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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白彤东:中国社会转型所应有的核心价值观

更新时间:2011-11-20 12:16:39
作者: 许小年 (进入专栏)   白彤东  

   仁爱要进入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还有一个技术上的困难。仁爱主要依靠个人内心的自省,外界要界定非常困难。要想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来鉴定什么是仁爱,以及惩罚不仁爱的人,都非常困难。而在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里,对权利的定义非常清晰,对权利的保护,以及对侵犯权利行为的惩罚,我们都可以明确定义。最有可能成为现代社会核心价值来源的是孔孟的原始儒家,而不是董仲舒的儒家。

   孔孟的儒家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相隔太久远了,以至于我们今天脑海中留存的儒家观念都是董仲舒之后的儒家,而不是孔孟的思想观念。所以,我们可以研究儒学,但儒学要成为现代社会核心价值则非常困难。儒学作为私域中重要的精神宝库,我们不能简单地抛弃,不能像五四时期那样简单地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不能像建国后那样批孔老二,也不能像“文革”后期那样批林批孔,这样完全否定儒家思想是不行的,因为儒学与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有一定程度上的呼应,儒学是人文主义的,是以人为终极关怀的,这与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它的民贵君轻和仁者爱人思想,到今天都仍然是极为可贵的,这都是私域中的精神财富。原始儒家有一种原始的社会契约观念,在孟子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

   儒家也有非常朴素的理性精神,比如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所以我认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普世的,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国家,不分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这种普世价值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平等的个人权利和理性精神。当然,这种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现必然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特征。所以我讲一句不严格的话,今天我们要重建社会的核心价值,应该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也就是说,西学为公域之体干,主要承担的是治国、平天下,中学为私域之日用,它主要是辅助修身、齐家。中国人讲修齐治平,依我的理解,修齐主要是在私域中,而治平主要是在公域中。公域中是普世价值,私域中具有非常浓厚的中国色彩。我想强调的是,中学在私域中也并非一家独尊,而是它与其他的思想、信仰平等共存、竞争。

   盛洪:我们确实需要深入讨论公域与私域的问题。有些基本价值是否要使用公域和私域来讨论还需进一步反思。比如“信”这样的概念,民众与国家都必须“守信”。刚才许教授谈到欧洲中世纪政教不分,导致一系列的宗教战争,这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

   也许我们应该注意,公域与私域的价值之间,没有太必然的联系,当然刚才许老师的主张非常好,不能用某种政治强力去推行某种宗教信仰。但是用这来批判儒家,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儒家在发展过程中究竟运用了多少政治强力,这是需要讨论的。刚才许老师说到的儒家价值只进入私域,这也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比如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命观,崇尚天道的主张等,儒家在价值上确实是私域和公域没有明显的分别,这表现为修齐治平的儒家观念。

   刚才你提到的孔孟的原始儒家离我们太远,因此无法进入今天的核心价值的建设之中,这种观点也需要进一步思考。比如,儒家跟基督教文明一样,都是产生于轴心时代,但是我们似乎并不怀疑基督教文明在当代的作用。

  

   儒学并非只讲心性和信仰

  

   白彤东:刚才许教授其实把儒家等同于儒教,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我自然同意他的观点。因为儒教对整个世界、人生与政治有一套整全性的理解,尤其对于何谓美好的人生有着自己独特的阐释。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佛教徒、基督教徒等都有其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儒教不应该再独尊。其实,即使在中国传统社会,我对是否存在一个儒教的大一统思想观念持保留态度。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开始的论辩,并不基于一种教义,而是基于超出特定教义的一般论证。

   比如,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很忙,政治也很复杂,这使得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产生了根本问题。又比如,孟子讲大人与小人之辨,其中一个观点是政治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他们必须从日常生活里解脱出来。这些论辩无须是信奉天人合一等等教义也能为人所接受的。

   另外,我还认为,孟子以及先秦思想家面对的是一个从西周这样小国寡民向秦的大一统过渡的转型时代,这个转型与欧洲从中古到他们所谓的现代很相像。因此,先秦思想家对政治问题的思考与现代就很相关。刚才许老师的说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发展了两千多年的儒学的一种误解。

   儒家除了心性之学和信仰之外,其实相当程度上在讨论政治制度。我们是在接受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以后,将儒家简化成只讲信仰和心性的存在,把儒家讲政治的一面搁置了起来。儒家对政治秩序其实有相当多的论述。这是我开始的论证所侧重的,因此也具有普适性,而不是许教授所说的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信仰。

   并且,如果说儒家是一种浓厚的宗教信仰的话,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儒教为旗帜的宗教战争。儒家确实支持过排佛,但它跟西方的宗教冲突很不一样,因为这些运动中没有出现像西方宗教战争那样的大规模杀戮,只是让僧人还俗,而其理由,是很多佛教徒占据了大量寺院和田土(供养僧人)而不纳税,即世俗而非宗教原因。

   在美国,再乱再糟糕的城市,也有两种建筑非常好,那就是教堂和邮局。受儒家观念影响的人,就会提出来:有建教堂的资本,不如用来资助贫困的人,给他们建房子。儒家在中国历史上起的更多是政治性的角色,是超出个人信仰之外的角色。

   儒家的包容性也体现在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当做形容词使用,比如儒家的基督徒,儒家的伊斯兰教徒,但我们很难说一个伊斯兰的基督徒。这个很小的事实就说明,儒家有它超出信仰的普适的方面。

  

   儒家讲等级但对弱势群体有利

  

