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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岩:走在两条轨道上的博物馆

更新时间:2011-12-03 10:41:33
作者: 葛岩  

  

  我曾先后在美国两家博物馆任职。基于工作中的一些观察和体会,我试图描述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里,博物馆这类文化机构如何为自己定位,政府和民间两条轨道的赞助系统怎样支持博物馆的运行。

  

  所有权和经营定位

  

  美国大约有四到五千家博物馆。大者如华盛顿的史密森尼机构,收藏涵盖艺术、历史、航天等多个领域,占据国会山旁的国之重地;小者可能只是在镇子上开了一个房间,收藏些地方工艺品。内容规模各异的博物馆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我曾任职的伯明翰艺术博物馆是市政府属下的公立中型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则是私立大型博物馆。所有权上的有公有私是所谓“双轨制”的第一层含义。

  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博物馆在美国定位为“非赢利机构”。生活中的许多产品和服务都不是为了赢利。有的东西,其性质使之难以赢利,比如灯塔,收费就是个不易克服的问题。有的则是不打算赢利,比如教会,赢利与其使命相抵触。博物馆所提供的服务是收藏历史上的作品,把文明进程用浓缩形式陈列出来,如此,可以唤起对于人类、民族、地区的认同感,对社会发展起到些积极的作用。因此,博物馆本是社会为长远目标所做的投资。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对于在未来才能有收益的事情,以赢利为目标的企业常常做得不太好。 打个比方,如果把传说中黄帝的陵墓交给企业经营,别的不说,光是“文革”十年,企业就会赔得不堪,早早关门大吉。可黄帝陵有它的用处。没了它,今天,全球华人便缺了一个将民族意志仪式化的场所。这种为长程利益的投资,政府需要介入。

  政府介入还有第二个理由。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叫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有两大特征:它不随个别消费者的使用而消耗;它一旦出现,无论参与购买与否,许多人都可能使用。典型的例子是冬天的扫雪服务。假定是老张出钱雇的扫雪车,他有权享受服务,于是从干净安全的街道上走过。邻居老李、老王没有参与购买,但没人能因此禁止他们通行。这类服务为社会所需要,但投入和收益之间缺少保证关系,企业不会乐意经营,需要政府介入。博物馆是文物收藏的集中地。收藏本身不一定是公共产品,东西到了私人藏家手里,对别人几乎不再有使用价值,起码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此。当收藏目的是为大量非拥有者观赏时,收藏就有了公共产品的性质:它既不会因为归了博物馆而消耗,也不会排斥公众享用。这是政府介入博物馆领域的又一个理由。

  为了支持博物馆非赢利的定位,美国政府提供财务政策上的优惠。比如,博物馆收到的捐款不必交税。又如,许多博物馆有商店,多数州法允许这些商店免交或少交营业税。再如,地产税是地方政府主要的税收来源之一,不少博物馆位居城中重地,其地产税都会打折扣甚至完全减免。当然,政府给你好处便会要你服从限制。限制包括经营地点,交易内容,甚至从业人员收入。多年前,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想在洛克菲勒中心开礼品商店,为此,它需要得到政府的特殊批准,因为经营地点在博物馆外。当该馆试图在纽约之外的俄亥俄州再开一分店时,竟在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我自己也亲身体验过类似的情况——我在费城艺术博物馆时,亚洲馆想卖掉一件多年前某善主捐赠的藏品,以便购买件更好的。为此,我们必须向董事会报告,详细说明获得的款项将怎样使用。史密森尼收藏精良,优越的地理位置常使那里观者如潮,是创收的良机,但史密森尼下属博物馆一律免费参观。原因很简单,史密森

  尼是联邦政府机构,由纳税人支持,该向百姓提供免费服务。

  

  资金来源

  

  政府的优惠政策并不能解决经费问题,博物馆必须自己找经费。经费来源包括政府和民间两种,这是“双轨制”的第二层意思。

  以伯明翰艺术博物馆为例,由于是市府属下的机构,其建筑归市政府所有和维护。大约六十名雇员中,一部分算是政府雇员,亚洲馆馆长便是这样一类职位,另一些,如我所任的亚洲馆助理馆长的位子,则是由私人资金支持的。费城艺术博物馆是私立机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雇员四百余人。费城馆是座气派十足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为上世纪初的世界博览会而建。事后,市府决定把建筑用做博物馆,请当地贤达讨论如何共襄盛举。政府许诺允许无偿使用建筑,贤达们捐了最初的一笔资金,博物馆于是开始运行。作为私立博物馆,费城馆的人事、日常业务开支自行解决。建筑是政府的,故日常维护、保卫由政府负担。

