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未来20年世界发展演进中将不会出现过往20年间较为典型的剧变和震荡。美国将在创新、金融和军事领域保持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最大程度地影响到全球权力均衡。以市场经济和民主为基础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将维持其世界主导思想体系的地位。意识形态将更频繁地与全球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趋势相关联。这将成为未来全球治理意识形态的基础。在2030年前，世界文化体系以及各种文化内核发生大规模变化的可能性极小，同时很难形成创新文化和生产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文化。全球治理的机制和原则将继续形成。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为创新和全球化。全球化在未来20年将继续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在预测期的前半段，将始终可以感觉到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限制增长的主要因素来自于新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以及保护主义的抬头。2011-2030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将达到4.0%到4.5%。中国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是2030年前的主要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划分将发生改变。增长质量和竞争力标准将决定一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中国在GDP规模上至少会接近美国的水平，但GDP中的创新成分及其他质量型的成分方面仍将落后于美国。中国将转变为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并将成为维系全球内需的主要因素。世界将不再遭受能源短缺的困扰。中国和其他一些亚太国家、印度以及拉美的主要国家在国际资本流通中的比重将会增加。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性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时间。“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的作用将发生改变。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活动和影响领域将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不仅会侵蚀一些国家的社会体系，还会招致一系列国际社会问题（移民、人口、种族冲突等）。全球安全方面，世界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相互协作的趋势将压倒相互对抗的趋势。未来20年，为避免自身不被边缘化、能应对未来的风险，以及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新机遇，俄罗斯必须使自己的内外战略有效地适应全球发展的主要趋势。

一、导言

解决长期预测的复杂任务，要求对全球趋势进行系统分析，进而提出具体的评估和建议。在此基础上才能合理地制定俄罗斯发展和加强俄罗斯安全的战略——目的是通过强化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增强俄罗斯对世界进程和全球治理的影响，以提高俄罗斯人民的生活质量。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者们所积累的经验和原创的预测方法，使我们可以揭示出具有战略影响的重大的长期趋势的本质特点。同时，作者们也把国际范围内的预测实践考虑在内了。

对于政治—经济长期预测的政治需求始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交。

“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的预测享有最高的知名度，该俱乐部的预测重心在于现实的和假设的全球问题：发展不均衡、人口增长、资源匮乏、贫穷、军备竞赛、宇宙空间和世界海洋的开发等问题。

1970—1980年，全球预测开始呈现繁荣的景象。“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勃兰特委员会”（The Brandt Commission）、“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等机构的预测以可能性评估为基础，并引起了最大的国际反响。必须指出的是，其中有许多预测提出了影响社会思想的任务。

1980—1990年，全球长期预测的兴趣逐步有所下降。比起全方位的预测，对于小范围专题的研究需求更大。

21世纪初，世界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相互依赖的加强激发了对于战略预测的新一轮兴趣。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大量专题性的中期预测，这些专题包括经济、能源、生态、技术发展、人口、教育等。

全方位长期预测的复兴正成为当前的主要趋势。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美国、欧盟和中国对此十分重视。

代表性预测作品

（一）国际组织的预测

3、中国

已完成数份年限截止到2020、2030和2050的长期预测，其重点在于对中国经济、科学、技术和创新的长期发展预测。

战略预测

一方面，全球战略预测研究尚未取得特别的发展。目前全球战略预测中较为知名的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和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系列预测报告——2010年前和2015年前的《全球趋势》。2010年，在此系列报告的框架下，发布了预测报告《2025年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2025）。此报告预测了国际机制、全球治理和规制进程，以及主要大国在安全、能源和社会问题等领域相互协作的发展走势。

另一方面，世界上对于长期预测的兴趣正在持续增长。

对于对长期预测的兴趣正在增长中的俄罗斯而言，分析未来20年的世界发展，对于自身的现代化任务尤为重要：对于这一时期俄罗斯面前呈现出怎样的世界前景必须有清晰的认识。

历经20年（1992—2010）转型，俄罗斯发现自身处于一个世界主要大国再也无法向俄提供明晰引领指标的境地。这种局面不仅可归因于俄罗斯政治及行业精英习得的成熟的转型政策经验，同时也因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产生。后者已在促使主要全球角色寻求经济、金融、安全、技术和气候变暖领域的“新规范”。俄罗斯不得不为这些全球趋势作出自己的贡献。