   白彤东:下面我想说说公私分离的问题。公私分离是一个很重要的现代的概念,但其实公私分离不是现代才提出来的。韩非子就讲得很清楚,公私一定要分离,当时批判儒家,他也就是批判这一点。跟韩非子相同的,西方柏拉图也主张要公私分离,但很有意思的是,当时无论是儒家,还是韩非子和柏拉图,他们更担心的是私利,私人的这些党派势力对公利的危害。

   只有到近现代以来,以英国哲学家小密尔开始,人们更多担心公权力对私人的危害,其实公私这个区别一直都是有的。但是现代更担心公对私的这种危害,或者是私对公的危害。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儒家的公私观。我刚才提到了儒家为什么能够作为一个普世的形容词来出现,因为儒家有对国、对公的关心。你要成为一个社会的人,你得去应对社会。在应对社会中,你最开始能面向社会的一个起点在什么地方?儒家的一个想法是,这个起点就在你家里。因为家是你第一次能迈出一个狭义的自我的场所,所以它为什么要齐家,不是说它由私去干涉公这样一种概念,而是说你要从私走到公的时候,家是从私走到公的一个最重要的场所。

   所以你这么去理解儒家的话,其实儒家对公私有一定的区分。它只是说由私到公走的重要的一步在什么地方,在家那个地方,所以家庭的很多安排都应该成为政治的考虑。政治是关心公的。如果政治关心公的话,你得关心人怎么从私的领域走到公的领域,所以你要关心一些家庭基本价值的建设。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所谓私的东西,所谓家的东西,从儒家看来,是跟公的东西紧密相关的。

   许教授刚才说普世价值应该是平等和理性,关键问题是平等、理性是两个复杂的概念。儒家讲平等,孟子、荀子都讲圣人跟我是一样的,我是可以成为圣人的,每个人都有四端,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能,所以从这个意义来上讲,儒家是完全倡导平等的,每个人都有成圣、成贤的潜质。但是他们确实也讲等级的重要。为什么?举另一方面的例子,比如西方的哲学家罗尔斯,他是个平等主义者,但是他作为平等主义者却提出所谓的差异原则。

   一般的平等主义者都是强调经济平等的,但是他提出,对于经济平等主义者来讲,经济上的不平等可以接受,但是要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如果非要有经济不平等,这个不平等要对最弱势的群体是最有利的(包括与平等的安排比较起来)。

   那么,我们可以类似地考虑,如果有两种制度,一种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平等制度,一种是不平等的制度,但是不平等的制度对最弱势群体都有利的话,平等主义者可以接受这种某种意义上的政治不平等制度?比如,日本、韩国仍有很强的儒家价值影响,接受一种等级观念,但是日本和韩国的经济不平等反而比拒绝等级观念更彻底的美国要小一些。小一些有很多原因,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日本跟韩国保持了一种儒家意义上的地位上的不平等,它因为保持了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日本工厂的厂主若有出人头地的愿望,他可以由别人的尊敬来获得满足。

   但美国因为把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消除了,若美国的厂主也有出人头地的愿望,那他只能靠一种最赤裸裸的办法去满足,就是靠买一个更大的车、更大的房子,靠经济上不平等来实现。所以儒家确实有讲不平等的方面。其逻辑是,如果(某种意义上的)不平等不可避免的话,与其无望地消除不平等,我们不如去问,怎么样不平等的安排能促进我们最在乎的人类社会的福祉。

  

   儒学不仅仅是安身立命的哲学

  

   白彤东:刚才许教授讲理性会使得我们选择不用暴力去压制对方,而以一种和平的、谈判的状态,其实这个也很难说。因为人的理性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它可以为各种不同的观念去服务。美国一个作家讲过,比一般的疯子更可怕的是有逻辑的疯子,事实上很多疯子很有逻辑,很有理性,但他的出发点是彻底错误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看,理性在什么架构下去服务,什么架构下做判断?比如说暴力是理性所不选择的,但老子讲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你说理性不选择革命,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有一些农民暴动,比如陈胜吴广之所以起义,是他们进行了理性计算:因为他们路上耽误了,根据秦律,赶到他们要去的地方要被杀掉,起义也要被杀掉,但起义还有一丝存活的可能性。所以理性选择并不一定是保持一个和平的结果。

   更一般地讲,从理性出发,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想占别人便宜,但是因此别人也会占我便宜。比较起来,我可能失掉的更多,因此理性地选择了和平的、在一定规则下去行事。但是,有人会说,这种思维只适用于庸人。那些大奸大恶之徒会觉得在丛林状态里,他可以占别人的便宜比被占的便宜多,因此理性地选择非和平的、斗争的丛林状态。这种说法,从柏拉图到尼采都给出过。

   至于许教授提到的三纲,这可能是儒家在后来发展情况下儒法合流的结果。三纲这种说法,追溯到先秦,其实可以更直接地从《韩非子》里找到。在历史上,儒家虽然表面上占主流,其实很多时候不占主流。

   儒家有政治关怀,儒家认为士人要参与政治,但是汉朝的帝制成了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儒家想跟皇帝争权力,但是他又没法说皇帝你把权力给我,所以他想了一个办法,把天给推上去,治道要符合天道,但是天道由谁来解释?由儒生来解释。

   所以通过这种办法,通过把天推上去,把士人的地位推上去,来限制皇权。其实中国传统社会很多制度安排有这些含义,但是很可惜,这么多年下来,因为我们对传统里制度的东西失去了信心,只关心它表面的所谓安身立命的东西,所谓个人信仰的东西,而忽略了儒家普世的对现代核心价值有意义的东西。

盛洪:彤东反驳得很充分。我很有必要在这里讲一下,你刚才讲家庭,我是比较赞成的,因为我对家庭有过研究。你说家庭是从私向公的一个迈进,我举个日常的例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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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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