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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峰:透出人心之路

——现代化与文化转型刍议

更新时间:2011-11-27 12:08:49
作者: 丁建峰  

  

  峰按:此文发表于2010年第7期《绿叶》杂志,今日重读一遍,觉得算是符合现代精神的“内圣外王之学”的一个大纲,由于撰写之时正值毕业季,诸事丛脞繁杂,所以写得十分粗浅和简略。而且,我历来绝不认为“挑战”和“创新”是一个学人必须的使命。故而,这篇东西可能对于不少方家、通家而言是“陈言满纸”,不过,作为一段时间读书和静思的总结,对于个人而言,还是有些意义的。

  

  (一) “传承传统文化”?

  

  与古代不同,现代人的物质享受和生活的便利,在工业化“起飞”之后,真的如同乘上了喷气式飞机,一日千里。古人的很多梦想,只能信笔随心地写在小说或杂记里,于豆棚瓜架下,酒肆茶坊中,供二三有闲君子,聊做消磨岁月的谈资;然而当代则恰好相反,古人所钦羡仰慕的种种妙事——所谓“千里眼”、“万里传音”、“乘云气,御飞龙,游乎四海之外”之类的特异功能,现在大可以由各种机器包办代替,但现代人自己,却如同上紧弦、充满油的机器,永不停歇,永不满足,在典型的大都会里,时间被切成零散的小块,人们在役役劳神中老去,在迷蒙中“丧我”,悠然心会而闲适恬淡的生活,反而成了“梦想”。

  

  然而,古人的悠闲自得,也许同样是现代人的想象。说“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者,说“苛政猛于虎”者,说“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 苦哉!毒哉!”者,不也同样是古人?宋代的古人如苏东坡,倾慕晋代的古人如陶渊明,而陶渊明则倾心比他时代更早的商山四皓、羲皇上人。所以,即使你认为现代人生活单薄如纸,古人的生活也未必尽皆厚重如山。“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名言恰是古人所说。毕竟历史是复杂的,而这复杂却由无数平庸众生的面相所构成,历史不是金庸小说(即使金庸小说中,逍遥自得的人物也有限得很)。既然现代人和古代人的人生,大致上说,同样由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柴米油盐所构成,那么,我们说“文化传承”,究竟意义何在呢?

  

  抛开那些繁杂的定义与琐细的讨论,笔者倒愿意直截了当地说:文化就是人的生活方式,人类借文化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提升和深化生活的境界,别无离开生活而另有所谓“文化”者。说一个人有文化,就是说一个人有智慧而调适的生活。多数人都承认,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文化传统,是以儒释道三教为代表的“实践”之学,而其 “实践”的重点并非那些“征服自然”的学问,也不在于勾心斗角的策略术和术数(意在逐利的策略和术数之学决非东方文化所独有,亦决非高明的学问)。东方文化的精髓,在于“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梁漱溟《人心与人生》)。然而,中国古代的多数人,从小民百姓到多数上层官吏,其实并没深入到传统文化的这层精微深密处,或者说,他们只是在东方传统文化的“汤”里浸了一下,染了一层中国文化的“皮”——例如会背诵四书五经,会唱京剧昆曲,懂得更多中国的历史典故之类——然而大多数古人的生活,匆匆遽遽,忙忙碌碌,忧心忡忡,明争暗斗,丧失自我,人格分裂……种种病象与现代人也无大异。佛陀所说的“色无常,无常即苦”,其实可以无差异地用于古人和现代人。所不同者:古人往往钦慕比他们更古的古人,而现代人则更加憧憬未来而已。

  