俄罗斯面临的任务是完全参与并适应政治、军事、经济、社会领域的全球发展趋势。显然，违背全球主流发展趋势，国家转型是不可能成功实现的。

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展望

2030年前世界发展的战略评估延续着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长期预测传统。

与研究所以往的预测（2001年的《世纪之交的世界》和2007年的《2020年前世界经济预测》）相比，《2030年全球战略预测》的关键区别在于，它第一次给出了世界全方位的发展图景，不仅包括经济，还有意识形态、社会、国际政治和军事领域。

《2030年全球战略预测》是跨学科研究。此报告的基础是大批长期研究不同国际问题、不同地区和国别的专家对于未来预测的最可能的图景。依据GDP、劳动生产率、研发投入，以及在本研究所独创方法帮助下获得的其他指标所进行的预测评估，是本项预测工作的统计基础。

全面考虑完全不同的进程间（经济、金融、社会人口、科技、组织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心理和文化进程）的相互关联，使我们可以形成未来20年间全球根本变化的完整画面。

这样的方法使研究者有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到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秩序，以及国际体系的单元、结构、机制和主要行为者的变与不变的趋势上来。

其主要任务是指出，对俄罗斯而言，关键的世界政治经济趋势将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和发展可能。

我们希望，这项工作对于国家当局、商界、专家界和一般的公众都是有益的。

二、总论

世界上正在出现这样一种认识，即只有各国在解决全球问题上共同努力，各国才有可能成功发展，尽管某些边缘化的制度、某些社会政治和宗教种族集团的激进主义正在增长。

论点：未来20年世界发展演进中将不会出现过往20年间较为典型的剧变和震荡。

国际进程的方向将是：在金融稳定、社会发展、创新活动和安全等领域加强协作，并扩大全球和地区治理机构的权力。

论点：安全与发展问题的全球化，将使主要大国的政治精英的战略思维发生变化。强化本国作为“力量中心”之一的任务将会转变为另一个，即行使“负责任大国”之能力，以应对共同的安全与发展挑战。

大国关系的特点将是：在解决全球安全问题上进行合作，在选择解决方案时开展竞争：在此进程中既考虑其自身利益，又与其他大国利益相协调。

美国将在创新、金融和军事领域保持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最大程度地影响到全球权力均衡。

世界在面临着全新变化的同时，各国新一代领导人开始执政。他们成长于全球化和信息公开的背景之下，脱离了“旧思维”。这些人出生于1970到1980年，在1990到2000年接受教育，在2000年到2010年开始政治生涯。

反因素

与全球责任意识相关的反因素：

世界主要大国无法实现未来世界发展和国际安全的协作景象。这将导致大国关系中的竞争大于合作。

主要大国及其政治精英阶层不准备停止损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机构能力各异的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

面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毒品贸易等威胁的全球蔓延，无法成功地形成有效的国际机制进行应对。

有影响力的国家和跨国利益集团在金融、能源和军事工业等领域的利己行为。

与全球化相关的反因素：

一些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全球化的国家中新民族主义（neo-nationalism）的勃兴；

无意为解决全球问题而放弃自己取得的发展成果；

跨国公司的影响范围扩大到其利益与主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直接抵触；

超级富豪（super-rich）的切身政治利益之内容与国家利益迥异。当亿万富翁基本集中在美国时，这只是一个国家之问题。当下，亿万富豪所在国家的数量已大大增加，这一问题正在成为国际问题；

新的国际“百万富翁阶层”人数增加到其利益与传统认识上的国家中产阶级利益发生公开冲突；

对移民潮失去控制——同族均一社会面临被稀释的威胁已经发展到临界水平。

三、意识形态

论点：在未来20年,以市场经济和民主为基础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将维持其世界主导思想体系的地位。

个人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价值观将更具全球吸引力，尽管有关资本主义模式稳定程度的讨论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刺激而日益活跃。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将进一步调整其国家（历史的和文化的）价值观，使之适应世界意识形态“主流”。它不会推出另外一套全球性的意识形态模式，但会尝试向世界提出一系列具有中国文明特点的新的普世概念，比如“和谐世界”。在对抗具有侵略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问题上，中国是西方谨慎的盟友。

反全球化主义、左倾激进主义、共产主义、种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家例外论、法西斯主义等思想仍将被边缘化。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这些思想都只涉及特定的社群。社会主义思想将保持其吸引力，但前提是在市场—民主制度之下，而不是在共产主义或是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支持全球化的社会民主主义”（globalist social democracy）及其新分支——重视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将成为社会主义思想最常见的形式。

