烈反抗。据统计,在清朝最后十年全国各地为数上千次的“民变”中,直接标示出和内容能够体现出的绅民冲突事件至少有300多件次,且呈逐年递增的态势。 1904年的广东阳山民变提出了“抗官杀绅”的口号,1910年的广西全州民变打出了“官逼民反绅逼民死”的旗号。在上海外围地区,从事家庭纺织业的农村妇女进行了有组织的暴力抗捐反禁斗争,约有两千人参与焚毁了62处建筑物,以此抗议负责新政改革的地方士绅提出的加税名目和损害下层劳动者利益的禁令法规。 正如王先明所指出的,新政时期日趋清晰也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后来的大革命时期乡村社会矛盾的爆发以“打倒土豪劣绅”为目标而展开,并非只是政党政治动员的结果。 大革命时期“打倒绅权”的政治诉求适足证明,清末新政中“绅权的扩张” 和因此而形成的绅民冲突,经过辛亥革命不仅没有消减反而更加严重。

  梁启超所谓“兴绅权”,初旨是让“士绅”这一有产知识群体先知先觉,依靠他们实现变法维新,最后过渡到“兴民权”。绅权取代或部分取代皇权继续甚至加重对下层劳动民众权利的压迫,乃至成为专制皇权消失后首当其冲的社会问题,恐怕是他没有预想到的。毕竟梁启超早已认识到“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人权”的闸门一经康、梁、严、谭等人打开,新思想的潮流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了。1903年有人写道“自平等、自由、博爱、公益等名词出现于吾社会,老师耆旧既惊为创闻,引与为敌。” 正好也是在这一年,“权”、“权利”、“个人”以及“群”、“社会”、“义务”等概念在报刊杂志上的传布也达到高峰,而且它们的使用量几乎同步增长。 数据库显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界虽然有要君宪还是要民主共和的原则分歧,有保皇与革命的激烈论争,对人权/民权的的理解也各有差异,但在接受西方个人权利观念这一点上是共同的。金观涛、刘青峰根据统计数据列表指出,从世纪初到辛亥年,报刊文章中“权利”的用法大体有四种:第一种意为个人的自主性,即用“权利”一词直接表达“人人有自主之权”;第二种是说“权利”源自竞争,“权利何自生?曰:生于强”(梁启超),意即捍卫个人自主性有利于竞争,进而可以促进国家进化富强;第三种认为国权由私人之权利所团成,无个人自主则无国家独立自主,反过来,国若不强则人民权利自由无保障;第四种涉及权利与经济利益和道德品格——梁启超认为权力来自良知,“权利思想之强弱,实为其人品格之所关”;孙中山则指出:“因一切谋生利益,尽被资本家吸收,贫民虽有力量,却无权利去做。” 第四类用法表明,“人人自主之权”是否实然拥有,受到道德品格和经济地位、社会义务等内在与外在因素的制约,不是“天赋人权”,而是“人赋人权”,显示出人权与道德之间剪不断的关系,也暗示着必须铲除有碍人权实践的旧道德而树立与人权相适应的新道德。天赋人权和竞争性权利都难以解决现实中的经济政治权利不平等,从而预示着新一代与经济政治权利密切相关的人权观念的产生,也预示着在人权问题上强调自由竞争“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被革命和社会主义所取代。

  

  二

  

  新思想的广泛传播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声。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并最终结束了延续两千年的皇权统治,在列强环伺下的中国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从而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转折点,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树起了一座厥功至伟的丰碑。然而,辛亥革命还没有从根本上消灭压迫人权的专制特权,“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更没有触动维护专制特权的传统伦理道德。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诬蔑民主共和造成“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大总统祭圣告令》),命令全国“尊崇孔圣”。袁世凯身后的统治者也一再掀起尊孔复古的浪潮。种种倒行逆施,使李大钊为尊孔祭天和帝制复辟之间的紧密联系而惊骇,钱玄同以洪宪纪元“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 先进知识分子痛感“所希望的件件落空”,于是“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梁启超语)。被梁启超称为中国进化历史新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式拉开帷幕的。

  比之严复、梁启超一代人,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更响亮地喊出争“人权”的口号,用以对抗儒家纲常和专制复辟。今天许多人谈及“五四新文化”,马上想到的是“德”、“赛”二先生,却常常忘记还有“和”(human rights)女士 、“费”(freedom) 小姐 和“穆”(moral)姑娘 ,后三位又常常难解难分,而且中间两位女士比前面两位先生还要先行来到中国。关于人权,陈独秀说得最清楚。他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即提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更把人权置于近世文明之首位:“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在一卷四号《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 “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在《新青年》二卷四号《袁世凯复活》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二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李大钊则主张“民彝” ,推崇人民的权利和意志,反对北洋政府所倡导的尊孔复古运动,认为孔子是被历代帝王神化了的圣人偶像,是束缚人们思想的“专制政治之灵魂”。他寄希望于青年,满怀激情地讴歌青春,“俾以青年纯洁之躯,饫尝青春之甘美,浃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青春》)他笔下的“堂堂七尺之躯”,是昂头阔步面向未来充满青春活力敢于为发展燃烧自己的生命主体。他憧憬的理想社会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凡具有个性的,不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地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犯与干涉,其间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平民的社会;在这样的平民的社会里,才有自由平等的个人。”(《平民主义》)吴虞着力评判儒家礼教,揭露孝悌为仁之本、天地君亲师为礼之本,不过是“教人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吴虞文录 说孝》 鲁迅着力于国民性的改造和完善,认为要改变中国的面貌和国际地位,“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文化偏至论》)他的《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等一系列小说、杂文,揭露了旧礼教“吃人”的本质,强调人的精神解放,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解放包括婚恋自由、妇女解放,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也先后发表了大量的论述。在新文化的感召下,一代青年摆脱了旧道德旧伦理的桎梏,对思想自由、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追求蔚成风气。

  胡适后来(1933年)曾总结式地指出:新文化运动是“有意识地将男女个人从传统势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是理性对抗传统、自由对抗权威,以及颂扬生命和人类价值以对抗对其压抑的一种运动。” 要求实现普遍的即属于一切人的自由、平等、独立,是人权的基本内涵。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社会的经济进步,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获得更大的规模。……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也确认:人权是“使每个人在个性、精神、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独立获得最充分、最自由的发展。”从《青年杂志》、《新青年》和其他新文化运动刊物发表的大量文字,可以确切无疑地看到:无论是李大钊对“青春”的歌颂,鲁迅对旧礼教的声讨,还是胡适等人对个人自由的吁求,在在都透露出对人权的呼唤。尽管他们当时所持有的观念,基本上还是来自西方的,以抽象的人的本性为基础的“自然权利”,而不是具体的反映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和阶级利益差别的人权。“五四”以前中国知识界所提倡的自由、人权,基本上没有超出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抽象自由和“天赋人权”,而历史事实正如历史学家方纳所总结:在当年的英国,财产达不到标准可以享有公民自由但没有政治自由,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贵族绅士崇尚和提倡自由可以跟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以及奴隶贸易、殖民扩张并存。总之,“自由从来就是一个充满冲突的战场,……自由的定义因而不断得以创造和再创造。” “自由”如此,“人权”亦然。

  新文化运动为造成新思潮而极力传播西学,是“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毛泽东语)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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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批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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