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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什科维奇:对后共产主义时期民粹主义的再思考

更新时间:2011-11-22 10:51:55
作者: 格雷什科维奇  

  

   在转型的最初岁月里,民粹主义成了学术界和政界的热门话题。可是,很多关于民粹主义的文献并没有澄清而是混淆了民粹主义的含义。’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个术语最初是以一种带有贬义的方式引人关于转型问题的讨论的。关于对经济和政治转型的“民粹主义威胁”的警告早于或者完全替代了对后共产主义时期民粹主义真实特征的仔细分析。

  

   不一致的解释

  

   有些评论者提出了在瞄准一个移动着的目标时的难度:“不管怎样,民粹主义属于最难定义的概念之一,并且在特定的历史形势、地区以及社会中以不同变换的形式出现。”不过其他的分析却指出社会科学研究的不足之处;“就像寓言中的那个盲人试图通过触摸大象的不同部位来描述它那样,决定人们对民粹主义认识的是,对其多个不同组成部分的有选择的关注以及各国和各地区的特殊情况。”

   上述现象似乎也适用于很多对后共产主义时期民粹主义的零零散散的理论分析。民粹主义通常与其中的某一个消极方面联系在一起,比如不负责任的承诺或者国家与“被异化的精英”间的对立状态。接着,人们会以为或者默认,表现出这些消极方面的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结构可能会体现出可以预见到的其他特征,比如多阶层社会政治联盟,或者为应对社会压力而采取的一揽子保护主义的、扩张性的并带有再分配性质的经济政策。

   可是,这样的民粹主义在后共产主义时期从来也没有存在过。我的目的是描述确实存在着的那种民粹主义。首先,因为学术和政治讨论从 “民粹主义的威胁”这一维度对其进行阐释,我将据此对民粹主义提出批评性看法。我也对这一术语在政治语言中广为流传的原因发表意见。然后,鉴于人们在社会科学文献中表达的担优,我试图解释为什么后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发展史中缺乏任何值得注意的政治一经济民粹主义经历。这进而促使我从能通过经验观察了解到的匈牙利的特征中形成关于后共产主义时期另一类民粹主义的概念,而我认为匈牙利的经验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东欧其他国家的类似现象。最后,我将说明一种内在的逻辑是怎样将这类民粹主义的各种特征串联在一起的。

  

   对“民粹主义威胁’的相互矛盾的看法

  

   在转型开始后不久,专业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制定者开始对这样的一种可能表示担优:民粹政治可能会扰乱经济改革并最终扰乱民主体制自身。萨克斯大概是最早并且是最有影响力的这类人物,在波兰的稳定方案开始仅仅两周后,他发出了警告;“民粹派政客将试图与受到沉重打击的部门内的工人、经理和官员联盟勾结起来,以延缓或者推翻调整方案—就像他们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内在阿根廷成功地做到的那样。”

   与这种警告相伴的是这样的建议:通过快速和决然的改革措施使民粹主义者靠边站。“改革派政府只有采取决定性行动才能控制住民粹主义的这些压力。”于是,激进的经济改革者试图通过“在转型的初期阶段就建立起自由贸易、货币可兑换以及企业经营自由的原则”来削弱其对手。并不单单是利普顿和萨克斯将民粹主义危险视为实行激进改革的原因。

   在负责经济事务的政治人物中,叶戈尔•盖达尔—当时任俄罗斯的代理总理—在1992年12月的一个讲话中以最富有戏剧性的方式表述了这同一观点。如果不进行改革,他警告说:“那么我们的发展路径将不是美国或者瑞典模式,而是非洲或者拉丁美洲模式……这会导致出现长久的贫困和政治不稳定,以及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非常普遍的民粹型政客和独裁者。”分析家们与政治人物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了类似的看法。

   不过,对于民粹主义威胁的原因和性质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无论提出看法的是对激进改革持批评态度的经济学家,还是对它们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表示担心的社会科学学者。批评者认为全面的经济改革以及基本的政治方案不是最有效地避免民粹主义的办法,而是最有可能激起它(主要是在政治领域,也包括经济领域)。因此,民粹主义逐渐被视为激进经济改革的结果,而不是它的障碍:“那么,与通常理解不同的是,使东欧国家脱离民主轨道并滑向民粹型威权主义的正是新自由主义方案。”奥斯特解释道,这一看法的逻辑在于,如果大多数人(尤其是依然占支配地位的国有部门中的工人)看到他们无法在 “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并且无法逃脱被边缘化的命运,“他们便易于接受蛊惑”。

   耶日•豪斯纳提出了一个类似的看法,即新自由主义(或者更具体地讲是它的失败)孕育了民粹主义。他提出,持续采纳自由货币主义者的政策使政府导致失败,“而这为采用民粹主义的解决方案开辟了道路”。豪斯纳接着评论道,自由货币主义者既没有意愿,也没有手段去解决“‘国家的金融危机’……即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出现民粹主义威胁的根本原因”。不过,“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不知所措并且承担着社会经济危机后果的社会大众对统治精英及其克服危机局势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因而,他们热切地期待着新的希望和认同”。杰勒德•罗兰阐述了一种类似的情景,而阿提拉•阿格则写道,如果中东欧与欧共体的整合失败或者只有微小的进展。民粹一威权主义的危险就会被激发出来。

   其他作者更反对的不是激进的改革,而是下述政治观点:“经济重组进程以及竞争性政治活动只有在选民大众无法被动员起来且陷于政治分裂时才能够得以维持。”, 后面这些作者为避免民粹主义所提出的建议与奥斯特的建议一样,即包容:所有的民粹主义威胁可能都源自于一个由强势工会及左翼政党所代表的大众部门,而这种代表是不全面的。

  

   谁是民粹主义者?