“绿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日益增大。

论点：意识形态将更频繁地与全球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趋势相关联，而非仅仅集中于不同国家的内部政治生活。这将成为未来全球治理意识形态的基础。

全球化意识形态与此前一样，仍将面临攻击性、排外和孤立主义思潮的对立。

这种对抗的结果取决于某一团体在不同层面上建设性地组织其社会与政治力量的能力。一种认识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即大部分的国家发展和安全问题需要全球或地区层面的参与。

在未来20年，平等思想和与此相关的对于社会公平的新解读将流行起来并颇具影响。

“非动荡的不平等”（non-destablizing inequality）思想将取代各种平等思想（共产主义、平均主义、家长制式的平等和机会均等理念等）。

这一思想的实质是，承认人的完全平等和绝对公平基本上是不可能达到的。但社会和政治结构支持这种无法避免、但可以调节的不平等，支持将对公平的需求维持在饱和水平，且这种需求不会导致社会政治的动荡。

宗教

宗教影响将发生参差不齐的变化。世界将面临如下情况：

伊斯兰教的分布区域在欧洲和美国将不断扩大，且穆斯林人数增加；

基督教世界中，非洲、拉美、亚洲的分量将增加；

印度教、佛教和犹太教的传播将陷入停滞；

对所有宗教都采取冷漠态度的人数将增加；

宗教对于新现实的适应将导致出现一些“混合”意识形态现象，比如拉美的“天主教社会主义”或者中东的“伊斯兰保守主义”等。

主导世界的精英将强调自身世俗思想和制度的普世性，并企图将其向其他意识形态空间推广。这将遇到未进入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伊斯兰世界精英的抵制，这些精英力求保持自身的绝对权力。因此，发生宗教间冲突的可能性较大。

文化互动

全球化使文化互动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所有的生活领域和全球所有区域；

在日常基础上；

大规模地；

在最广泛的地区——从合作地区到冲突地区和武装暴力爆发区域。

文化因素多样化的重要性，特别是跨文化协作的重要性，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通过各领域的活动和社会互动，将在未来得到提升。

由于文化的稳定性和惯性，在2030年前，世界文化体系以及各种文化内核发生大规模变化的可能性极小。

全球化不会导致各种文化间发生类似于国家间的战争和冲突的对撞，但会推动各种文化在共同的地域和空间内进行融合，以建立新型的全球社会生态。

全球文化的形成将影响到全球治理领域。

首要任务是，在全球社会生态和全球文化框架下，确保那些保持并发展人类创新潜力的机制和组织的领导地位。

这些机制和组织将越来越少地与特定国家联系在一起，而越来越多地与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精英的具体部门相关联。

论点：在2030年前，存在这样的威胁，即不可能或无力完成形成创新文化和生产文化（而非暴力文化和重新分配的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文化的任务。这将导致长时段内的全球发展和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巨大的根本性转变放慢脚步。

四、全球治理

论点：全球治理的机制和原则将继续形成。

超国家经济政治治理的综合性机构2030年前将不会明确定型。但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传统的和新兴的国际机制为基础，将初步形成建立全球治理体系某些要素的稳定趋势。

向全球制度化进程开放的领域有：知识产权、金融、国际贸易、能源及大宗商品、海空运输管理、世界劳动力市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维和和解决冲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及贩毒、保障海运安全与打击海盗、与贫困和流行病作斗争、消除自然灾害后果以及气候变化。

建立旨在保护文化遗产、生物多样性和某些生态系统的全球监控机构的计划将得以推进。

在2010—2020年，对于利用全球意义的空间（世界海洋、北极、南极和外太空），将继续形成超国家规制的政策法律和机构基础。

每个类似的倡议都可能成为国际政治激烈竞争的对象，并引发国内政治冲突。

这一趋势将使国际社会就集体开发地球资源和近地空间的原则、方向和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寻求一致的意见。

国际法

2030年前，国际范围内法律规制的领域将会扩大。而跨境法律的演变则不会取得突破性进展。

打击非法移民和人口贩卖、以及版权和信息网络的保护等，将由于各国法律体系的差异而继续步履维艰。

很有可能会发生：

可关闭公开反人类、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及类似主张的互联网站的国际规制之通过。

