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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红敏: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卷化及其制度逻辑——基于河南省A县和B市的调查分析

更新时间:2011-11-23 15:06:54
作者: 樊红敏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河南省 A县和B市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分析对象,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出现了内卷化的现象。在合作经济组 织制度化的过程中,农业产业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和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没有出现预期的由低级到高级变革过程,而从性质上来讲,小农户经济的性质没有实质性改变, 没有出现农业现代化的革新和演变。本文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对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卷化予以解释。

    

  关键词: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业现代化 内卷化 规划性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作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确立,使农村经济的主要形态变为小农户经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实施30多年以来,小农户经济发展演 进的动态逻辑可以归纳为:农户兼业化和农业劳动力专业化——农业商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户经济的组织化。基于这一小农户经济发展的演进逻辑, 30多年间中国的农业政策侧重点也相应发生着变化:稳定土地承包权,推动农户兼业化之下的农村劳动力专业化——实施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 建设,促进农业商业化——推动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当前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推进农户经济的组织化(仝志辉、温铁 军,2010)。所谓农户经济的组织化,是指农业经营方式的组织化和农户的组织化。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户兼业化、农业商业化、农业产业化、农业 市场化使农业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深化,这就进一步要求采用一个能够容纳这种不断深化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组织形式。在中国共产党十 七届三中全会决议[①]中,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成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一个重要方向,并且在深化农村改革的几个重要措施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已经形 成的共识是,当前“三农”问题的解决方向和农村改革的核心在于农业经营的组织化变革和推进农户组织化。而作为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又被认 为是“开启小规模农业走向现代化之门的一把钥匙”(黄祖辉,2008)。

  因此,合作社视角下的农业现代化已经成为主流研究范式,官方和学界都把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视为攸关农户组织化和农业经营方式变革的关键要素, 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例如,夏英(2001)从经营方式的角度提出,农户家庭经营适合于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农民组织化。克里斯托福·D·捷拉德、黄 祖辉(2001)从制度绩效的角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认为农业的家庭经营制度与合作制度的结合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农业制度安排,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与 农业适应市场化需要的必然要求。张晓山(2003)也认为,合作社的存在有助于完善市场秩序和规则。周立群、曹利群(2001)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指出, 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也是一个农村经济组织演变和创新的进程。在程漱兰(2005)看来,以合作社形式构筑农业产业化垂直协作关系,被认为是最有利于农户利益 的形式。因与社员之间具有“风雨同舟”式的关系,合作社能够实现外部利益的内部化和交易成本的节约,巩固专业化协作链条。苑鹏(2003)从农业规模化经 营的角度提出,农业企业化即农业生产采取规模化的企业化经营方式,是农业现代化绕不过去的发展过程,它是中国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趋 势,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农业企业化的有效载体。

  这些研究都把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应然的价值追求,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虽然相当一部分研究是建立在调查数据之上的,但这些调查数据的使用 大多数是为了论证合作社的价值,存在很大的选择性和目的性,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效与初衷之间、制度文本与实际运行之间的差距。基于此,本 研究试图探究的问题是: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践效能究竟如何?合作社制度的嵌入对农业经营的组织方式和农户组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换一句话来说,合作 社是否正如官方和学界所设想和预期的那样正在成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或农户组织化的有效载体?如何解释合作社制度在中部地区的演进轨迹?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如何才是可欲的?

    

  二、“内卷化”:理论脉络与概念界定

    

  “内卷化”(Involution)有退化和复旧等含义。美国人类学家Geertz(1963)最早使用这个概念来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在他的 研究中,“内卷化”主要指的是这样一种经济和社会状况:在殖民地和后殖民地时代的爪哇,农业生产长期以来没有发展,劳动生产率也没有提高,只是不断地重复 简单再生产。此后,这一概念被借用到中国问题研究中,黄宗智(2000)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把“内卷化”定义“无发展的增长”。 他认为,中国的小农家庭迫于人口压力增加了劳动力投入,从而获得了较高收入,但由于农业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劳动生产率并未得到提高,小农生产者只是 长期处于“糊口”水平,中国的大部分人口仍被束缚于粮食生产。这种商品化不仅难以使小农经济解体,反而会延续小农经济。杜赞奇则用国家政权内卷化( state involution) 来描述民国前期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下沉的过程。在他看来, 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方面的最充分表现是,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换句话说,国家财政收入的增 加与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是同步增长的;而从政权性质来看,国家政权向地方社会扩张的过程只是国家与社会旧模式的复制、延伸和精致化(杜赞奇,1994)。 之后,“内卷化”这一概念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目前学术界已有人借用它来分析城市基层自治组织、村民自治制度等制度变迁进程(例如何艳玲,1995;贺东 航,2008)。可以看到,从吉尔茨到黄宗智、杜赞奇,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使用“内卷化”概念,其所描述的实际上都是一种非理想型的制度变革形态,也即是 没有实际发展(或效益提高)的变革和增长。本文也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指农民专业合作社,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后,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各地大力推广的合作经济组织。

  所谓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卷化”,是指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虽然具有了合作经济的制度形式,但却没有发挥出合作社应有的功能,没有出现 农户经营组织化程度由松散到紧密、从低级到高级的变革过程;在农户组织化方面,合作社也没有改变农户的合作困境,小农的组织化程度并没有得到提高;而从性 质上来讲,虽然合作社在数量上有了迅速增长,但并没有使小农经济的性质发生实质性改变,没有出现预期的农业现代化的革新和演变。实际上,在合作社研究领 域,学界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现象。例如,熊万胜(2009)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制度的“名实分离”现象令人瞩目,其不仅表现为专业 合作社的实际制度与法律规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不同专业合作社之间的实际制度差异也很明显。本文选取A县和B市的合作社为研究样本,试图从新制度主义 的视角来解释这一现象。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卷化”:个案解析