  有了人力和物业管理的资金,博物馆还必须解决日常业务活动资金,包括办展览,购买藏品,维护藏品等等。美国博物馆获得资金的渠道多样,大体分为专为特定博物馆建立的基金、政府基金、馆外民间基金、地方政府特殊拨款、私人捐献、公司赞助以及博物馆内一些销售/服务的收入。

  历史久的美国博物馆都有一些专属于该馆的基金,通常来自个人或家族的捐赠。一些是捐给博物馆的,一些则进一步说明是捐给博物馆中的某个分馆的。这些基金中,有一些附加了更具体的使用要求,比如只能用于购买印象派绘画或日本瓷器,只能为还活着的艺术家办展览等等,博物馆使用基金时需遵守相关要求。也有些基金是用来设立职位的。比如,史密斯夫妇可以设立一个基金用来付亚洲馆馆长的工资,作为报答,馆方会将该职位冠以史家的姓氏。除了专属于某博物馆的基金之外,美国还有一些馆外私人基金支持文化艺术事业。例如设在洛杉矶的盖提基金会,它专注于人类文化遗产的维护工作,每年提供数百万美元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文物维修和保护。民间的捐款也可能来自私营企业,通常是大公司。我有几个朋友在大制药厂和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做事,在纽约时,我们会一起去博物馆,他们只需展示工作证就长驱直入。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公司赞助了博物馆,投桃报李,博物馆允许这些公司的雇员免费参观。

  上述民间捐赠之外,政府是博物馆业务活动资金的另一个来源。美国没有我们的文化部这样对文化加以行政管理的机构。它有的是一个国家艺术基金会,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来管文化,而是通过资金发放来影响文化。该基金会每年从国会得到一定预算,审查个人和机构的申请报告,决定什么项目可以得到资金支持。除了联邦政府,各州甚至城市政府也会有一些官方艺术基金,但这些基金通常数目不大。在文化艺术专用资金之外,政府还可能通过其他渠道来支持博物馆。例如,美国博物馆非常注意吸引少年儿童来参观。孩子们参观不但免费,且配有专门的讲解员。这些措施表现出对孩子的爱心,也包含了经济企图。比之政府的文化艺术部门,教育部门拥有大得多的预算;大量的中小学生参观者可以证明博物馆对社区的贡献,是争取教育部门拨款的理由。再如,伯明翰艺术博物馆办兵马俑展览时,馆方反复游说当局,张扬兵马俑的意义,强调展览将给伯市形象带来正面影响。市府于是慷慨解囊。又如,我离开费城艺术博物馆后不到一年,该馆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塞尚展览。一时间当地旅馆纷纷爆满,展览一票难求。为看展览,我专程赶去费城,竟也弄不到一张门票。好在警卫多熟人,念旧放我进去。一位同样从外地赶来的艺术史教授,因无后门可走,落得败兴而返。为了这个展览,费城市府提供了特别资金。可见博物馆如能为当地制造某种文化事件,闹得满城争说,政府便会签署支票。

  在民间和政府之外,博物馆自身资源的经营亦是一类资金来源。博物馆内会分出一些地方为餐饮之用,有中高档饭店,也有小吃部。博物馆的建筑通常风格高雅、地点重要,餐饮处除了供参观者使用,企业也会来举办酒会。博物馆另一经营项目是礼品商店和书店。观众刚看完展览,置身在文化气氛之中,容易动念购买纪念品、书籍和招贴画。另外,博物馆办展览时常彼此租用藏品,租方为此要付可观的租金。大型博物馆都有文物修复部门,除了维护馆里的藏品外,其他机构甚至个人也会要求协助修复其藏品。凡此种种服务,都会是博物馆资金的来源。

  

  赞助系统

  

