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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论安乐死立法的宪法界限

更新时间:2011-11-25 12:48:18
作者: 韩大元 (进入专栏)  

  至少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下,急于赋予安乐死以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有可能导致生命权价值的下降,甚至为国家推脱生命权保障义务提供合法化的依据。无论是生命权价值论,还是生命权质量论,如果缺少了生命的神圣性,无法完整地体现其主体的尊严。

  再次,宪法上人的尊严的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目前,“尊严死”是新出现的权利形态,其内涵就是,有尊严地死去,但它与安乐死是有区别的,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尊严死是指有尊严地死去,能够按照本人的意愿,死得“像个样子”,两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反对安乐死的人不一定反对尊严死,赞同尊严死的人不一定赞同安乐死。〔[10]〕两者之间也存在相互的交叉领域,日本学者石原明称之为“尊严型的安乐死”。在他看来,两者的主要区别表现在存在领域与方法上:安乐死主要指意识清楚但因绝症病痛难忍的晚期患者,而尊严死是指因失去意识难于感受病痛,但因病痛折磨而惨不忍睹的患者,包括植物人;通常安乐死是通过积极的方式,如通过药物等方式进行,而尊严死是采取消极的方式,即摘除维持生命的仪器的方式。〔[11]〕无论是主动型是被动型安乐死,尊严死时患者的意识表示是前提,一般情况下,主动型尊严死时,患者的意识表示是比较清楚的,但在被动型尊严死中,由于患者处于植物人等状态无法表达真实的意识,所谓尊严死的正当性依据是无法确认的。〔[12]〕基于这样的原因,美国的一些州鼓励人们生前写好遗嘱,清楚地表明自己因病无法根治或者植物人时,愿意选择尊严死的方式。它的合理性在于,无论国家是否承认安乐死,对于特定个体而言,当他(她)面临选择死亡方式时,具有比较确定的意识表示,能够使医生和家属找到确定性的依据。总之,尊严死与安乐死虽有一定联系,但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尊严死不能成为安乐死合法化的唯一依据。〔[13]〕

  

  四、安乐死合法化的宪法界限

  

  目前,安乐死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合法化问题。有些国家一直推动其合法化的进程,但其进展十分缓慢。目前世界范围内安乐死完全合法化的国家只有荷兰与比利时,也有一些国家通过判例等形式寻求法律途径。这里可能存在宪法价值上的界限,如不能解决宪法上的价值问题,安乐死的合法化仍然无法获得正当性的基础。

  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定或修改一部法律的成本并不高。立法往往是各国在社会治理中,形成社会共识的过程。特别在具有成文法传统的国家,当社会民意提出一些问题时,往往考虑通过立法形式回应社会需求,为社会成员的行为提供统一的行为模式。但为什么世界190多个国家中,迄今为止明确合法化的只有两个国家?这是我们值得深入思考的。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宗教等传统的不同,人们对安乐死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即使在已经合法化的国家中不同阶层对安乐死问题的价值观未必相同。笔者认为,目前安乐死合法化的难题主要有:在伦理上,仍需要形成更明确的社会共识;在法律上,仍缺乏正当性基础;在宪法价值上,仍无法超越生命的神圣性;在安乐死的实施上,个人自主权与社会共同体价值之间难于消除冲突;在安乐死的社会评价上,可能出现的滥用权利将导致社会对生命价值的动摇。

  

  (一)安乐死能否得到伦理的支持

  

  在有关安乐死问题的讨论中,部分学者们认为在道德与伦理上安乐死是可以接受的,医学界也有一定的共识。如有认为,某种形式的安乐死,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并提出三个方面的伦理依据:一是安乐死对象是有严格限定的,对于这些病人而言,作为社会的人已经消失,或者生命价值或生命质量已经失去;二是安乐死有利于死者家属;三是乐意使社会资源合理分配。〔[14]〕当然,对这些伦理依据应该与安乐死的具体类型结合起来综合考虑。的确,安乐死在社会道德与伦理上的确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能由此认为,伦理上不存在正当性问题。欧洲专利局局长艾伦·篷皮杜认为,伦理道德肩负着尊重人的尊严,尊重各种形态的生命的道德义务,但同时它也不能过度减缓科学进步的步伐;相反,它应该提供一种理性的动力,在确保我们的社会健康发展的同时,严格地控制这种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15]〕从宪法与伦理的关系上,社会伦理的基本价值一般体现在宪法价值中,宪法伦理是社会共同体生活的基础,而生命价值的维护始终是宪法伦理的核心。特别是在消极型安乐死中伦理正当性的论证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安乐死合法化遇到的首要难题是如何超越来自伦理的力量与制约。