承担起保护版权以及合作打击黑客和网络恐怖活动责任的国家增多。

国际信息法出台并成立相关法庭。

海洋法及海上安全法律基础的进一步发展。

五、经济

主要趋势

论点：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为创新和全球化。

在预测期的前半段，将始终可以感觉到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危机的长期影响将体现在证券市场的波状震荡以及由发展中和发达经济体双速发展（two-speed growth）导致的宏观经济不平衡的风险持续存在。

除了负面影响外，这一危机还具有积极的效应，因为反危机措施中包括了经济结构现代化、建立新的技术平台、人力资源投资等。

在未来20年，世界经济增长整体上不会受到资源保障（原料、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方面的制约，但个别地区将饱受此类问题的困扰。

创新

全球创新发展的主要方向为：

继续应用服务于采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信息通信领域的新技术；

继续开发新材料，以保证许多产业（电子、航空制造和汽车制造、建筑业）出现突破性技术；

开始在与人类健康相关的方面出现突破——生物工程、疾病诊断、治疗方法、新的医药制剂、病人看护等；

NBIC会聚技术（NBIC-convergence）基础上，出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全新技术；出现急剧扩大人的生物潜能的技术潜力；

为能源领域未来的突破做好准备。新能源在世界能源需求中的份额将扩大，但传统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核能仍将处于主导地位。

那些在最广泛的科学学科开展基础研究、同时建立起最好的国家创新体系以保障创新成果源源不断的国家，将保持其创新经济领域的全球地位，也就是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

在未来20年：

美国将保持自己全球领袖的地位，最大范围地发展基础研究与研发。

欧盟将完全保持在某些方向基础研究中的地位。

许多中小发达国家，由于在渐进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中的快速进步，而为自身在“狭小的范围内”开辟新的机会。

中国急剧加快发展基础科学，但其整体水平仍将远远落后于欧盟和美国。

日本仍将在有限的知识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并将重点放在工程技术发展和创新产品以及将服务投放于市场。

论点：创新型经济（Innovation-based economy）将促使中产阶级巩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同时，全球中产阶级成为创新产品的主要需求者和制造者。

全球化

论点：全球化在未来20年将继续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

和之前一样，世界经济的国际部分将高速发展：

世界贸易增长快于GDP增长；

国际投资的发展超过贸易发展；

世界成为一个公共的金融空间。

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将获得最大的发展。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继续在自由贸易区机制下发挥作用。

论点：亚太地区面向一体化的协同行动将获得动力。

“中日韩加东盟”模式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促进区域内的需求，其结果是，有可能为每一个参与国带来1%到3%的GDP增量。

在世界其他地区，各种一体化模式的机制形成将会缓慢而较低效地进行。

在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将使两国无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

在拉美和非洲（除了一些地域规模有限的方案之外），各国间难以相容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以及地区基础设施不发达等因素，将阻碍一体化进程。

波斯湾国家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上升。

限制增长的因素

论点：限制增长的主要因素来自于新的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以及保护主义的抬头。

第一个限制因素——金融危机。过去20年，世界发生了两次金融危机：

1997—1998年的东亚的结构性及金融危机，

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

如果世界金融大国无法做到下列两点：

建立新的世界金融安全体系；

制订全球统一的金融行业规则，例如，比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更广泛、更好的东西，

那么，2008—2009的危机可能会卷土重来：

全球金融危机再次从金融市场开始，接着影响到证券市场和银行业，并且扩展到实体经济和社会领域。

中国的证券市场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规模最大的证券市场，可能也是最脆弱的。

第二个限制因素是——最大型的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间的矛盾。跨国公司有自己的经济战略。这样的战略要求各国、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利益具有协调性。但确保这种一致性的机制尚未被创建。

第三个限制因素是——世界经济的官僚主义化和形式主义化。

官僚主义化出现在国际金融和经济组织的运作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组织通常根据表面数据（统计之类）评估局势，而对特定国家的制度性差异关注甚少。

官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将成为跨国腐败的根源。

形式主义化出现在一些私立评级机构的运作中。这些机构对于某些集团和国家的评估，左右着投资者和国际机构的方向。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将出现评级机构，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将被打破。

评级机构的商业诉求及工作标准的缺失，而后者需要与世界经济所有主要角色协作，将降低其评估的可靠性并增加发生错误的可能。

增长速度和结构转换

论点：2011—2030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将达到4.0%到4.5%。

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仍将保持过去10年的趋势：

服务业比重增加；

采掘业和农业比重降低；

传统产业和综合体中，创新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生产、技术和服务生产的份额将扩大；