  

   尽管上面讲述的两种思路遵循着基本相反的逻辑,它们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它们都视民粹主义为威胁,并且都将民粹主义被激起的可能性。与经济转型态势(被夸大的进度或者进度不够)挂起钩。它们以类似的方式讲述拉丁美洲的经验。尽管对其有着不同的解释。不过,关于民粹主义威胁的讨论导致人们无法认清东欧民粹主义者具体的意识形态、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特征。虽然有些分析家谈论具体的国家,比如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但对许多分析家来说,民粹主义威胁着东欧地区所有进行改革的国家。

   关于民粹主义危险的社会经济来源也有不同意见。萨克斯认为其来源是不断缩小的部门中的官员、经理和工人们的多阶层联盟,而其他许多分析人士却认为是更低层的社会团体:“不知所措的社会大众”、“成百万的被边缘化的人士”或者经济上的“失败者”。更有其他分析人士担心上等或者有产阶层的民粹主义倾向:“如果存在着民粹主义威胁,那它也可能来自这些团体”。与此类似,博佐基和许克什德也认为:“在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人们更加担心的并不是大众的民粹式抗议,而是在剧烈变革后的‘政治眩晕’期,某些权力集团以‘人民的不满’为借口打‘民粹主义牌’,以试图推翻其他政治精英集团。”

   最后,关于民粹主义者到底是谁,或者更具体地讲,哪些政治势力准备打民粹牌的问题在对民粹主义威胁的讨论中似乎是最没有意思的问题,或者是仍未解决的重大谜团。对他们的具体方案及其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还没有进行广泛的研究。

   他们对拉丁美洲经验的引证表明,利普顿、萨克斯、盖达尔和其他人担心后共产主义时期会出现一种类似的社会现象—它具有所有关键特征:从缺乏财政纪律到威权主义。可是,人们有这样的印象:激进改革者可能会将任何反对激进方案的看做是民粹主义者,包括他们的那些提出替代改革方案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同事。巴尔采罗维奇还提到:“曾在推翻共产主义体制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有影响的工会却日益民粹化(波兰的团结工会和保加利亚的支持劳动联合会),因此,辨识民粹主义者身份的途径主要是他们对经济转型战略的速度和具体设计的态度。“民粹主义者”变成“新自由主义反对者”的同义词,或者相反。

   在罗兰所采用的评估转型时期政治经济状况的框架中,非常明显的是,它对现实世界中的民粹主义者们的实际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立场毫不关心。从这样的假设出发,即真正重要的是‘。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区分,他指出:“保守派是那些支持现状并反对具体的市场导向措施的人士。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信念是斯大林主义的还是民粹主义的。与此相反,改革派赞成引入市场制度的措施。我们还可以考虑其他方面,但这会不必要地使问题复杂起来。”

   对民粹主义威胁的讨论为何无助于确认什么是民粹主义?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解释。事实真相是,这一争论并不是关乎民粹主义的,而是关于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正确方略的。有政治倾向的经济学家与负责经济事务的政治人物对改革的可行性及其政治和社会影响有着相互矛盾的看法,而且他们使用同一个词汇—民粹主义—来表示反对他们的人的建议所导致的各种负面后果。就像科米索及其合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辩论是在自由“乌托邦”和民粹主义“问题”之间展开的,而不是在被经验事实所证实的概念之间展开的。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持相互对立观点的各方忽视了另外的方面,而这些方面可能更好地界定民粹主义威胁。对民粹主义含义的具体解释会限制它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病理式”危险的涵盖范围。后共产主义时期民粹主义短如果存在的话)所具有的微弱的“地方性内容”(历史、意识形态和社会意义上的)是这样的一些标签:反共产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犹太主义、恐惧症以及民族主义。

   另外,偶尔还有人企图将相互矛盾的解释中的负面因素结合起来,并以此形成关于后共产主义时期民粹主义的概念。比如,博佐基和许克什德认为:‘’东欧民粹政治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它通常同时使用关于“民族”和“社会”的口号••一民族一民粹口号可以与反西方情绪、恐惧症和反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在失业率上升以及经济痛苦转型时期,这种结合可以很容易地最后导致社会上出现要中央政府进行‘公平’分配的煽动性要求。”

   因此,学者们对后共产主义时期民粹主义的看法受一种复杂的“病理”观念的主导,而这种病理表现在形形色色的政治与经济问题上:从反资本主义到反知识分子的态度,以及从非自由的民族主义到国家保护主义。我在第二章中已经说明,市场社会主义和“第共条道路”在政策辩论中也经历了一种类似的转变,变成一种病理型言说。有时,这两组词汇混合在一起,而市场社会主义者和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于是就变成了民粹主义者。尽管这种归类很有分量,但它更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在于它是政治竞争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合理的科学总结。

   在我下面的讨论中,我将对这些概念化模式提出质疑,并指出上述概念框架中所遗漏的那些关键成分。在这里,指出一个与上述看法不符的众所周知的实例就够了。那就是,在波兰1990年的总统选举中,作为民粹主义者的斯坦尼斯瓦夫•蒂明斯基取得了对于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并不是源于反资本主义及反西方的偏见,恰恰相反:乃是源自不成熟的、不带有批评性的亲西方情绪。

  

   民粹主义成了一个不好的词

  

就像科米索及其同事所指出的那样,“乌托邦和病理观念是针对他们所提出的范式的政治辩论的基本概念”。受社会科学理论的误导,东欧的政治人物全部采用了对民粹主义的病理式解释。他们借此机会使他们的词汇库中增加“一个含义很广的词语,而该词语将不同语境下的不同侧面统统囊括在一起”。这一复杂标签包括下列含义:社会性煽动、经济上的不负责任以及反动的威权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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