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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异凡:坐班房的院士

更新时间:2011-12-05 12:45:02
作者: 郑异凡  

  

  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亚·波格丹诺夫在中国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那时候毛泽东提倡读马列,特别是读原著,列宁的《唯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之简称)是干部的必读书之一,于是书中所批判的波格丹诺夫和他的“经验一元论”,以及什么“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等等原本只有哲学家的书斋中才会碰到的哲学流派,变成了各级干部、知识分子以至工人、农民都要学习和知晓的内容。波格丹诺夫一时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关于波格丹诺夫《列宁选集》中文版的人名索引中有几行字:“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一九○三年成为布尔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背离布尔什维克主义,领导召回派,是前进领导集团的领袖。在哲学上宣扬经验一元论。”

  然而走过复杂的人生道路的波格丹诺夫的一生,绝不是这几行字所能涵盖的。

  波格丹诺夫从一八九五年起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员和组织员。一九○三年加入布尔什维克,被选入多数派常务局,一九○四至一九○九年在党的第三、四、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积极投身一九○五年革命,是党中央在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九○五至一九○七年同克拉辛一起领导了布尔什维克军事技术小组,起草了大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宣言和传单。一九一○至一九一一年是“前进”集团成员,一些著名人物如波克罗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都是该集团的成员。一九○九年六月作为“前进派”分子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派,一九一一年同前进派决裂。一九一三年在《真理报》当编辑,一九一四年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机关报任职。在一九一七年又写出论战争和论革命的宣传文章和小册子。而后彻底退出政治舞台,从事文化和科学领域的工作。

  在十九世纪末登上俄国革命舞台的时候,波格丹诺夫是少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一八九七年莫斯科出版了他的《经济学简明教程》。列宁认为此书“是我国经济学著作中出色的作品”,论述问题多而广,并且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列宁特别称赞作者始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是这本书的“突出优点”。列宁和波格丹诺夫直接见面是在一九○四年,当时他们互相赠送了自己的著作:列宁送波格丹诺夫《进一步,退两步》,波格丹诺夫送列宁《经验一元论》,这也开始了他们之间在哲学问题上的分歧。不过两人达成默契,“大家不谈哲学,把哲学当作中立地带”,这使他们有可能在革命中共同贯彻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一九○六年波格丹诺夫同列宁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们一起住在芬兰的一个秘密别墅里。然而,哲学领域也是不可能长期处于中立状态的,争论还是无法避免。一九○八年列宁出版了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再加上波格丹诺夫的“前进派”活动,两人的关系从此决裂。

  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已经同波格丹诺夫没有直接的关系。二月革命后他开始从事另一种“创造”工作——鼓吹和实验“无产阶级文化”。十月革命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他辞谢了卢那察尔斯基要他到人民教育委员部工作的邀请。他也没有回到布尔什维克党内来。由于他在诸多领域的学术成就,于一九一八年当选为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他大力倡导“无产阶级文化”,进行理论论证,同时身体力行,创作体现“无产阶级文化”的作品。作为院士、莫斯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力图展示自己创造的“普遍组织起来的科学”对解决重大经济问题的作用,他的报告《有组织的科学和经济的计划性》对制定国民经济平衡模式确实发挥了作用,被认为是一个“显著的贡献”。

  一九二一年起波格丹诺夫脱离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完全投身于科研工作。一九二六年创办输血研究所。一九二八年,波在自身做输血实验而不幸牺牲。但这对他未必不是“幸事”,他还享受了某种哀荣。“鉴于波格丹诺夫对革命和科学的非常贡献”,政府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国家输血科学研究所。

  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后不久,著名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发表了一个回忆列宁的讲演,其中也谈及波格丹诺夫。按照他的说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坐第一把交椅的是马克思,然后是恩格斯,接下去是李卜克内西。列宁坐第一把交椅是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或者还要晚几个月才开始的。而波格丹诺夫曾被谑称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大管家”,是布尔什维克王国的“大宰相”。因为他一直呆在俄国并直接管事,而在一九○五年以前列宁侨居国外,因此那时候波格丹诺夫对党的政策的影响要比列宁大。所以波克罗夫斯基说,关于一九○九年的分裂,可以说这是列宁摆脱“波格丹诺夫专政”的一项举措。