    

  (一)样本县基本概况

    

  A县位于河南省东部,总面积1243平方公里,人口105万,属于人口大县、农业大县,县域经济实力在河南省位居中下游。A县合作社主要是在 《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后发展起来的,截止到2011年3月,该县在工商局注册的合作社已达到155 家,其中养殖类合作社41家,农机合作社 21家,种植类合作社74家;省级市范社3家,市级示范社4家,县级市范社20家。

  B市位于河南省中北部,县域总面积908平方公里,人口62.7万,县域经济实力在河南省位居前5位。B市是较早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试点的先进 市,早在2005年,B市就因为合作社的先进典型性而引起农业部的重视,农业部和各地前来调研合作社的市、县可以用“络绎不绝”来形容。2007年《合作 社法》颁布实施以后,该市的合作社取得了平稳发展。目前在工商局注册的合作社达到197 家。以养殖类合作社为例,养殖类合作社有60家,在工商局注册的有35家;其中国家级市范社1家,省级市范社5家,市级示范社6家。

  之所以选取这两个县(县级市)为样本,其原因有两点:其一,两个县(县级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一样,以两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县(县级市)为样 本可以增加合作社制度演进判断的有效性;其二,两个县(县级市)的合作社发展起步不同,以起步不同的两个县(县级市)为样本,可以较全面地了解中部地区农 业合作社的发展概况,得出的结论也会更接近真实。本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数据为数次田野调查中获得的数据以及两个县(县级市)的内部资料。

    

  (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卷化”的主要表现

    

  第一,合作社在组织农户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有专业农户而无农户组织化。具体表现为:(1)合作社“形式化”现象严重,绝大多数面临生存困境, 总体状况呈现“小、散、弱”。根据笔者对A县合作社的田野调查,在A县,大部分合作社仅仅挂个牌子,少部分合作社虽然在运行,但生存艰难,取得较好发展的 只是极个别的现象。被A县农业局认为是最具有代表性、运转较好的合作组织例如绿洲大蒜合作社、绿康蔬菜合作社,也仅仅能为社员提供少量的技术、信息服务, 合作社的自主赢利能力普遍较差,社员也并没有实质性入股。农民加入不加入合作社,没有什么大的区别。A县农业局负责合作社的崔站长谈到如何让合作社盈利、 通过合作社真正让农民收益这些问题时,他的原话是“我也感觉很迷茫”[②]。在对合作社理事长的访谈中,每一个合作社的理事长谈到的第一大困难就是资金问 题。从B市合作社的发展情况来看,运转得好的合作社“寥若晨星,比晨星还稀少”[③]。合作社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政府考核与监督下成立的合作 社,其管理机构成员忙于自己的事务,合作社只是挂个牌子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用当地一位干部的话来说,“合作社要运转得好,理事长要抽出时间开会、协调合 作社的各种关系,甚至还要搭上金钱,让他们在奉献精神的支配下办合作社,不现实”。另一种是公司化的合作社。一些涉农的例如养殖、农产品加工类的公司,为 了利用国家对合作社的相关扶持政策而领办的合作社,挂着合作社的牌子而实质上是一个公司。在对B市王村镇合作社的调查中,有一家从外地搬来的养牛公司也同 时挂了个合作社的牌子,在访谈中他对合作社社员及出资比例、开展活动等情况都说不清楚。这些公司往往是“一个公司,两块牌子,哪个有益就用哪个”[④]。 这一类合作社在A县虽然也有,但比较少;而在B市,则占了很大的比重。

  (2)合作社发展面临着内部治理困境和合作难题。如果说A县合作社发展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资金问题和生存困境的话,那么,B市合作社则是由于 其公司化比较明显,合作社成员各自为战,导致合作社内部治理失灵。曾经主抓农业、在合作社方面堪称专家的B市政府领导L主任谈到了一个现在已经消亡的某韭 菜合作社的内部治理困境:

  该韭菜合作社与思念水饺食品公司签订了供货合同,对方要求所销售的韭菜农药残留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当时理事长向我提要求,要求支持他们一台电 脑,我说:可以,条件是你得把合作社的社员管理好。要求他把所有社员编号,对农药残留进行治理和监管,违规1次在名字后面标记,一次怎么处罚、二次怎么处 罚要制定标准,超过多少次,开除出合作社。但理事长很为难,他说都是叔叔大伯,没法管理,结果第二年思念水饺食品公司就不跟该合作社签合同了。[⑤]

  B市的广武大葱合作社理事长也谈到了内部治理的难题,广武大葱在当地非常有名,但合作社的内控机制较差,例如农药残留问题,无法强制约束每个成 员都不使用某些高浓度农药。另外, “与收货商签订合同后,到收获的季节,合作社无法在价格上占据主动地位,签订合同的收货商可以保证收取物品,但是并不能保证以较高的价格来进行收取” [⑥] 导致合作社失去吸引力,农户在生产、采购、销售等环节,仍以家庭分散经营为主。由于社员之间、理事长与社员之间相互不信任,合作社内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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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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