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回到“婴儿状态”——读沈从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54 次 更新时间:2011-12-01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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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 (进入专栏)  

沈从文似乎很可笑。当年胡也频与丁玲吵闹得一塌糊涂,他竟横竖看不出有了个“第三者”(冯雪峰)“插足”,还自以为是,传授秘诀似的向胡也频讲什么夫妻生活的小科学。初恋时,他向恋人频频献上赶制的旧诗,即便是小城被土匪围困空中飞着流弹,他也不能放下这种事情,而那个恋人的弟弟在他昏头昏脑的恋爱季节,巧妙地弄去他不少钱,他竟然迟迟不能发觉。他第一次上讲台,竟然十分钟发懵,说不出一句话来。勉强讲了一阵又终于无话可说,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在向他的学生张兆和求爱时,他竟然对他的教员身份毫无顾忌,正处懵懂的张兆和把他的信交给了校长胡适,他也未能放弃他的追求……面对这些故事,我觉得沈从文是个呆子,是个孩子。

初读他的小说时,最使我着迷的,就是它的那份呆劲和孩子的单纯。近来读沈从文的文论,觉得他的一句话,为我们说出一句可概括他之小说艺术的最恰当的术语来:“我到北京城将近六十年,生命已濒于衰老迟暮,情绪却始终若停顿在一种婴儿状态中。”这“婴儿状态”四字逼真而传神,真是不错。

婴儿状态是人的原生状态。它尚未被污浊的世俗所浸染。与那烂熟的成年状态相比,它更多一些朴质无华的天性,更多一些可爱的稚拙和迷人的纯情。当一个婴儿用了他清澈的目光看这个世界时,他必定要省略掉复杂、丑陋、仇恨、恶毒、心术、计谋、倾轧、尔虞我诈……而在目光里剩下的,只是一个蓝晶晶的世界,这个世界十分的清明,充满温馨。与如今的“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这路作品的全部心思是用在揭示与夸大世界的卑鄙与无耻、阴暗与凶残、肮脏与下作上的)相比较,沈从文小说的婴儿状态便像一颗水晶在动人地闪烁着。沈从文写道,这是一个“安静和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有一副好脾气,好心肠,很少横眉怒对,剑拔弩张,绝无“一个个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啄了我,我啄了你”的紧张与恐怖。“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而“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你这个?!’”老船夫请人喝酒,能把酒葫芦喝丢了。这边地即便是做妓女的,都“永远那么深厚”、“守信自约”。早在《边城》发表时,就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可是,我们想过没有,一个婴儿的真实与一个成年人的真实能一致吗?成年人看到的是恶,婴儿看到的是善,但都是看到的,都是真实的。孩子的善良,会使他去帮助一个卖掉他的人贩子数钱,这还有假吗?这婴儿的目光,注定了他要少看到许多,又要多看到许多(有一些,是婴儿状态下的心灵所希望、所幻化出的,婴儿的特性之一便是充满稚气的如诗如梦的幻想)。

婴儿的目光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人类的婴儿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已经沦丧了。沈从文喜欢这个阶段,这种心情竟然到了在谈论城里的公鸡与乡村(沈从文的“乡村”实际是人类的婴儿阶段)的公鸡时,都偏执地认为城里的公鸡不及乡下的公鸡。

抓住了“婴儿状态”这一点,我们就能很自然地理解沈从文为什么喜欢写那些孩子气的、尚未成熟的(他似乎不太喜欢成熟)小女人。萧萧(《萧萧》)、三三(《三三》)、翠翠(《边城》)……写起这些形象来,沈从文一往情深,并且得心应手(沈从文的小说人物参差不齐,一些小说中的人物很无神气)。这些小女人,为完成沈从文的社会理想与艺术情趣,起了极大的作用。当我们说沈从文是一个具有特色的小说家时,是断然离不开这些小女人给我们造成的那种非同寻常的印象的──我们一提到沈从文的小说,马上想起的就是萧萧、三三、翠翠。这些情窦欲开未开的小女人,皆有纯真、乖巧、心绪朦胧、让人怜爱之特性。最使人印象深刻的自然还是那股孩子气──女孩儿家的孩子气。《边城》等将这些孩子气写来又写去。

