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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超:美国宪法与学术自由——一个初步的判例法梳理

更新时间:2011-12-07 09:17:21
作者: 步超  

  使得大学获得与学术理由相关的信息来建立自己的聘任决定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危害是推测性的;至多只能在所主张权利缺位的情况下逐渐产生。

  宾大所主张的特权也根本不能基于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宾大对学术自由方面本院判例法的依赖实际上是错置的。学术自由应对的是政府基于内容对大学演讲的控制以及对按照学术理由任命教员权利的侵犯问题。上诉人并没有主张任何内容管制问题,而是说公开同行评审材料会导致“教学和研究水平下降”。在任何情况下,学术自由都不能包括宾大主张的扩及同行评审材料保密的要求上。如果宾大的主张能被接受,那么许多普遍适用的法律,比如税法,都可以被认为在影响大学雇佣的情况下而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

  

  三、美国宪法对学术自由保护的启示

  

  通过对联邦最高法院相关案件的粗浅梳理,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美国宪法在保护学术自由方面的某些特征。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有时甚至存在内在价值张力的复杂体系。这就决定了对于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绝对不只是第一修正案独自能够承担的。实际上,学术自由内部不同的价值要求,使得宪法的不同部分都可能起到保护学术自由价值的功能,即使并非以保护学术自由为名。对法人财产权的保障即是一例,在学术自由概念正式进入法院并得到承认之前,它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学术机构自治性的功能。[10]总之,宪法已经在国家与学者个人的矛盾冲突面前,摆明了自己的立场。

  学术自由的概念,其中所包含的需要处理的问题可能更为复杂:如何平衡政府、学校、教员、学生四方的关系,从而使得学术能够在这“四角关系”难免的纠葛下获得一种不断发展与持续成长的自由感觉。当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而不单只是一种宪法权利时,它就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对于学生,学术自由可以意味着学习与研究的自由,包括一定范围内的选课与听讲的自由;对于教员,则可以意味着自由的研究问题、授课、并发表研究成果,具备相应的职业保障,不因正当的科研行为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对于教育机构,学术自由可意味着自由选定科研项目,实行学术自治,按照学术标准选任与评定教职人员等级,不受外界压力的影响。

  所以,可以说,存在着包括政府与社会在内的对学术自由各种各样潜在的侵犯者,也就存在着多样化的学术自由要求。而显然,并非所有的这些要求都能立刻,以及应当成为宪法加以保护的对象。比如在今天,对于教员学术自由更大的侵害可能并非来自陷入“颠覆”恐惧的政府权力,而是来自大学管理层和学术同行的偏见与敌意。除了公立大学可视为政府机构要服从宪法之外,私立大学与学术同行都作为私方而通常不能成为宪法约束的对象,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们侵犯学术自由;相反,这给他们提供了方便。比如,对某些激进主义研究倾向的敌意,就导致在一个同行评价对于学者学术事业发展日渐重要的学术环境里,它们在大学中的生存空间日渐受到压缩。[11]虽然,立法或许会主张学术自由的价值而对私人任意的歧视与敌意加以控制。但与19世纪末的种族歧视案类似,法院也会主张也是自然而形成的社会歧视不是法律能够消除的。[12]虽然该案所代表的宪法理论被推翻了,但是与种族偏见相比,这样的理由,用来证成伪装在学术外衣下的偏见、甚至学术政治斗争似乎是可行的。因为法院只能根据是否偏离公认的学术标准来审查学术决定。[13]但问题是公认的学术标准本身可能就是偏见的伪装。实际上,正是社会自治与自我协调的无效性,才导致了社会向立法寻求保护,有动力向法院寻求救济;而司法也有责任以立法和宪法来保护失调的社会机制下无法得到保障的某些价值。这就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边界应当有继续拓展的可能。

  可以预见到的是,一些形式化的教条原则根本不能成为宪法拓展自己保障范围的障碍。比如同行歧视问题,就应该区分真正严肃的学术评判与那些打着学术旗号却实际上以纯粹的敌意和偏见、甚至教职分配、职级评定等等方面的私人利益为根据的任意评价。认为学者的判断都是来自科学与理性,从来没有任何偏见的看法是不可能通过事实得到检验的。尤其对于州立大学来讲,作为“政府雇员”的激进主义教员,作为一种“离散与孤立”、因而民主过程可能无法有效保护的少数。[14]如果同行评审可以被认为实际上发挥了替代作为雇主的州立大学进行雇佣决策的功能,比如同行多数决定什么刊物才具有学术价值,而一些登载激进主义研究的刊物长期因为偏见而得不到承认,导致学者在任职评级时相关的学术贡献不能获得认定;并对学者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以至于如果不转变研究方向,其学术生涯就不能持续下去。这时,依据宪法及相关判例,同行因其实际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雇佣权力”也就可以被施加禁止特定就业歧视与禁止侵犯言论自由的义务。[15] 当然,正如,毕克尔所言,在这个过程中,法院应当采取“深思熟虑的速度”,应给政治机构和整个社会、尤其是是学术界在法院宣布“权利的原则”之后进行另一类的复审工作留下探讨与对话的空间。[16]以使学术自治的本质不会受到司法能动的侵害,正如一位法官所说:学术自由的观念,其根基是在学术著作中,而不是在法院[17];但是司法本身的价值也就是在多数人因秉持自己的独到观念而歧视少数人时为少数提供救济。拿捏好司法能动的尺度,的确是一门需要高超政治智慧与法律素养的裁判技术。