出现新行业、新技术、新产品；

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德国、英国及其他国家）将在新技术基础上贯彻落实“再工业化”的战略；

服务业将取得重要进展——与人类健康、教育需求、信息获取、通信手段、旅游等相关的服务份额将扩大。

论点：中国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是2030年前的主要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划分将发生改变。

除了发达国家，我们在世界版图中将看到两个对立的国家群体：

一些成功进入了世界经济主要趋势的“中等”国家（巴西、墨西哥、东盟创始成员国和越南）；

找不到现代化所需资源的国家（一些非洲、拉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

增长质量

论点：增长质量和竞争力标准将决定一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

传统的GDP规模指标再也无法展现世界经济的真实图景。这意味着传统经济结构占有优势的国家可能在表面上展现出更高的增长速度，但并不能成为真正的主导力量。

GDP总量和人均GDP将不再在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中具有统治性地位。科技和创新发展水平、个人质量、“绿色GDP”水平等指标的重要性将得到增强。新的指数将不仅涵盖物质供应的消费，还包括人们对生活的个人切身感知和对知识商品及服务的消费。

论点: 2030年前，中国在GDP规模上（按购买力平价计）至少会接近美国的水平，但在按现行价格计算的GDP、人均GDP，最主要的是GDP中的创新成分及其他质量型的成分方面，仍将落后于美国。

需求

以内需增长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将比纯粹的外向型更有意义。

到2030年，肇始于1960年代的以出口廉价消费品为基础的增长模式，即便是对最不发达的国家而言，也将无法提供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特点转向质量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将日益增加。

在欧盟和亚太，以及拉美（在较小的程度上）的一体化空间内，内需的因素将更加令人瞩目。

区域内商品流通的作用将得到加强。

世界经济不会受到消费需求的限制。

美国和欧盟消费需求的实际增长率将维持在适度水平——年均在2%到4%之间。日本每年约为1%。

另一方面，世界“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以及持续的城市化将在世界其他地区增加内需。

论点：到2030年，中国将转变为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并将成为维系全球内需的主要因素。

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其他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和进行中的城市化进程，将在相当长时间内扩大内需。

能源

到2030年，世界将不再遭受能源短缺的困扰。

能源价格将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争取能源效率将促进节能领域的技术突破。

新能源的开发工作将继续进行。但无论是生物能源还是其他的替代能源，都无法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且在2030年之后才能感受到。

同时，技术进步将促进更高效地利用传统能源，特别是页岩气和矿井甲烷。

劳动力

创新经济对劳动力质量、劳动力积极性，以及创新产品的消费者的文化和教育程度提出了新要求。具有最发达、跟上时代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的国家，将拥有实质的竞争优势。

发达国家劳动力流向创新部门，将为来自中等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训练有素的移民提供新的机遇。这将对社会稳定和劳动关系平衡的全球体系形成挑战。

资本因素

世界经济不会遇到资本短缺的情况。

最不发达和增长前景黯淡的国家、以及发达经济体的传统产业，将会感到资本短缺。

发达市场投机资本过剩，将导致新的危机并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

对新的金融和银行业规制手段的需求将增加。

寻找有效的管理机制将在下列主要方向上展开：

对金融机构的投资、投机、抵押、商业功能将进行制度化划分。

对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引入新的税收和行政限制。

为非金融产业建立新的保险机制和“安全气囊”。

建立强大的国家（美国、日本、中国）和地区（欧盟、亚太）“救济基金”，以在危机状态下帮助大型金融机构和实体公司。

论点：中国和其他一些亚太国家、印度以及拉美的主要国家在国际资本流通中的比重将会增加。

在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经济体中，储蓄和投资发展的全球性不平衡将继续保持，并将带来新的金融危机威胁。

在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需求正在超过生产，投资正在超过储蓄。在新兴市场经济体，首先是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储蓄过剩正在部分地弥补发达国家的储蓄不足。

然而，未来20年，中国的内需增长将改变这一局面。从绝对数值看，中国资本流向美国的量将不断增加。同时，中国本身的投资市场对本国储蓄的需求将以更高的速度增长。

这可能会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资本相对不足的新危险。

国家债务的增长将导致额外的市场风险。然而，发达国家能够建立某种国债管理体系，以预防或弱化对于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

