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三位最受敬重、学问在中日两国得到高度评价的学人。他们是刚刚离开我们的伊藤虎丸(一九二七——二○○三)，还有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丸山升和原一桥大学教授现任教于神奈川大学的木山英雄。三位的学问虽各有千秋，但他们同为东大文学部出身，于战后的六七十年代，承接竹内好(一九一○——一九七七)对鲁迅及革命中国的研究传统，一起为开创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新局面而贡献卓著，在这一方面，他们得到的普遍赞誉则是共同的。我留日十年，有幸从师木山英雄教授，得其教诲，现在又有机会为他编译论文集(《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备感荣幸的同时亦觉忐忑不安。因为，作为编译者有责任向中国读者介绍原作者的学术思想与方法，然而这谈何容易。如果说，丸山升是以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为本，在六十年代本国的“政治与文学关系”论争中建立起自己的“革命者鲁迅”形象和研究革命及社会主义中国的架构(《鲁迅——其革命与文学》，平凡社东洋文库，一九六五)，那么，伊藤虎丸则出于对西洋精神和东亚现代性的关注，以“个”的观念为中心建立起人学的“文化鲁迅”研究体系(《鲁迅与终末论》，龙溪书舍，一九七五)。然而，说到木山教授呢？这实在难以用一两句话来概括的。事实上，正如他为本论文集寄来的中文版“跋语”所言，连他本人也觉得“我写的东西多是读书经验的语言化这样平凡的方法，或者说几乎是无方法的产物”。不过，如果这里所谓的方法，不是指时下那种从逻辑到逻辑的理论预设和思辨体系构架，而是指研究者面对对象、进入历史的某种姿态或方式，阅读和解析对象的某种思想穿透力(思考架构)以及学者的人文情怀的话，那么，木山教授自然应该有他自己的“方法”，而上述“跋语”也可以理解为是他的自谦自词。要解析这样的“方法”，我们只能先走进他的学术研究文本，通过对其“学术历程”的概述，去触摸那时而闪现的思考理路。

这本论文集就是要尽可能反映原作者四十年来的整体学术风貌，把最具精华的东西呈现给中国读者。从目录编排上可以看到，三个部分中的前两个部分是以论文的发表时间为序，第一部分为自一九六三年首次发表的长篇论文《〈野草〉论》到一九八三年为止二十年间的代表性论文计七篇。第二部分是九十年代以后直至最近的《野草》解读，共有九篇。第三部分则是序跋之类的短篇五则。观前两个部分，已经突显出作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风貌和学术关注重心∶

一、自始至终不懈地解读《野草》，并由此进入鲁迅的思想内心世界以解读革命中国的现代史。众所周知，鲁迅研究史上虽然有人关注过《野草》的价值(如三十年代的李长之，四十年代的竹内好，五十年代的冯雪峰)，但是，在中国真正把《野草》作为鲁迅的哲学（历史中间物意识）和走进作家丰饶内心世界之窗口而实现了研究史上巨大突破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以钱理群、汪晖为代表的论述。而在邻国日本，木山教授早在此前二十年的六十年代便注意到《野草》中鲁迅的诗与哲学，并通过对二十三篇散文诗彻底的文本解读，证实了鲁迅是怎样在生存哲学的意义上经过对四种“死”的形式之抉心自食式的追寻，最后穿过“死亡”而完成对自身绝望暗淡心理（也即处此历史大转折时代的古老文明中国所怀抱之全部矛盾）的超越，成为卓越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

二、周作人及周氏兄弟并行研究。在日本真正系统的周作人研究是从木山教授开始的，这在中日两国学界已是公认的评价。尤其是考虑到这项研究起步于六十年代，周作人被判定为“汉奸”已经沉默二十余年，几乎为世人所忘却；而“汉奸”罪名与日本所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直接相关，作为日本国民的木山教授一面承受着道德心理上的重负，一面又努力超越伦理政治评价，致力于在思想史上突现思想家和文章家周作人那独特的形象，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开拓性学术工作。我更注意到，在木山教授的周作人研究系列文章中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周作人的思想价值比起“五四”时期更在于二十年代之后的、对西方价值观和文学范畴进行本土化转换方面，例如把艺术变成生活的技术或一种礼，把人道主义变成一种“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式的人本主义，把个人主义变成以“己”推及“人”的共生主义，科学也被抽掉其可怕的彻底性而变成“人情物理”式的一种常识等等。木山教授以精细的文本解读有力地证实，周作人的思想史价值正存在于这种将外来现代性转换为与历史传统相关联的中国现代语境中来的努力方面，也因此，使周作人的思想和文章保持了惊人的连续性，甚至在战争期间于政治上“落水”之后，依然以“原始儒家”的主张在形式上成全了自己思想上的一贯性。那么，周氏兄弟并行研究呢？请注意，我有意回避使用“周氏兄弟比较研究”的提法，因为，木山教授对那种旨在比较鲁迅、周作人思想、艺术高下的研究是不以为然的。记得在一次关于竹内好的研讨会上他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透露了着手周氏兄弟研究的起因，那就是有意识地要将自己心目中景仰的鲁迅相对化，以避免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绝对化，避免被对象所吞食的学术危险，这大概是有鉴于竹内好那过于个性化的鲁迅像而言的吧？木山教授认为∶在鲁迅与周作人这一对儿骨肉兄弟身上积聚了革命中国及其现代性的全部矛盾紧张，他们是“将中国老大文明的自我改革这个从未如此全面地被意识到的课题，在最深的层次上肩负到底的一组人物”。周氏兄弟自然在个人天赋秉性和思想观念上存在很多差异和分歧，特别是一九二三年“失和”之后。但是，木山教授关注的更在于兄弟两人的共通性方面，这又构成了其研究的一大特色。印象最深的是《实力与文章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五四”文学革命经过十年历程而迎来向革命文学的转换之际，兄弟俩分别感到了自己清末以来所形成的文学观受到来自左翼阵营的冲击。面对这种冲击，两人的抵抗姿态和革命观虽有明显的本质上的距离，但对“革命文学”论所做出的反应，其根柢里仍然有某种重要的一致性，他们都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置换为实力与文章乃至语言的关系，而鄙视那种夸夸其谈的议论，并在这两者的关系上得出否定性的结论。也许是这种思惟方式和文学气质上的一致性，促使木山教授将周氏兄弟的并行研究进一步拓展到给兄弟俩整个一生以巨大影响的章太炎那里，而有了那篇学术含量极高的论文《“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