  在这个领域,宪法保护、立法保护是与社会自我维护的界限必将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最终的发展很可能取决于人心民意的走向,也就是“大众宪法观”;毕竟社会运动、政治、经济以及更多的因素引导着我们对宪法的理解,也决定了宪法的含义。[18]

  

  步超,单位为北京大学法学院。

  

  【注释】

  [1]比如现在的“八二宪法”第47条“文化活动自由条款”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

  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2]参见赵叶珠,“移植与创新:德国学术自由理念在美国的嬗变”,载《现代大学教育》,2010年第6期。

  [3]参见李子江,“学术自由的危机与抗争:1860至1960年的美国大学”,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5期。

  [4]Adler v. Board of Education,342 U.S. 485.

  [5]SWEEZY v. NEW HAMPSHIRE,354 U.S. 234.

  [6]Keyishian v. Bd. of Regents,385 U.S. 589.

  [7]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Michigan v. Ewing,,474 U.S. 214.

  [8]EDWARDS, GOVERNOR OF LOUISIANA, ET AL. v. AGUILLARD ET AL,482 U.S. 578.

  [9]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v.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493 U.S. 182.

  [10]Dartmouth College v. Woodward,17 U.S. 518 625(1819),该案实际上确立了大学相当程度上的自治地位,禁止州立法通过任意改变大学特许状而改变其管理体制,将其划入政府的控制之下。对于该案在机构自治方面的意义,参见任东来等著:《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p95。

  [11]Bertell Ollman是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1978年在马里兰大学任教期间由于其持有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而被校方拒绝其担任马里兰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挑选他担任该职务的政治学系以及希望跟他学习的学生都认为这是学校管理层对其学术自由的侵犯。但拒绝任命的马里兰大学校长J•托尔却主张,正是为了维护学术自由他才这样做的。因为在他看来,对学校而言,学术自由就是排除任何外部干涉而做他认为对学术发展做好的事情。参见Bertell Ollman,“当今美国的学术自由——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子华译,载《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8期。

  [12]Plessy v. Ferguson,163 U.S. 537.

  [13]同前注7。

  [14]斯通大法官的“第四脚注”创始了“政治过程理论”,其运用最频繁的领域在于第14修正案对个人权利的法律平等保护。参见张千帆:《美国联邦宪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p260-p261。

  近来对于该理论产生了更为复杂,也许也更贴近政治现实的认识。布鲁斯•阿克曼中肯地指出离散与孤立性既可能导致政治上的无能为力,也可能授予政治权利参见。布鲁斯•阿克曼:“超越卡罗琳你产品公司案”,载《哈佛法律评论》第98期,1985年,第713-746页。实际上“在一个多元主义政体中,较之于未组织的多数公民利益而言,非常强烈但非常狭隘的偏好更容易显得格外突出”“离散与孤立的少数派可能更有效的影响立法”。转引自【美】杰里•马肖:《贪婪、混沌与治理》,宋功德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p108。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就给出了一个多数被少数人控制,多数被少数人“代表”的实例。他分析了当时法国小农阶级的社会经济条件对其自身政治存在形式的决定性影响——农民就像被编织袋装在一起的马铃薯,彼此之间因聚居而只有物理上的空间联系,而其利益的一致性却因其自我封闭的生产体系而不使其形成任何共同关系,导致其无法产生自己的政治存在意识,无法有效地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行动起来。因而只能“被代表”,而代表他们的也就同时会成为他们的主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693。这从一定侧面揭示了“政治过程”更丰富多彩的现实:因为只有小组织在有效地行动,其他人却分散而不能有所作为,甚至发出声音,这就导致了行动的少数“代表了”不行动的多数,甚至成为多数的主宰。

  [15]这种功能主义的判决方法并不少见。在1953年的“党禁初选第二案”中,作为私人结社的坚鸟党团之所以被认为其选举构成州的选举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是因其成员在本地中的绝对多数从而使其选举实际上具有了预决定地方官员选举的功能,构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选举,因此,州被认为将其组织选举的责任通过不作为而赋予了坚鸟党团,该私人结社的选举具有了公共性,从而不得排除黑人参与。参见Terry v. Adams,345 U.S. 462。

  [16]参见【美】亚历山大•M•毕克尔:《最小危险部门——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第二版)》,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266,p277。

  [17] Cohen v. San Bernardino Valley College,92 F.3d 968.

  [18]参见【美】马克•图什奈特:《反对有理: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的著名异议》,胡晓进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p13-1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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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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