  想要让资金源源不断,博物馆必须有一个赞助组织系统。美国博物馆的资金赞助系统有“明”、“暗”两部分。民间在明处,政府在暗处,又是一类“双轨制”。

  民间赞助组织最常见的形式是所谓“朋友圈”、“馆员组织”和“义工组织”。“朋友圈”中人,少则捐千元,多则数万。根据善款多少,捐赠人可以加入董事会朋友圈、总馆长朋友圈或分馆长朋友圈。博物馆向这些“圈中人”发送馆务新闻,有事会征求他们的建议,有了难处,请他们解囊相助。“馆员组织”可以用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制来打比方——你选择一个健身计划,交数目不大的会费,就可以使用计划所提供的设备和服务,并按年缴费。同样,新年伊始,博物馆会给“馆员组织”的成员发信,呼吁他们继续支持博物馆,并通知他们明年将有何等不同凡响的展览和活动。“馆员组织”收费标准远远低于“朋友圈”,但仍可以为博物馆带来一些收入。通常,“义工组织”人数众多,博物馆中的售票员、解说员、礼品店服务员多由义工担任。义工不但节省了博物馆的人工开支,也是连接博物馆和社区资源的纽带。举个例子,费城艺术博物馆的亚洲馆有位义工,是一位名律师的妻子。她每周来做些档案整理一类的活。由于其家族在费城地位显赫,她广泛的社会联系为亚洲馆带来许多好处。一次,市场上有件韩国青瓷瓶,我们志在必得,但差数千元经费。给财务部门打了几通电话也没能解决问题。到快下班时,义工女士看我们成功无期,便慷慨地开出一张支票。

  论及上述种种赞助组织,难免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许多人要替博物馆工作,向博物馆捐赠?我猜想,赞助参与者的动机首先是文化的,其次是经济的。而这两个层面的动机都应该符合他们的利益。

  捐赠是一类文化习俗,一旦形成,便可能有某种强制性。举个例子,我的一个堂弟在亚利桑那州结婚。时在纽约的我想不出该买什么礼物,于是,寄去张一百美元的支票,让他自己买件东西做纪念。开支票的时候,一位多年前从福建偷渡来美的朋友正好在场。当知道了支票的用途后,该朋友大不以为然。据他说,在纽约的福建人社区中,遇到亲戚结婚,甚至那些刚刚来美,欠下数万美元偷渡债的人,也不敢只捐一百美元。“像堂兄弟这样的近亲,结婚应该给五百到八百美元,生孩子可以给三百上下。”问及如果捐不了那么多会怎么样,答曰:“那就很难做人了。”从这个例子中可读出两个显性陈述和两个隐性(暗示)陈述:

  显性陈述:第一,捐赠可能是强制性的或有一定的强制性,否则债务在身的人不会捐赠;第二,捐赠规模与捐赠的场合(结婚或生孩子)相关,也和捐赠者和受捐者的联系方式(堂弟,或血缘上远些的亲戚,如表弟)相关。

  隐性陈述:第一,捐赠的规模和经济能力有关(有偷渡债务者可以少捐一些);第二,如果不按习俗捐赠,可能会有负面后果。

  朋友没有解释“很难做人”具体意味着什么。推想是说丢了面子,疏远了与其他社区成员的关系,损害了当事人的社会地位。了解在纽约地区拥众数十万的福建社区的人都该知道,他们大部分人没有受过教育,其生活高度依赖于亲戚老乡构成的社区。初到美国,要靠亲友教授技能、介绍工作才能生存。安定后,开餐馆、杂货铺、洗衣房,亲友又几乎是惟一的融资渠道。因此,遵守文化习俗,建立社区认同感对每个成员的生计都十分重要。

  上述例子提供了一个解释博物馆赞助组织形成机制的角度。捐赠在美国社会被广为认同。每年大学校园里的献血人群,圣诞节街头救世军募捐者的笑脸,竞选季节高速公路边义工挥舞的竞选人名牌,都会给初到美国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社会习俗必定和美国的历史及宗教传统有关。虽然,其渊源非本文所能讨论,但可以相信,捐赠在美国社会里是获得尊重的必要的行为。在伯明翰时,博物馆的亚洲收藏主要靠一个叫做“亚洲艺术协会”的组织支持。当头的是一位企业的老板。我和他接触颇多,觉得他对亚洲艺术的了解仅仅止于喜欢而已。我问过我的上司,什么原因令他为亚洲馆付出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答曰:“因为他是社区领袖。”如果套用对纽约福建人捐赠习俗的分析,或可以说,对有不同经济能力,与社区有着不同关系(领袖,有影响者,一般成员)的成员,社区对他们在不同场合(如人道,文化,教育等)的捐赠行为有不同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期待。想做社区领袖,理应按规矩出牌。

  无法了解成为社区领袖可以给那位老板带来何种经济利益,推想他和他的家族至少会因此获得某种文化意义上的满足。还可以推想,在他所属的社区里,对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是获得领袖地位所需的一类功课。事实上,传统中国的绅士阶层也扮演过类似的角色。以血缘/乡亲为基础的社区的公益事业,如办学,修桥补路,建祠堂,常常是这个阶层的义举,也是他们换取尊重和地位所付出的代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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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0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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