三、“文革”后的中国旧体诗研究及其他。从以上的概述和回顾中我们已能大致看到，木山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以鲁迅为基点的，从这个基点扩展开去而及于周作人、章太炎，并由此触及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文学的整个历史。每项研究都具有开拓性和独自的学术追求，这已如上所述。一九九六年，木山教授借来北京日本学中心任职的机会，多方走访在京文人学者中热心旧体诗写作的名人，又广泛搜集各种版式(公开、自费出版，乃至私家版等)的旧诗集，展开了有关“文革”后出版的中国旧体诗的研究，这无疑又是一个全新的开拓性工作。我们知道，旧体诗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按照“五四”以来由西洋输入进来的现代文学观念，传统文学样式特别是作为其顶峰的诗词被排除在新文学史之外，亦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这个看似已经消亡了的文学旧形式却顽强地存在于文人作家乃至职业军人革命家的个人趣味领域，可谓僵而未死。八十年代以来公开自费出版的旧体诗集之多，不仅表现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并已对正统新文学观念构成了挑战。然而，我体会木山教授关注“文革”后的旧体诗，与其说单单在于这种文学样式异常的死灰复燃，不如说有更深刻的思想史原因。那就是要从另一个视角另一种学术方式，进入那个他不懈思索的孕育了鲁迅、周作人的现代中国历史，并对自己所曾经憧憬过的革命中国的复杂历程做出回顾和总结。一九九四年至二○○二年，木山教授共发表了十篇谈旧体诗的连载文章(其中涉及到聂甘弩、胡风、舒芜、杨宪益、黄苗子、荒芜、启功、郑超麟、李锐、杨帆、潘汉年、毛泽东等，本论文集仅选译了其中的四篇)，主要涉及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旧诗集，其中的诗作除一部分创作于四十年代的战争与革命时期，主要写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作者们基本上是历经人生坎坷，在一个世纪以来曲折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多遭凌辱的文人学者及革命家。正如连载时的总题“汉诗炼狱篇”所示，已经退居个人趣味领域的旧体诗却因作者们的人生经历之浓厚的政治性，而意外地负载了中国革命沉重丰富的历史内涵。考虑到古典诗词抒情言志的悠久传统，当代旧体诗与革命历史结不解之缘的这一现象也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木山教授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取以传记资料，历史回忆录证其诗的解诗法，而展开探索的。其中把焦点集中于诗与冤狱体验，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审查” 、“教育”、 “改造”等体制问题，体察诗人们的精神苦恼，心理变动，对革命的不懈追求与理想幻灭，并通过这种体察来理解百年来革命中国的历史经验，构成了旧诗谈的一个鲜明特色。

以上所概述的三个部分，是木山教授主要的关注领域，也粗略地显示了他大致的学术历程。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方面值得一提，一个是清末的“文学复古”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内在联系，以及向现代性转化过程中的、文学与语言变迁，特别是口语与书面语的离合转换关系，成为关注的一个焦点。另一个是对周氏兄弟故乡绍兴的风土民俗的注目。这些综合起来便形成了木山教授四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研究的整体风貌。

