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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文学是关乎人心、解释灵魂的——“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演讲(一)

更新时间:2011-12-05 10:22:11
作者: 谢有顺  

  为什么会分裂呢?文化上出了问题:

  西方来的文化冲击自己的生命,而自己的生命自种族来看又是自黄帝、尧、舜来的中华民族的底子。这种中华民族的生命底子不一定能与西方来的观念相协调,而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又非得接受西方的观念不可。结果,是把自己的生命横撑竖架,和五马分尸一样。

  说得一针见血。的确,社会再怎样变革,中国人的文化底子改不了,而且中国文化扎根于世情和人性之中,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你只要在这种生活中,就会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一个再先锋、再反叛的人,到一定时候,他又得重新回来正视这种文化和他自身的关系的。我说的是一个文化现实,坚硬却真实的现实。你是不是意识到了,这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你的写作,一定无法摆脱这个文化现实对你的影响。这应该成为今天的文学写作的大背景,成为写作的精神基点。文学是关乎人心、解释灵魂的,如果仅仅用来评一个职称,二级作家或一级作家,意义不大。你们对文学应该怀着更大的抱负,更宽广的视野,并与世界建立起更深遂的对话关系,这样,才能找到写作原初的价值。否则,在广东这种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写作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是微乎其微的,你根本没必要苦苦地在文学里挣扎。

  我为什么要提到上述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不否认,我们来到了一片废墟,但我想说的是,废墟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开始苏醒了,有一些东西正在复活,还有一些东西正被重新聚拢起来,而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的先声,理应对此有所察觉。一个时代的变化,往往是通过文学的变化来预告的。钱穆先生在《读诗》一文中说:

  中国要有新文化,一定要有新文学。文学开新,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必先从文学起。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也必从文学起。

  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发表的很多作品,现在看来,都有先声的意义,这就在于当时的一些人,已经率先感受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同时也写出了新时代来临前的真实感受。我现在读一九二六年鲁迅写的《影的告别》,仍然觉得鲁迅如同二十世纪的中国先知: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鲁迅很早就有关于革命“混有污秽和血”、“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要作“韧战”准备的忠告, 这些,都是一个文学家对要来的世界的一种预感,现在看来,鲁迅是有先见的。又比如《红楼梦》,也对那个时代具有预知能力,成了那个时代的先声。曹雪芹在清王朝还未衰败的时候,就已看出了一个王朝面临衰败的悲怆。《红楼梦》在实感层面是很实的,但在大的写作意象、精神追求上,它又是务虚的。热闹、繁华的生活后面,曹雪芹所传达的其实一种悲凉、哀伤的情怀。树倒猢孙散,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红楼梦》的精神底子是悲凉的,洋溢着一种无可挽回的衰败,这是作家的心灵触觉先行一步所看到的结果,是它,成就了《红楼梦》的大境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伟大的写作传统,它是深深扎根于自己的时代、并深刻地见证人心细微的变化的。你们愿意使自己的写作和这个伟大的传统发生关系吗?如果你对自己的写作是郑重的,你就必须认真研究、调查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人心万象,你必须对你所写的相当熟悉,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写作理由。真正重要的写作,是需要理由的。我为什么写作?每个作家都需要接受这样的追问。追问会使一个人深刻,追问也会使写作变得郑重。中外有很多的作家,谈到自己为什么写作时,往往王顾左右而言他,比如,博尔赫斯说,他的写作只是为了“消磨时光”,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写作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更喜欢我”,阎连科说,我目前写作的理由是为了“抵抗恐惧”,王小波说,他的写作理由是,“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在每个严肃的作家心中,都会有一个问题在折磨着他,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写作?我的写作究竟有什么价值?尽管每个人都有写作的权利,但并不是每一种写作都是有价值的。有些作家,自己花一些钱,将自己的文字印个五百本或一千本,然后辛辛苦苦地从邮局寄出去,但你找到了自己在文学上的知己了吗?你的文字到达过一个人的心里并使之感动了吗?

  美国诗人埃米莉·狄更生有一段著名的诗句说:“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我便没有白活一场;/假如我能消除一个人的痛苦,/或者平息一个人的悲伤,/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重新回到它的巢中,/我便没有虚度此生。”这话同样适合用来描述文学写作。如果你的写作没有影响到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心灵,甚至没有影响到哪怕跟自己最亲近的那个人的心灵,这样的写作有什么价值?你又如何说服自己继续写下去?我每次读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的传记,就在想,他为什么要在临死前交待他的好友克罗德将他所有的作品付之一炬?这意味着卡夫卡对自己的写作,一定面临着一个根本的质疑,那就是——我所写的究竟是不是我想说的?我说的究竟有没有意义?这并不是卡夫卡在临死前的突发奇想,这个问题一定是在一开始就深深地折磨着他,惟有如此,他才能写出具有深遂精神先见的作品。鲁迅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遗嘱中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话同样蕴含着他对文学、美术的深刻怀疑——没有这样的怀疑,鲁迅就不会对这个世界充满绝望了。

  这大概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文学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在哪里?一个作家写作的理由是什么?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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