  所以,说“在当代经济发展中传承传统文化”,原非一个确切的命题,因为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带有多元与多面的特质。正如《动物保护法》不必保护一切动物一样,某些文化要素不必大力传承,也自然没有绝种之虞——例如在当下泛滥成灾的“权谋文化”——“三十六计”和“厚黑学”之类。我们需要“保护”的,是那些能够于高远深微处打动人心、带有民族精神的文化精髓。需要传承的,是东方文化的固有精神,即关注自家生命——身心灵的统一,使自己身心相合,使人与人之间心意相通,达成自觉、自主、自如的生活。在这个大的原则上,儒释道三家并无二致,所谓“儒佛等是闲名,心性人所同具”(马一浮)。亦即,当下中国文化转型的关键,在于弘扬儒释道三家(也许还包括其他东方学派)的核心精神,接续和弘化圣贤的慧命。中国古代的先哲,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慧能,乃至王阳明、曾国藩、弘一大师等人,已经以他们光辉灿烂的生命,溥博渊深的著作,为后人树立了人生楷模与典范,然而,他们高远的文化理想,克实而言,并未在其所在的社会中,得以充分而透彻地实现,甚至也没有影响到这个社会中人数较多的群体。固然,我们可以说“古来圣贤皆寂寞”,但在“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成佛”“神仙本是凡人做”的中国哲学传统之中,圣贤之道的影响却从未超出小群体之外,这不能不说是可以为之痛惜的大遗憾!因此,中国的文化转型,不仅仅是“传承”,而且是在前无古人的意义上“开新”,是一个古老传统在文化上的“复兴”。

  

  (二)文化之关键在“透出人心”

  梁漱溟先生在总结新中国建国之路的时候,曾经用过一个说法,叫做“透出人心”(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很妙,可以精到地概括文化之“用”。上节已经说过文化是从“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提升和深化生活的境界”而来,凡动物植物皆能在自然界生存,为何独有人类具有文化?按梁先生的意思,乃是因为人类虽有视听言动的本能,但他并不直接依靠本能生存,而是用“心”驾驭本能而求其生存。人类生存方式即是庞巴沃克所说的“迂回生产方式”,石器时代的人靠渔猎求食,农业时代的人靠种植求食,而无论渔猎还是种植,均需要制作工具和大规模合作,农业尤其需要想象力、尝试和耐心。因此,人类大概是地球上唯一能产生文化的生物,因为他生活中的问题比其他动物的更多更深,他所能达到的境界,层次更高更远,甚至可以说,人类面临的问题与所能达到的境界皆是无止境的,可以说“无止境的境界”即是人类所能期望的最高境界,这就是为什么孔子五十学易,韦编三绝,禅宗也有“赵州八十犹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大悟六七次,小悟无数次”的说法。

  

  然而,这种无止境的境界,在现代社会的普通人看来,是非常渺茫而不易体验的。罗素说,人心有两种本能,即“占有本能”和“创造本能”,当前者完全占据人心的时候,人就会感到痛苦和焦灼,占有带来的乐趣,会在一瞬间消失殆尽。而“创造本能”则是在人类心灵不受拘束的情形下,潜能与活力充分涌流后的产物。此时,人们在创造的活动中身心合一,自由自在,心与身合,身与意合,甚至可以忘记自己的存在,而此时自我反而在“忘我”乃至“无我”的体验中体验到“真我”。现代心理学称此为“流体验”(flow experience)。

  

  工业化之后的人类,一方面是生活的便利程度大为提高,另一方面,“流体验”的机会却并没有显著增加。因为与工业化伴生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诱导人们“向外用力”的制度。一个人画漫画可能会画得乐不思蜀,下棋也可以下得废寝忘食,做木工活,算数学题,都有其固有的乐趣所在,但是,一旦他的目标是赢取冠军或赚得稿费,他的这种“流体验”可能会在瞬间就丧失殆尽。这就是“占有本能”压过了“创造本能”,创造本能完全服从于占有欲,从而也就不免瞻前顾后,高度紧张起来。所以,东方文化之最关键、最精要之处,在于使人类的心灵,从根深蒂固的占有本能中,得到适宜的解脱,换言之,是以“创造本能”为主,而使“占有本能”服从于“创造本能”。这也就是梁先生在《中国建国之路》中所述的“透出人心”的要义。当然,人类除了“创造本能”,还有“情感分享”的本能,这被亚当·斯密称为“同情心”,并被当代的神经心理学研究所证实。然而,人类的同情心同样可以被占有欲望所“挤出”。所以,罗素和梁先生的见解,似乎应当据亚当·斯密的伦理思想予以补充。

  

  于是,我们似乎可以这样定义“透出人心”——所谓“透出人心”,即是人的“占有本能”被适当松弛之后,“创造力”和“同情心”的本能得以冲出物欲的禁锢,充分涌流,充分表现,从而使与生俱来的“占有本能”得到适当的调规,因之而达到的生命的和谐状态。透出人心,则心如源头活水,透网金鳞,这也是古代哲人对于理想人格和理想生活的期望。

  

