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开篇四句话，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解读，历来很有争议，因为这直接关系着全文的理论基调。对其哲学确义是极有必要的。

本文力图从“道”和“名”的概念，以及道学的哲学姿态两个方面入手，进而完成对“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确义。

㊣“道”与“名”的概念确义

“道”的最为常见的两个概念，一个是说话的“说”，一个是“路”。在古代形上学里，引申为“绝对真、真理”或称“事实真、真理”，再进一步申法，则为“方法、规律”，另外，有时也直接指“形上学”本身。

“道不远人，远人非道。”这里的“道”就是指“形上学”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形上学应以人类的思想为研究对象，以人类的福祉为目的的，离开了人类的飞思，即使是系统的、理论化的，也不能把这种系统的理论称为形上学。简单的说，哲学是以人为目的的。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句话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人是自然产物，又是能思考的动物。决定人思考、言行的思想可能含有低于或超越自然智慧的智慧（都应归于愚蠢），只有恪守理性认知的人，才能正确认知物世界、人社会与自身，才能合于自然之则。所以，传统形上学特别强调“知止”的重要。

《庄子·知北游》一文中，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这里的“道”，就是指“绝对真、真理”或称“事实真、真理”。传统形上学认为“绝对真、真理”是不能为人所全部掌握的（朝闻道，夕死可也），也就是说形上学本身就是有限学说，作为形上学家能且只能把自己精准、明确知道的事，精准、明确的表达出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之）。需要说明的是，传统形上学把可以为人类所掌握的“道”，称之为“德（理性真理或相对真理）”。“德者，得也。”这里的“得”既有可得、可掌握的意思，又有依之而行，则人生必有所得的双重含义。

那么古人为什么要用常义为“说”和“路”的“道”来指代如此重要的形上学概念呢？这是因为形上学离不开对人类思想的前提批判，而思想是因交流而有意义和价值的，交流则以语言（说或写）为载体的，实际上，现代的语言分析哲学就是基于这一原理建立起来的。

另外，形上学以人为目的，那么就必以揭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为要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人生根本问题是宗教轴向，并不能为形上学所解释（不知生，焉知死），所以只能对“人在旅途”这一过程事实赋予意义与价值。说到底，思最恒久之物就是道路。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的“名”的概念本身就是概念。“名可名，非常名”是在概念的概念，这一层面上进行的一种探讨。

㊣道学的哲学姿态

以《道德经》《庄子》为文本核心的道学，在传统形上学界扮演着解构主体形上学的角色，同于现代哲学中的解构主义哲学。这也是为什么当下很多信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中国学者栖居于道学之上的原因。

《道德经》成书应在战国中前期，书中的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后德， 失德而后仁， 失仁而后义， 失义而后礼。夫礼者， 忠信之薄， 而乱之首。前识者， 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 处其厚不居其薄， 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带有明显的针对性，直指当时的主体哲学。

《道德经》是否成书于庄子之前，尚无定论。《庄子》一文中确认为庄子本人所著的内篇没有见到《道德经》的信息，只在外篇、杂篇中有。

庄子本人对当时的主体哲学有很深的研究，由于抱定解构的姿态，所以在《庄子》一书中有很多很不严肃的虚构故事，以侮孔子的人格，但作为一位很有悟性的学者，他对孔子的智慧，还是给予了无柰的认可。《秋水篇》：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 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这个小故事里，他承认了自己对孔子智慧的叹服，又依托“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无限论原则，认为早晚会有超越孔子智慧的人。可以说《秋水》一文是庄子对中华文明从黄土文明走向蓝色文明的一种寓言（预言），他相信，这个对他来说无限大的世界里，终会有一种文明、一种智慧可以打败孔子的思想。应该说苏晓康先生等人所撰之《河殇》是《秋水》的现代版，在《河殇》中更以实证的方法证明了孔子思想及以其为主体的中华文明何其可笑。“投身于太平洋中”，是这些庄子的徒子徒孙们给中华民族的终极昭示。这是何等伟大的想法？一但实现将何等壮观？广土大国的十几亿民众既不投井，也不投河，而是前仆后继，不远万里投身于蔚蓝色的太平洋，一定比所有的鲸鱼集体自杀还能震惊人类。

我们有理由相信《道德经》一文的写作就是针对《论语》的，文章的切入点就是从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也。”因为《论语》中只此一处，用孔子自己的话出孔子之所不知，那就是“道”。 《道德经》的作者则声称“道”是可以说清的。“道可道”中的前一个“道”与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也”中的“道”完全同义，而“道可道”中的后一个“道”是“说”的意思，基于“辞无定类，依句辨析”的原则，那么后一个“道”，可以理解为“说清”。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的哲学确义

“道可道”就是在宣称“绝对真、真理”是可以说清的，但不能用通常的叙述方式（非常道），而是要有前提，前提就是请允许胡说八道。“道可道，非常道”的现代哲学确义：“道”是可以说清楚的，（但要）胡说八道。

“名可名，非常名”是在讲“胡说八道”的方法论，那就是要偷换概念。

那么为什么《道德经》的作者非要偷换概念胡说八道呢？因为传统形上学意义的人类终极真理本身就不是“道”而是“德”，“道”已被规范为说不清，道不明的。“悟道”的“道”是指“德之道”或“可得之道”，也就是说“德”之至，就需要悟得，而不是言传习得的，更不要说“道”的本体了。所以，《道德经》既没讲清什么是“道”，也没讲清什么是“德”，本没什么好奇怪的，值得关注的是《道德经》作者所遭遇的哲学困境本身及其解决之道。

语言交流的局限性一直困扰现代哲学，尼采和海德格尔都主张用诗歌来表达哲学思想，罗素则把数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好爱者弗雷格用数学的方式表述哲学命题的方法介绍给了同行，引发了哲学的百年“语言转向”。现代哲学的两条困境都在揭示同一个道理，那就是语言的局限性。分析哲学内部的两种走向，即文本语言的数理逻辑分析和生活语言的数理逻辑分析，也都是在寻求语言上的哲学突破。尼采本人蹩脚的诗和启示录一样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几乎走到了不可知论哲学的语言终点，而深受道学影响的海德格尔却另辟溪径，走出“人生就是诗意的栖息”的哲学境界，晚期回归“语言”时，认为语言就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在”也只是一种事件的过程中的要素，纯“在”是不存在的，只有“此在”。可这何尝不是对“人类精神家园”的一种破坏。

《道德经》的作者则采用的是描述法，当抽象概念无法归纳定义的时候，这无疑是最好的解决之道。在《道德经》的作者笔下，抽象的“道”变成了具象的“玄牝之门”，也就是女人的B；人之道（德）至阴至阳，至柔至刚，似乎暗示着男人的下身。（2011/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