这些女孩儿似乎永远也不会成为成熟的妇人。她们将那份可爱的孩子气显示于与亲人之间,显示于与外人之间,或显示于与自然之间。她们令人难以忘怀之处,就在于她们是女人,却又是未长成的女人──孩子──女孩子。女性是可爱的,尚未成熟的带着婴儿气息的女性更是可爱的。因为,她们通体流露着人心所向往所喜欢的温柔、天真与纯情。她们之不成熟,她们之婴儿气息,还抑制了我们的邪恶欲念。世界仿佛因有了她们,也变得宁静了许多,圣洁了许多。

沈从文的婴儿状态,使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女孩儿。她们在沈从文小说中的存在,将“婴儿状态”这样一个题目显示于我们,令我们去做。

话题要转到柔情上来,那些女孩儿,都是些柔情的女孩儿。但沈从文未将这份柔情仅仅用在女孩儿的身上。柔情含在他的整个处世态度之中,含在作品的一切关系之中。因此,我把在上一部分中该说的柔情分离出来,放到这一部分里一并来说。

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的文章。文中说道:“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他所写的故事,也多数是水边的故事。他最满意的文章是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的文章。他说:“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沈从文爱水,而水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具有柔性(遇圆则圆,遇方则方,顺其自然。故老子用水来比喻最高的品质:上德若水)。这水上的人与事,便也都有了水一般的柔情。一部《边城》,把这柔情足足体现出来的,自然是翠翠: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翠翠对老船夫的昵近,与水与船与一草一木的亲切,一举一动,都显出一番柔情来。一段对狗的小小批评,都能使我们将一种柔情极舒服地领略:

翠翠带点儿嗔恼的跺脚嚷着:“狗,狗,你狂什么?还有事情做,你就跑呀!”于是这黄狗赶快跑回船上来,且依然满船闻嗅不已。翠翠说:“这算什么轻狂举动!跟谁学得的!还不好好蹲到那边去!”

在沈从文这里,柔情是一种最高贵也最高雅的情感。他用最细腻的心灵体味着它,又用最出神的笔墨将它写出,让我们一起去感应,去享受。这种情感导致了三三、翠翠以及翠翠的母亲这样一些女性形象。这些形象,都不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如痴如醉的爱,而只能产生怜爱。

对这种情感的认定,自然会使沈从文放弃“热情的自炫”,而对一切采取“安详的注意”。翠翠她们的柔情似水,来自于沈从文观察之时的平静如水。他用了一种不焦躁、不张狂、不亢奋的目光去看那个世界──世界不再那么糟糕那么坏了。“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雨,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落落落落嘘’啭着它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又好像明白这是半夜,不应当那么吵闹,便仍然闭着小小的眼睛安睡了”……自然界如此幽静迷人,人世间也非充斥着恶声恶气,人们互助着,各自尽着一份人的情义。

表现在语言上,沈从文去掉了喧嚣的词藻,去掉了色彩强烈的句子,只求“言语的亲切”。那些看来不用心修饰而却又是很考究的句子,以自然为最高修辞原则,以恬静之美为最高美学风范,构成了沈从文的叙事风格。这语言的神韵倾倒了八十年代一批年轻小说家。

这份柔情是浪漫主义的。人们一般不会将《边城》一类的作品当浪漫主义的作品来读。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浪漫主义是热烈浓艳、情感奔放的,殊不知还有一种淡雅的浪漫主义。前种浪漫主义倾注于浓烈的情感(爱得要死,恨得要命),而后一种浪漫主义则喜欢淡然写出一份柔情。不管是哪一种,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理想化,都要对现实进行过滤或裁剪,或根据心的幻想去营造一个世界。这边城或者没有,或者有过,但已消失在遥远的昨天了。

说了“婴儿状态”与“柔情”的话题,一个疑问也便出现了:这沈从文亲眼目睹了“人头如山,血流成河”的屠杀场面以及诸多丑恶的人与事,他一生坎坷,常在贫困流浪之窘境中,且又不时被小人戏弄与中伤,是是非非,在人际之间行走如履薄冰……这世界呈现于他的分明是暴虐,是凶残,是种种令人所不齿的勾当,而他却何以总是处在婴儿状态之中,又何以将世界看得如此柔情动人?他的沉重呢?他的大悲与慨叹呢?因为沈从文不能被准确地理解,早在当年就遭到人的质疑。