  于是,我们可以领悟到儒释道三家智慧之学的当代意义所在。儒家之学,教人从日常生活中认取良知,尽人情,明大义,长养人心中的浩然正气,所谓“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三军不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佛家之学,教人认取自家宝藏,从“菩提自性,本自具足”出发,达到无我空性的智慧;道家之学,教人回复天真无邪的婴儿之态,致虚极,守静笃,“专气致柔”,“归根复命”。儒释道三教并不相同,但皆具有东方文化的共同特点,那就是教人摒除一切犹豫地相信自己。这一文化传统,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不相同的,与西方哲学注重反思批判的知性传统也是不同的。尽管儒释道三家的手段不同,方法各异;儒释道的“终极目标”似乎也有分别,但此三家均是东方古人“透出人心”的智慧之学。如果不了解东方文化在此方面的意义,即使是熟读四书五经,佛典道藏,那也只徒然增加了一些知识而已;即使是朝拜了三山五岳、峨眉普陀,也只是徒然空费了一场精神气力而已;即使是上场皮黄京韵,提笔写诗作对,也只是徒然浪费了若干纸张而已!

  

  而笔者说中国文化适合透出人心,也并不排斥其他文化的此种能力,其实,从《圣经》的《传道书》《约伯记》到古印度的《薄伽梵歌》,读者苟能明了其真意,决不妨碍其拥有通透的见识,从纠缠不清的俗情妄见、名利争逐中透脱出来。然而,体制化的宗教,终究对人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和束缚,这一点也不能不予以适当的注意。

  

  一个问题因之而来——当代的市场经济制度,承认人们的“占有本能”,当代的消费文明,甚至极大地刺激和鼓励人们的占有欲望,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这种文化,恰恰可能会障蔽人心。那么,在当代市场制度下,“透出人心”的道路何在呢?

  

  (三)“透出人心”的道路初探

  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概是多面的。从消极的一面来看,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刺激了人们的物欲,从而使人的占有本能急剧膨胀起来,人的创造力和同情心,都被裹挟着难于发舒,而且,中国的市场经济颇有不规范和不完善之处,尤其是法治精神的缺憾,使正常的市场经济中本应当自发产生的崇尚勤劳、节俭、艰苦奋斗、重视规则与义务的美德也难于充分发扬。但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市场经济使得社会的整体效率提高,财富积累加快,至少让一部分人有了时间和兴趣来关注传统文化。然而,对这积极的一面,尚不可过于乐观,因为那些有时间和兴趣关注传统文化的人,往往不是以传统的东方文化来安身立命,只是把它当做“征逐利益”的工具或“饱食终日”之余的另一种消遣。这种所谓的“国学热”,当然并不能看做是真正的文化复兴。

  

  那么,经由传统文化而“透出人心”的道路是什么?笔者愿意借此小文做如下的讨论。

  

  首先必须明了,文化昌明的时代,必定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得到保障的时代,文化是独立和自由的人所创造的,同时,也只有独立和自由的人才能有真实而淳正的信仰。孔、孟、老、庄,皆生活在游士纵谈的春秋战国时期;唐代宗教自由百花齐放,于是有慧能、玄奘、成玄英、吴澄等大宗教家;宋明儒者讲学之风盛行,而朱子、阳明皆以讲学知名于世,于是理学大兴,儒学得以老干抽出新枝;清代专制集权,压制言论,而儒释道三家也因此江河日下。民国时恢复了学术和思想的自由,于是现代新儒家有“儒门三圣”(马先生一浮、熊先生十力、梁先生漱溟),佛家有“民国四大老”(印光大师、弘一大师、虚云大师、太虚大师),其他的国学大师、名师亦不可胜数。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氛围,实为文化发展所必须。否则,就只能产生心灵鸡汤式的供小市民娱乐的“国学”,而不是志趣高远,能振拔人心的文化。

  

  然而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在当代社会的制度环境下,仅仅是文化复兴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全部条件。即使实现了全部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也未必能催生出丰富的心灵和深入的思想。方今人们普遍缺乏闲暇,文化被实利的征逐所挤占,这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根本的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由逐利而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过度的竞争,严重挤压人们的闲暇,乃至挤压人们的思考空间(它只鼓励人们在满足消费欲望的层面上,下最大力气创“新”,然而思考的本质是自由,它并不图创新)。现代的学术体制、研究体制、文化生产体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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