  波克罗夫斯基回忆列宁的时候,列宁还没有被当作神供奉起来,因此还可以谈一些回忆者自己的真实想法。

  决裂之后,列宁对波格丹诺夫是很不欣赏的。他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军事共产主义”思想批评不多,有时还大加赞赏,但对书中使用波格丹诺夫的概念和术语却提出严厉批评。

  尽管如此,布哈林在一九二五年还是公开表示,他并不完全同意列宁对波格丹诺夫的评价,波格丹诺夫说的并不全是坏东西。在三十年代的清党报告中,布哈林承认自己受波格丹诺夫的影响甚深。他说:“他那不同寻常、非同一般的博学多识给我留下了印象。他是俄国也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学问的人之一。我一直读他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布哈林是当时苏联惟一敢于承认波格丹诺夫的天才,并且给以高度评价的人。

  不过,虽然波格丹诺夫宣布了“不问政治”,但政治还是不放过他,一九二三年坐班房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 上世纪九十年代俄国公布了一份关于一九二三年波格丹诺夫案件的解密档案,让我们有可能从中看到波格丹诺夫的某些不为人知的观点以及他对苏维埃政权建设所做的贡献。

  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俄共(布)内部出现了一个以青年人为主的“左倾”反对派——“工人真理”派。参加该派的大都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因出版《工人真理》杂志和《工人真理》小册子而得名。他们认为,俄国革命已经以工人阶级遭到彻底失败而告终,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复活”,官僚和耐普曼已构成新的资产阶级。农民中的经济分化正在加深。工人在政治上受奴役,经济上受剥削。苏维埃国家是“资本利益的代表”。共产党执政后,成了国家机关的组织者和领导人的党,失去了同无产阶级的联系。他们号召最大限度地分化俄国共产党。可以看出,这是些对革命抱着理想主义情绪的激进青年,其实那时对新经济政策不满的大有人在,他们只不过是这种情绪的表达者。一九二三年秋其大部分成员被开除出党并被逮捕。波格丹诺夫被看作是该派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袖,因此也在九月八日被捕受审。在关押期间,这位院士写了好几份署名“被捕的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的辩护材料。最后因查无实据,这位坐了一个多月班房的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获释。

  波格丹诺夫的被捕是国家安全机关介入党内分歧的结果。本来像“工人真理”这样的派别是俄共党内的一个持左的激进观点的流派,属思想斗争的范畴,但是国家安全机关却直接介入了问题的处理。这样一来,科学院院士、原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领导人波格丹诺夫被捕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做法在二十年代初还是个别现象,到了三十年代就成了惯例。觉察到这种做法的危险性,一九二三年秋托洛茨基曾经就此提出抗议,但无成效。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成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管了流放、逮捕、搜查和调查等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权力越来越大,一九二三年以后它的任务还包括书报检查、审查话剧和电影,管理边境地区。在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中,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手,共同对付反对派。

  波格丹诺夫关于军事共产主义的论述非常有意思。关于“军事共产主义”的用语,一般只知道这是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在总结历史教训时事后提出的。实际上,早在十月革命之初波格丹诺夫就使用这一用语了。

  就现在所看到的材料判断,波格丹诺夫至少是最先提出“军事共产主义”说法的人物之一。大约在一九一七年底,他就指出过,布尔什维克能够建立的“不是社会主义,而仅仅是军事共产主义”。

  苏俄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在国内战争的逼迫下采取的应急措施,它的起源要早于国内战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交战各国都逐步实行统制经济,把全国的生产和分配集中到国家手中,全国成为统一的大军营。所有的工厂企业都按照国家的订货安排生产,其产品也由国家统一调配。不仅是军队,而且其家属以至一般居民的生活都由国家统一安排。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消失了,实行了“计划经济”。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一些社会主义者就曾把这种制度叫做 “军事社会主义”或“战时社会主义”。