沈从文也没得遗忘症,怎么能忘掉这一切?我们何以不能换一种思路去追究一下?他并非遗忘,而只是不说而已(“文革”之后,当一些人不免夸大地向人诉说他的遭遇时,他就很少去向人诉说这场苦难)。他在《丈夫》中曾概括过一个水保:“但一上年纪,世界成天变,变来变去这人有了钱,成过家,喝过酒,生儿育女,生活安舒,慢慢的转成一个平和正直的人了。”这段话实际上说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经历过了,便会起一种精神上的转折。沈从文将这世界看多了,便也变得心胸豁达,去尽了火气。他不再会大惊小怪了,能用冷静的目光看待一切了。他已完成了一个从婴儿状态过渡到成人状态、又过渡到婴儿状态(当然不是原先的婴儿状态)的过程。这种不成熟,实际上是一种超出成熟的成熟。“仁者爱山,智者乐水。”那如水的品质,是智者的品质。谁要以为沈从文是个呆子,那他可才是个呆子。他的一生,曾被人理解为软弱,其实并非是软弱,而是一片参透世界、达观而又淡泊的心境。所以,沈从文才说:“但是我为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大智若愚,他的呆,已是进入了一种高境界的呆。

对于他对柔情的偏爱,我们何不做这样的解释:世界既日益缺少这些,文学何不给人们创造这些?与其将文学当成杠杆、火炬、炸药去轰毁一个世界,倒不如将文学当成驿站、港湾、锚地去构筑一个世界。

再说了,沈从文的所谓遗忘,也仅仅是表面的。他深深感受到的东西,竟如刻骨铭心一般并且顽强地渗透在他的《边城》等作品之中。他对那些不能真正体味他作品的“城里人”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他的作品背后有着极现实又极恒定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一些人生的基本形式和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比如说隔膜,沈从文小说的表面生活是平和的、温情脉脉的(《边城》始终处在一派淳朴之气中)。然而这淳朴之气下面,却是深深的隔膜(几乎是“存在主义”的隔膜)。顺顺与二老的隔膜,二老与大老的隔膜,二老与翠翠的隔膜,二老与老船夫的隔膜,老船夫与顺顺的隔膜,老船夫与翠翠的隔膜,翠翠与整个世界的隔膜(甚至对她自己都有隔膜)……注定了一切都将在悲剧中了结(一种比啼哭与嚎叫深刻得多的悲剧)。沈从文以为朱光潜先生对他所做的断语最在本质上:深心里,是个孤独者。这种孤独感散发在《边城》的字里行间。《边城》——这“边”字,就有了一丝孤独。作品一开头:“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这孤独便又深了点。那独立山头的白塔,那类似于“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渡口景象,那一幅幅黄昏与夜晚的凄清幽远的景色……无一莫把孤独托现出来。作品最后,是一个无底的企盼(张德蒂的雕塑《边城》以翠翠的盼望做画面,极传《边城》之神),回顾了这一切,谁还能说沈从文轻呢?

但,沈从文对我们目力所及的世界确实做了淡化处理。他省略掉或虚写了一般意义上的灾难与痛苦,每写到这些地方都是轻描淡写地交代一下,一滑而过,从不滞留于这些地方,更不铺陈其事,做煽情的把戏。对此,我更愿从艺术上来做分析。

我以为艺术——至少有一路艺术,必须对生活进行降格处理。当生活中的人处在悲苦中时,艺术中的人却只应该处于忧伤中。在生活中,这个人可号啕,而在艺术中,这个人却只应该啜泣。一些港台影视使人感到浅薄与肉麻,其原因正在于它们不谙艺术之道,对生活非但没做降格处理,也不是同格复印,却做了升格处理。生活中那个人都未达到大放悲声之地步,艺术倒让他泪雨滂沱哭得不成体统。这就毁了艺术。中国当代文学性格浮躁之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它恣意渲染苦难,并夸大其词,甚至虚幻出各种强烈的情感。这种放纵情感而不做节制的做法,使它永不能摆脱掉轻佻与做作的样子。

不免又要提莱辛的《拉奥孔》。此书解读了古希腊的“冲淡”美学观。莱辛总结道,造型艺术只能选用某一顷刻,而这一顷刻最好是燃烧或熄灭前的顷刻。因为“在一种激情的过程中,最不能显出这种好处的莫过于它的顶点。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去看,想像就捆住了翅膀……”莱辛是针对造型艺术说的。其实语言艺术何尝不需如此?几年前,我曾对沈从文的门徒汪曾祺的小说做过概括:怒不写到怒不可遏,悲不写到悲不欲生,乐不写到乐不可支。我以为汪曾祺的意义,正在于他晓得了艺术。从前,我们总以为,艺术要比生活更强烈,殊不知,真正的艺术恰恰是比生活更浅淡。

《边城》是降格之艺术的一个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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