中等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将发现自身陷入深度危机的境地。这要求设计出新机制去拯救破产国家。

针对企业和破产国家的“救济基金”的形成，将在提供金融援助的问题上使“道义协商一致”的问题尖锐化：如何提供援助？给谁？在什么情况下以怎样的条件提供援助？这将涉及到大体上较为重要但已破产的公司、银行以及经济上的失败国家。

如果这些协商一致的共识不能形成，用损害广大人民利益去拯救大资本的方式摆脱危机，将使整个世界面临全球性震荡的挑战。

论点：政府和企业在金融问题上的责任问题将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问题之一。

国际货币体系

论点：美元将保持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和欧元在国际结算和贸易中总体的市场份额不会减弱。

在多边货币—金融管理和借贷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仍将保持其地位。但快速发展的“中等”国家在这些国际机制活动中的的影响将日益增加。

与此同时，地区性“储备机制”将会形成，其作用将不断加强。

论点：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性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时间。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会加速，只有在中国外汇体系完全自由化之后才会开始。

中国正在认真权衡加快外汇兑换和金融交易自由化对其国内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的风险。

“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的作用将发生改变。

“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绝不会成为“G20”：这样庞大的多边机制实际上并不适合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作出决策，而“G20”中欠发达的成员国绝不会同意任何其他方式。

然而，主要问题是，那些拥有国际性货币的国家的利益以及其他成员国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

在多边外交框架下，“G20”的想法是把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布局置换到金融领域。金融协作的任务在于，借助于最有影响力的行为体，确保全球金融的稳定。

“七国集团”将逐步转变为国际主要货币发行的“俱乐部”。国际货币包括两种主导货币（美元以及德国和法国拥有决定性地位的欧元）以及“第二梯队”货币（英镑、日元，还有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后的人民币）。

新金融模式的制度化，将提高全球治理的合法性。

世界公司地图

论点：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活动和影响领域将被补充进传统的（以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经济地图。

跨国公司的传统结构将发生变化。美国、加拿大、日本、欧盟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地位将因受到中国、印度、巴西和其它一些中等国家的竞争压力而退缩。

在跨国公司共同体中的权力均衡变化将为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公司层面的一体化将促使：

主要大国资本利用效率的提高；

主要全球角色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加；

采取折中方法解决全球安全问题的基础得以巩固。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地位的本质变化将引起新的挑战：其一是跨国公司相互间的关系，其二是它们与各国政府之间的互动问题。

可以推断，跨国公司的利益与主权国家的利益以及（或）国际社会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将会上升。

气候变化

论点：有关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所引致的推测尚未得到充分证明，因为得出这一结论的观察期太短。

但注意以下因素是十分重要的：

威胁人类的自然现象的发生日益频繁，包括由火山喷发引起的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和温室效应、海洋蒸发、地震、海啸等。

大城市和工业集中区环境恶化（污染致使）。

在实际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主要关注点应该是把灾害对于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程度降到最低，并改善人类居住环境。

在这种情况下，气候问题的解决不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制约。相反，它会给其中发展最快的创新领域带去新的动力。可以预见的是，二氧化碳排放额度的交易将会增加。

六、社会领域

危机后的发展问题要求深刻重新审视社会政策的原则和方向。

这种修正的必要性在于：

世界范围内中产阶级的壮大将决定社会标准和社会需求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新的超级富豪群体和成长中的“庞大的百万富翁群体”正在形成自身利益，这些利益要求建立起与公共利益相调和的新机制；

创新经济的发展将造成发达国家自身内部的社会“分层”。很多职业将是非必要的或是由低技能、低报酬的移民完成。

世界上的社会分层将不仅按照“富国—穷国”的线路扩展。贫穷国家的富人应当像富裕国家那样为“世界穷人”的命运负起责任；

“跨国公司的国籍”问题将尖锐化，其实质在于跨国公司员工享受的优惠不能扩展到主要人群。

论点：社会矛盾不仅会侵蚀一些国家的社会体系，还会招致一系列国际社会问题（移民、人口、种族冲突等）。

引起全球社会爆炸的不是“世界穷人”，而是那部分对其内部社会分层不断扩大感到最不快的中产阶级。

直观的例子将是中国。在中国，从现代化中得利的人和局外人之间的社会差距问题将被另一种矛盾所替代，即从经济快速增长中获利较多和较少的人之间的矛盾。

世界教育空间

劳动力市场全球化正促使不同国家从业人员教育标准和职业培训的要求逐步趋于统一：发达国家的教育标准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劳动力市场的输出国所接受。