  

  (二)安乐死能否在法律上获得正当性

  

  国家法律能否规定安乐死?这里存在着现代法律的功能与价值问题。一般情况下,社会成员对某一重大利益问题,形成了一定共识时可以通过立法将其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安乐死问题上,很多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民意的支持率越来越高,但合法化进程则与此相反。即使正在推动合法化的国家,也是先通过判例法、习惯法等形式逐步承认,但统一的立法仍然是将来的课题。这里可能的界限在于,有关安乐死立法容易受到合宪性的挑战,立法的正当性缺乏明确的依据。比如,有学者认为安乐死合法化的前提是认定“安乐死权”,即从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从而导致了对生命权利保护不力”。 〔[16]〕笔者认为,安乐死“权”的法定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需要满足法律权利应具备的基本要件,即主体、资格与利益。权利是一种主体的利益需求,而这种主体应符合法律上规定的资格。那么,通过安乐死的法定化,我们获得什么样的利益?而利益也有正当与不正当的区别。就目前的认识看,通过安乐死“权”所要达到利益的正当性是不确定的,无论对个体、国家或者社会来说,利益上的共识是不清楚的。另外,如果承认安乐死“权”,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由谁决定安乐死?目前的基本做法是医生、病人或者家属,也有一些国家实行法官通过判决形式确定的制度。从权利主体来说,安乐死主体是病人,是否选择“死亡权”由病人来申请,但申请并不是决定,它需要审查程序与具体决定者。而这个决定者是否是医生?当医生与家属或者病人的意见冲突时,应当由法官裁决。法官的裁决意味着国家对生命权价值的关注与安乐死“权”的判断,同时也说明,即时实行安乐死合法化,但生命权重大价值问题的判断权并非仅仅是个人,而是需要国家的参与,形成二元化的生命权价值结构。

  当国家立法还没有合法化的情况下,能否通过司法来认定安乐死?能否通过司法寻求安乐死的正当性基础?对此,各国有不同的判例,也有国家认可司法对尊严死或者安乐死的裁决权。

  2008年11月30日,韩国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通过司法的判断最终批准了一个安乐死要求。2008年2月,一位76岁的妇人因脑部遭受损害而昏迷,被医院诊断为脑死亡。三个月后,她的家人请求医院允许其安乐死,被医院拒绝后诉诸法院。一审的首尔西部法院判定,这位妇女无康复希望,应停止对她的食物和氧气输入。判决书称,当患者迎接死亡的利益比维持生命的利益更大时不能拒绝摘除人工呼吸机的自我决定权。根据患者事先的意思表示、性格、价值观、宗教与家属之间的关系看,虽然患者处于昏迷状态,但可以推定患者自我决定权时医院有义务摘除人工呼吸机。法院针对能否终止患者的治疗问题上,认为“中止治疗应根据患者疾病与资料的正确的信息,以明示的方式表达”,但处于昏迷状态时允许推定患者真实的意图。在本案中,综合患者的病情与平时的生活态度以及证言、证据,可以判断患者的真实愿望是以自然死的方式迎接死亡。但对家属的请求,法院认为,尽管家属受到精神或经济的困难,但因国家没有法律规定,不能行使中止治疗的请求权。这是有意义的法律判断,法院在本案中只是对患者是否具有尊严死的权利做了判断,对家属的中止请求权则没有认可,既维护了实定法的权威,又合理地平衡了家属、患者与国家之间的价值。上诉法院首尔高等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判决书的主要理由是:(1)人的生命权应该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具有救死负伤义务的医生应尽最大努力保护并维持患者生命,但这一义务并不意味着无限制地采取医疗手段延长生命;(2)人不仅拥有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人的生命的保护也要符合人的尊严性这一根本的价值,如果医疗上强制患者接受治疗,也可能侵犯患者的尊严性;(3)当患者的生命无恢复的任何可能性时,仅仅依靠机械等装置延续时,根据宪法保障的自我决定权,可以提出中止治疗的要求,此时医生有中止治疗的义务;(4)鉴于此类案例以后会继续出现,也许存在以尊严死为名中止有恢复可能性患者治疗,或者采取不妥当的方式结束治疗等现象。为此,国家应该广泛听取民众与医疗界的意见,制定中止治疗的标准、程序以及滥用权利的处罚等法律。最后,法院提出了中止治疗的四个要件:患者无恢复可能性;患者的认真而真实的意志表示;中止治疗的内容是死亡过程的延续,限定在当时的现状;由医生进行中止行为。