行文至此，我们该回到前面提出的“方法”问题上来了。如前所述，木山教授认为自己的中国研究并没有什么“方法”，不过是读书经验的记录。的确，我们在他的论文中看不到抽象的概念推演和宏大的理论预设或者自明的逻辑前提，他常常是在综合把握史料的基础上，单刀直入直逼对象的问题所在，即使在谈论《野草》里的诗与哲学那样的问题时，他亦有意绕开哲学概念而选择日常用语来描述自己的阅读体验。这对习惯了一百年来以西方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学术制度和话语叙事方式的现代学人来说，确实容易造成阅读障碍。也许，这便是他的文章“趋于晦涩”的一个原因。我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在翻译他的《〈野草〉论》时，不自觉地将其中有意使用的日常性用语转译成哲学式的表述，结果遭来他的不满。有人说他的文章充满魅力始终保持一种思想的紧张感，是别人所无法模仿的，原委也在于这个没有理论预设和先定前提吧。我体会这种魅力和紧张感还来自于他作文常常以一己的所有力量(思辩的、身体的)来与对象、与自己面对的历史较量，加之现实的人文关怀，在研究对象之间构成了一种思想张力。在思考他的“方法”之际，我脑海里不断浮现一个映象，这就是他在《诗之毛泽东现象》一文中，对《沁园春·雪》的所谓“帝王思想”做出自己的解释时的下面一段表述。他认为，现实中的毛泽东或许有“帝王思想”，但硬要把此拉扯到对旧体诗词的解释中去，往往会离谱的。正如后来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样，毛泽东《雪》借重的是诗之经验的直接性，其中的革命像最终并没有超出诗歌传统的这种类比范围。“实际上诗人在此是一边表演着与筛选好的帝王们的力之较量(摔跤)，一边在和历史相抗争。”这个“摔跤”的比喻实在太活龙活现了，我甚至想这说不定就是解读木山教授的“方法”的一把钥匙？一个研究者如果不想做四平八稳的“学术”文章，那么，就应该有强烈的主体参与，与研究对象或问题打成一片，像那个摔跤的比喻一样，追问到底。在这个追问的过程中保持研究主体与对象的对抗性紧张关系，这样，不仅能够激活历史中的那些与当下的现实失去了关联的思想资源，同时也不期然地回避了预设的理论和先定的前提，使自己的探索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更贴近对象的状态。实际上，木山教授在开始他的“学术”研究之初，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方法”问题，如第一篇论文中他这样谈到自己的“方法”∶“对《野草》的研究，方法可能有种种，如采取捕捉晦暗的深层心理或注重外在因素如以作家生活史、政治背景等为重点的研究方法。然而我在此将尝试沿着一个观察方向一直走到尽头。这个方法，我知道本来是一种偏于一端的研究操作，因此，我并未想为了说明‘这就是鲁迅’而选择最短的研究捷径。总之，在一个平面上疾走而过所留下的痕迹能够描绘出什么，这个什么即是目标”，又说“避开预设的体系去面对研究对象，这不过是因为我并没有什么体系，同时也是做出上述那样选择的结果”。我想，这种面对研究对象的姿态和进入历史的方式，正是使木山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研究有别于他人的关键所在。

那么，这种强烈的主体参与会不会有虚化历史、扭曲对象而走向绝对化(道德评价)方面去的危险呢？回答是肯定的。要避免这种危险就需要研究者对历史、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不断地进行相对化和历史化的处理。木山教授的“方法”的另一面特征也正在于此。我在前面概述他的学术历程时提到，为了避免将自己心目中所景仰的鲁迅绝对化、神圣化，他有意识地引入周作人以及周氏兄弟并行研究，甚至将此上推到兄弟俩共同的先生章太炎那里。与此同时，他还注意把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如周氏兄弟思想、感性上的一致性问题，文学革命中的“语言”(古文与白话、口语与书面语)问题，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以及与传统的关系问题等，或者说现代中国文学的某些重大“局面”(历史事件、场景)，放在复数的视角、不同的问题系列中反复地加以考察和参证(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这本论文集中的一些文章里常出现同一个课题，表面看似乎有重复之嫌，实际上是作者在多维视角中不断重提某些历史事件)。这也是将研究对象历史化、将历史对象化的一种做法。这样，可以有效地抑制那种追求透明性(本质主义、普遍性、绝对真理)的欲望。

总之，我不敢说自己已经悟到了木山教授的“治学方法”，但以上两点，即与历史和研究对象保持一种紧张感和思想张力；不断将自己的问题和“方法”历史化、相对化，大概是其主要特征吧，至少可以反映木山教授“治学方法”的某个侧面。至于他那一代日本学人的特殊人文情怀，我想引用伊藤虎丸在《〈鲁迅与日本人〉中译本后序》中下面一段话来窥其一斑。他说∶“回想起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和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我们战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出发点。当时，对于侵略战争的自我反省和中国革命的成功给我们的深刻冲击结合在一起，我们很想学习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尤其是很想跟鲁迅学习。”(《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这种“学习”精神无疑是推动那一代日本学人关注中国现代史，走近鲁迅的根本动力，也铸成了其学术研究的特殊人文色彩，而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国文学研究”。我想，这样的日本中国学的成就，包括本论文集的出版，不仅对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甚至对九十年代以来呼吁“学术规范”，反思现代学术史的中国学界也会有某种参考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