  波格丹诺夫对这个进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提出了“军事共产主义”的概念。一九一八年初他写了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程》,其中的“社会主义问题”一章专门以“军事共产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为题进行了论述。按照波格丹诺夫的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共产主义”是从军队逐步向地方推行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和在战时,都是一种庞大的“消费公社”。他们靠国家供养,有计划地分配从生产部门取得的产品,均等地消费这些产品,然而他们不参加生产。这种“公社”或“共产主义”主要存在于军队的基层,士兵们住在大军营,吃大锅饭,领取公家配给的服装和装备,可以名之为“消费共产主义”。到了战时这种“消费共产主义逐渐推广到社会的其他领域”。

  这样就产生了现代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组织,就其起源和客观意义而言,完全类似于被围困城市所建立的组织。其出发点及其发展的形式的基础是军事消费共产主义;其动力是社会经济的不断破坏;其组织方法是通过专制的强制办法实施的定额和限制。

  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军事共产主义”并不一定会随战争的结束而结束。由于战争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在战后阶段生产体系所能提供的产品的数量还要暂时减少,因此,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还会加强。

  就俄国而言,俄国革命是在非常特殊的各种条件的配合下发生的。俄国革命不能自生自长,其整个进程取决于世界局势。假如形势要求建立军事共产主义,而由于统治阶级文化水平低下和历史准备不足,不能采取最低限度的共产主义措施,那么下层劳动者就会联合成共产主义联盟并把它们推翻。这种例子在巴黎公社和俄国二月革命后已经看到了。

  在俄国,这个联盟最初是工兵联盟。文化水平很低的士兵很容易追随共产主义口号,因为军队本来就是个庞大的消费公社。这个联盟打垮并推翻了不够“文明”的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缺乏组织训练,不能也不愿干需要做的事情,如停止战争,调节生产和分配,给农民以土地。于是就出现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十月革命。联盟的代表是俄共。它的组织是苏维埃政权。联盟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但因此它也不得不实施军事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经济制度,它是特定条件下的临时的社会经济形式。这种条件一旦消失,就转入了新经济政策。

  波格丹诺夫预言,实行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不会再搞军事共产主义,如果面临一场新的战争、武装干涉和封锁,就可能有必要再搞一次军事共产主义。不幸而言中,二十年代末斯大林在粮食收购困难的情况下发动了对农民的战争,实质上又恢复了被废除的军事共产主义。至于卫国战争期间所实施的措施那就不必说了。

  从一九一八年起,布尔什维克党大体上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实施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并且正是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的当口,军事共产主义反而进入了高潮,免费供应和免费服务大量增加,把军事管理的方法扩大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如交通运输部门,扩大使用劳动军等等。布尔什维克党所实施的这一切,按照波格丹诺夫的说法实际上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布尔什维克党却把它看作是“共产主义”措施,看作是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捷径。波格丹诺夫指出,“社会主义首先是新型的合作社——合作的生产组织;而军事共产主义首先是社会消费的特殊形式。不应混为一谈”。 军事共产主义同私人占有形式的尖锐矛盾造成一种海市蜃楼,其中社会主义的模糊雏形被当成了社会主义的实现。

  波格丹诺夫当时没有卷入迫切的现实政治,没有必要去直接解决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各种具体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难题。他“脱离政治”,是个旁观者。布尔什维克走过整整三年的弯路才看清才觉悟的东西,遭遇“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才认识到的东西,站在一旁的波格丹诺夫早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就看到了,并且较为系统地进行了论述。

  十月革命之后,整个俄国都处于世界革命的狂热之中,党的许多领导人认为世界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但波格丹诺夫冷静地断言,已经开始的世界革命不是社会范畴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它不直接导致社会主义的实现。社会主义是遥远的理想,而不是现实行动的纲领。

  波格丹诺夫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被捕后获释,但对他的攻击并没有停止。

  他相信,历史会授予他“最高勋章”:

  我将高傲地接受那个最高勋章,这种“勋章”在几个世纪里只奖给了少数几个人。在我之前得到这种勋章的是这样一些人:伽利略,天主教世界给了他勋章;罗伯特·迈耶尔(德国自然科学家、医生。第一个提出能量守恒定律,并从理论上计算出热的机械当量,但长期得不到承认),市民世界给了他勋章。而我大概会从社会那里得到这种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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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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