  同样的案例也出现在意大利,并引发了一场宪政危机。意大利38岁的妇女恩格拉罗于1992 年遭遇车祸成为植物人,17年来完全靠食管维持生命。这些年来,她的父亲要求允许女儿停食死亡。2008年11月,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同意停止为恩格拉罗进食。但他父亲难以找到愿意执行这一过程的医院,最终在北部找到一家名为“安乐”的诊所同意接收,并于2009年2月6日拔掉进食管,2月9日恩格拉罗死亡。法院的判决引起了宪法上的重大争论。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2月6日发布紧急行政命令,试图阻止她的死亡,但总统波利塔诺以该命令干预司法、不符合宪法为由拒绝签署。为此,贝卢斯科尼再度召集内阁起草一份相关法案,试图“绕过”总统权限来阻止安乐死。该法案2月9日提交议会审议。该法令只有在恩格拉罗死亡前通过才能下令法院重新插上进食管。但众议院议长表示支持总统,参议院议长表示支持总理。同时,民众中也有争论,出现了静坐和示威活动。

  一个安乐死事件之所以引起这样大的反向,甚至引发不小的宪政问题,其原因在于“尊严死”或者“安乐死”不仅仅是涉及个体权利的问题,它关系社会基本价值观,影响未来社会的发展。上述争议也在提出了安乐死的正当性问题,即基于社会道德与伦理法官可在个案中谨慎地承认所谓“安乐死”,以调整社会正义与个人正义的矛盾。有学者提出,安乐死合法性问题首先还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正当性问题。〔[17]〕只有在道德与伦理上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时,安乐死才有可能进入立法的阶段。

  

  (三)生命的神圣性仍然是现代宪法的基本价值

  

  在论证安乐死的正当性时,有学者提出“生命尊严论”与“生命质量论”,认为现代社会应该从传统生命权观念向现代生命权价值结构的转变,把质量与尊严观念引入新的生命权概念之中,主张摆脱“生命权神圣性”的传统哲学。笔者在本书有关章节中探讨了现代科学技术背景下生命权面临的新挑战,主张根据社会发展与变化,需要完善生命权内涵,提高现代社会成员的生命质量。但这种探讨不能简单地否认生命权的神圣性,生命质量与生命神圣是不矛盾的。其实,自发明人工呼吸机以后,我们能够人为地维持生命功能中的两大重要功能,即呼吸和血液循环,从而延缓由死到死的自然生理过程。死亡的深刻也不像以往那样确定而不可更改,而是成为严格过渡空间,其生的边界随着抢救技术的日益改善而不断拓展,越来越多频死的病人得到了抢救。延缓安乐死的意义在于为可能死亡的病人的生还提供可能性,哪怕是微小的期待。一个让人感到可怕的数字是,医学上的误诊比例是相当高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医疗的临床主任Ste Phen Raab和他的同事估计,每年有30.5万例样本是误诊的,其中40%将给病人带来痛苦,因医疗过失引起的死亡人数大约为10万。当然,这个统计未必代表一般性情况,但我们在安乐死问题上需要考虑因误诊而引起“安乐死”的状况。如果仅仅以病人的痛苦为理由,过早地限制或剥夺治疗,就意味着剥夺他们可能生存的机会,同时如果无限制地扩大治疗时间,对那些失去意识的人来说也许是无意义的。在死亡时间的不确定性与患者可能的求生要求的价值平衡中,采取适度的保守哲学与文化判断是必要的。

  

  (四)应当寻求自我决定权与社会共同体价值的平衡

  

  在安乐死合法化问题上,我们既需要充分地尊重个体自我选择权,但同时也要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如前所述,生命权与其他权利是不同的,它是一切人权的基础,同时也是一切价值的源泉,构成共同体的最高价值,在任何情况下无法超越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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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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