论点：在本预测期内不应期望形成全球统一的教育空间。

发达国家将进一步开展教育体系的现代化，调整并使之满足全球信息社会的需求，其中以落实“终生教育”的理念为主。

在只有个别领域存在信息技术的国家，主要问题是在传统教学法占优势的情况下，确保有质量的普及教育。

世界公共卫生体系

到2030年，将在克服大规模流行病的后果、饥饿及其他紧急状况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发达国家在老年医学、基因技术、纳米芯片和微感应控制设备、器官移植、神经细胞、视网膜等方面的长足进步，将大幅提高人类的平均寿命。退休年龄将会提高。

由于生活水平和病人医疗花费的上升，以及国家卫生健康支出的增加，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医疗技术、公共卫生服务和药品的“新市场”将不断扩大。

论点：世界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相互协作的趋势将压倒相互对抗的趋势。

军事建设和军备发展将会继续。但与此相关的相互猜疑，至少部分地，将被创建新的全球安全维护机制、采取信任措施和共同发展武器系统予以平衡。

主要趋势是在对外政策中借助于下列工具，扩大“软实力”和“巧实力”的运用：

金融和经济优势；

科技进步；

文化与教育；

扩大意识形态的影响。

传统军事力量的大量使用仅可能发生在有限的局部冲突中。

反趋势是其他的权力工具的重要性也在同步增长：

金融、经济和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

由全球相互依赖引起的措施；

应用信息通信技术影响公众民意。

机制

冷战时期世界军事政治大国所建立的维护军备控制和裁军条约的作用将会减弱。

但很难期待在未来20年建立起全新的国际机制。

这种制度真空可能会导致主要大国间的关系紧张，尽管尚不至于超出外交框架。

联合国改革将仍在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之内。

但暂时不会作出最终选择，到底是保守方案——增加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数量，还是长远的方案——发展跨国法律和超国家治理机制。

不扩散

美俄核均势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上。将有合作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空间。这种合作或可以共同的早期预警雷达系统为基础。

英国、法国和中国加入核裁军进程的可能性将会增加。

在核不扩散领域开展国际力量的协作，将能防止核武器落入国际恐怖分子之手。

伊朗政治体制的嬗变或将有助于解决“伊朗核问题”。

在朝鲜现存政治体制崩溃的情况下，朝鲜核问题获得解决的可能性更大。

地区冲突

世界主要大国以某种方式卷入并秉持不同立场的地区冲突（巴尔干、高加索）不会变成大国间的军事冲突。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2030年前不太会实现真正的和解。

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可能导致新的地区风险。

由于北京持续对台北实施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动耦合”（engage） 政策，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的紧张程度将大大下降。

伊斯兰恐怖主义不会被彻底消灭，但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将遭到堵截并限于局部地区。

非洲、中东和中亚最有可能成为世界冲突高发区。

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安全

北约仍将是跨大西洋安全的基石。

北约的活动将维持其全球向度。北约颇有可能与俄罗斯和中国在一些特别重要的地区开展合作，包括中亚和阿富汗。

亚太地区在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以及地区内其他国家发展军事政治合作的基础上将形成跨太平洋安全的新模式。

国际政治稳定的发展趋势可能会被一些负面的发展情境所破坏：

主要核大国在相互关系中或许拿对抗和霸权来冒险。核裁军进程暂停。开始太空军备竞赛。

中国继续增强自身的核导弹实力并建立太空和计算机部队。

中国作为经济和金融实力不断增强的世界“政治新手”，其行为有时或不可预测。

东北亚和北太平洋可能会被中国的军工综合体视为天然的势力范围。

一些地区冲突（如印巴、中东）可能会出现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另一些（如中亚）也可能会失控。

伊朗和朝鲜的政局或将按照权力集中于当前领导人之手的路径发展。这或将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国际社会可能无法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

论点：这类国际政治和军事局势的负面预期不太可能会发生。

八、国家和地区之主要挑战

美国

在更多考虑伙伴利益的多边主义基础上，以新形式（“一超多强”）保持其全球领袖地位。

在金融、社会、教育、医疗领域完成改革。保证这些改革具有全球性的稳定和示范效应。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首先取决于美国金融业改革的成功。

