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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基本权利的中国面向与宪法制度形成

更新时间:2011-11-23 12:50:38
作者: 秦前红 (进入专栏)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2004年宪法修正案则将八二宪法第十三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上述规定中,“公共财产的神圣不受侵犯”与“私有财产的不受侵犯”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两种所有制的财产形式是否在宪法法律之下享受平等保护?“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与“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之间是什么关系?剥削的内涵是否严格限定在劳动之外的任何财产所得等等?这些规范话语之间的边界如果不能得到厘清,上述基本权利被保护的实效无疑会大打折扣。

  在当代社会中,必然存在对基本权利的多元性理解。专门性的违宪审查机制是检验某种解释正当性、合理性所必要的机制,也是折中、平衡、消弭多元化解释之间张力的有效机制,更是宪法学研究从粗糙走向精致所必备的制度性条件。没有活性化的宪法解释机制,宪法就不能真正走向公民生活,宪法学者的研究也不可能社会化,而只成为一种自我赏玩、自说自话。

  基本权利的法教义学解读,不能成为西方宪法学说的完全移植和便相宣讲。这种做法因不能与中国“接地”,而注定场面充满危险并造成混乱,最终影响中国宪法学和中国宪法学者的安身立命。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对外国法律学说的继受和引介几乎达到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地步,甚至在立法领域还出现了直接的“拿来主义”现象。这些努力在动机上虽难以质疑,但从客观实效果来看,并未达致法律权威的提升。法学学者的努力并没有赢得社会的应有尊敬与认可,相反却助长了法治建设领域的“反智主义”[8]倾向,此诚为中国法学人的大不幸。故我以为,当代中国宪法学人的最大使命,是能回应社会现实的挑战,拿出一套

  “中国性”宪法理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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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金观涛、刘青峰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3] 同前著2),金观涛、刘青峰书,第100页。

  [4] 胡适:《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1991年2月15日),第100页。zhe

  [5] 参见徐显明主编:《公民权利义务通论》,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133页。

  [6] 参见芦部信喜:《人权的宪法诉讼》,有斐阁,1994,第421——422页。

  [7] 蔡宗珍:《人性尊严之作为宪法基本原则》,《月旦法学》第45期,199年第2期。

  [8] 本文所指“反智主义”,是指对所谓法学精英的学说及理论的怀疑、轻视,否定法的自治性、规范性,过分强调法的工具性、政治性。作者注。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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