在推动全球科技进步的基础研究和创新领域，美国领导地位的现有模式将得到巩固。创新是美国未来优势地位的结果，同时也是其条件。

跨大西洋（美国+欧盟）、泛美（中美洲和拉美）和跨太平洋共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将并行不悖。

欧盟

巩固并发展共同体，克服危机时期不断加剧的离心情绪和倾向。

在人口老龄化和移民比例增加的条件下，保持有效的社会体系和社会稳定。

鼓励主要成员国转向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继续开展促进一体化深化并巩固欧盟作为跨国领导中心和影响中心的地位的制度性改革，包括对外政策、防务政策、财政政策和社会政策。

中国

逐步实现民主化改革并改变西方对于中国作为政治“异类”的认知。

在社会分层加剧的条件下，维持社会政治稳定。

在国内金融市场国际化的条件下，保持金融稳定。

在发展太平洋经济一体化和建立跨太平洋安全空间时，展现“负责任的大国”的风范。

日本

保持工业和建筑基础行业设备全球出口国的地位。但其在亚太地区经济影响力在中国等竞争者的压力下将相对减弱。

内需萧条将继续阻碍日本经济的发展。

寻求后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从“绿色增长”到“感官”经济（economy of impressions），并将作出更多努力，以满足老年群体的需求。

转向更有效的出口模式将成为日本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

对外政策将继续受制于“尚未准备就绪担当领导国家”的问题。

南亚、拉美与非洲

印度将进入世界最大经济体群体之列。但它将因国内社会发展问题而在经济发展上面临诸多困难。

印度、巴西、土耳其和南非（作为地区大国）将提高自身的政治分量，但其影响力无法达到与发达国家和中国相当的水平。

九、对俄罗斯而言的结论：风险和机遇

论点：未来20年，为避免自身不被边缘化、能应对未来的风险，以及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新机遇，俄罗斯必须使自己的内外战略有效地适应全球发展的主要趋势。

主要挑战为：必须改革政治、社会、法律和教育制度，使其与全球化和非动荡的不平等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主要挑战为：

首先，俄罗斯保守主义精英在客观上阻挠能源和原料产业领域的收入朝有利于“知识经济”的方向重新配置。创新战略直接有损俄罗斯能源和原料寡头的现有利益。确立这些利益与整个经济体的长远利益间的平衡是一项政治任务。

第二，实施双向度经济战略的思想（欧洲部分——欧盟，太平洋沿岸——亚太）可能引起国家分裂的危险以及相应的对立。有根有据地消除这些危险是一项政治任务。可能的手段之一是，在东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的发展问题上，吸引日本、韩国和美国与中国开展竞争。

主要挑战是：如何改革现行的社会制度，并在改革中避免由于功能削弱而自身受损的官僚机构与需要有效的官僚机构的社会之间的冲突。这不仅需要政治意志，还需要实实在在地扩大公民社会的活动领域。

主要挑战是：在表达俄罗斯对外政策利益和制订对外政策战略时，如何克服或限制传统上把美国和中国作为潜在对手的认识。

在下列渠道开展广泛的对话十分合理：

当局——专家共同体（community of experts）；

当局——政治精英——专家共同体；

当局—— 社会、政治和经济精英——专家共同体。

单独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积极利用大众传媒在世界上构建有关俄罗斯的新认知。

与主要大国和地区的相互协作

主要挑战是：在俄罗斯和美国都存在强大的力量和利益集团，他们对于发展全新的双边关系没有准备或者不感兴趣。

必需投入政治意志和资本、持久努力及时间去营造相互信任的气氛。这也要求两国的公民社会、专家界和商界在设置对外政策的议程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主要挑战是：欧盟内部的金融和内政不稳定可能放缓未来与俄罗斯相互协作的进程。为了深化俄欧一体化，俄罗斯需要通过坚持不懈和开放作出战术性妥协。

关键任务是：使俄罗斯社会认知到俄罗斯既是欧洲国家，也是太平洋沿岸国家。

挑战在于：新的合作理念和方法，将受到巩固地区影响力的传统手段的巨大阻力，后者通常使用反制措施针对竞争者。

20年时间，对改变地区对外政策的陈旧哲学而言，可能是不够的。

《2030年全球战略预测》的作者们认为，为了提高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俄罗斯拥有足够的资源去有效地影响世界发展趋势以及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

来源: 《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