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兴华: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8 次 更新时间:2011-11-15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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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兴华  

一、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我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和国外市场,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这是主要的方面。但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会给我国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带来多种风险。应当认识到,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它们既要通过经济全球化主宰世界,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又要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其他国家。因此,我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利用可为我所用的各种国际机制和规则,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又要重视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无论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是机遇和风险并存的。即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也要有防范风险的战略眼光。这种风险既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更来自于美英等国家争夺各种资源所导致的矛盾。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规模已列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正日益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要应对多方面的挑战。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既要利用我国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通过经济参与获取最大利益,又怀着敌视社会主义的心态,想遏制我国发展,甚至对我国搞西化、分化战略。对此,我们需要有效应对。还有,我国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一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在美国和欧洲金融形势持续恶化的情况下,风险可能日益增大。我国引进外资,对经济快速发展和市场繁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要注意到,外资大量并购我国企业会带来潜在的风险。据统计,在全国最重要的28个产业中,外企有控股权的产业就有21个,而像计算机操作系统行业,95%由外资控制。

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较高。人们一般能够注意到我国出口依存度高,但往往忽视了有些产品,如能源特别是原油,我国的进口依存度正变得越来越高。1993年,我国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当年对外依存度为6%;而2006年突破45%,2009年突破50%,而且还在继续攀升。此外,我国的天然气进口也在不断增长。国外能源市场供给的大幅增长,保证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但依存度高带来的风险也高。我国经济发展不仅受能源供给国政局动荡的影响,还存在着受霸权主义阻挠的风险。美国和日本对石油的进口依存度比我国高,但它们有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和保证,而我国没有这种保证。

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相互交往中融为一体,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如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会直接影响和冲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1929—1933年的资本经济大危机,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产生大的冲击。从有关资料来看,如果将1929年的工业总产值作为100,到1933年,美国降为64.9,德国降为66.8,而苏联则增加到201.6。为什么苏联经济没有受到这次大危机的影响,反而在4年中工业总产值翻了一倍多?主要原因有两条:其一是国际经济状况与现在不同,当时还没有形成现在这种不同国家之间紧密联系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其二是当时存在相互对立的两大世界经济体系,苏联搞社会主义建设,摆脱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链条。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前遭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因而也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历次经济危机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之中,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有不小的比重,因而国外的经济震荡和危机必然会冲击我国的社会经济。

目前,西方国家的学者,也在讲经济全球化的危害,批评经济全球化是个“怪物”。因为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波及其他国家。经济全球化对还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又是推进现代化过程、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并适时调整内外战略的契机。因而,我们必须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有些国家,如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由于没有积极主动地应对经济全球化,结果陷入“被全球化”的困境。

二、经济全球化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目前,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比如,我国出口依存度过高。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多年来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转向依靠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但要实现这一转变,就要改变中国人存钱美国人花、中国人生产美国人用的不平衡格局。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困境,要求我国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以促进增加其就业岗位。我国也将扩大内需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项内容。从理论上说,通过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最稳定和风险最小的,也是最具有可持续性的。我国应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比重的前提下,适当降低出口依存度。但从当前的实践来看,我国的出口依存度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较大幅度降低。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的情况下,相当部分产品只能依靠出口消化。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与我国收入差距拉大有关。低收入者虽有多方面物质文化需求,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即使现在关注困难群体的利益,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但消费需求的增速依然难以加快。这是因为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的家底太薄,他们只会将新增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解决当前温饱问题,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由于存在住房、看病、子女上学和其他社会负担的后顾之忧,低收入家庭不会将全部新增收入用于即期消费。而高收入者,特别是那些大款、富豪们,已应有尽有,消费倾向低,他们更倾向于到国外购买奢侈品。因此,多年来虽强调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依然主要依靠投资与出口拉动。只有等到广大劳动群众收入持续增长,后顾之忧得以解除后,才会显著提高消费倾向,才可能较大幅度地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就迫切需要改革分配制度,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

我国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与外资企业和私营经济所占比重不断扩大有关系。引进外资和发展国内非公有制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但事物的效应需从多角度考查。一方面,一些地方重引进、轻规则,重资本利益、轻劳动利益,造成的结果是私营、外资企业高利润、低工资。在不少私企和外企,工人劳动时间长而工资低,侵犯工人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目前我国资产几十亿、几百亿的富豪不断增加,资产超过10亿人民币的富人,由2010年的4000名,增至2011年的7500名,一年增加85%以上。富豪总量已超过除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发达国家,居世界第二位。这么多富豪没有一个是从公有制经济出来的,都产生于私营企业。

根据有关数据,我国占总人口20%的低收入群,占总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高收入群,占总收入的份额达50%,后者为前者的10倍多。如果从财产占有量来看,我国最富裕的10%的人口,占有全国财产的45%,而最贫穷的10%人口,只占有财产的1.4%,差距为32倍以上。可见,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相当大,而且这个差距还在扩大。

私营和外资企业作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其资本和劳动、利润和工资天然是矛盾的。我国目前城镇职工在私有制经济中就业的高达70%到80%。资本利润侵蚀着工资。前几年,有些外资和合资企业,工资仅千元左右,而利润率很高。有关资料显示,1990年到2004年的15年中,约42%的外资公司在华利润率超过其全球平均利润率,外资从中国汇出的利润达2506亿美元。私营企业的情况虽参差不一,但总的看来,工资一般低于劳动力的价值。2008年,全国城镇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年均工资为17071元,而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职工年均工资为33233元,相差近一倍。有些学者赞扬私企、外企比国企利润率高,却不去考虑这与利润侵蚀工资有关。房价高涨,使房地产企业获得高额利润,而建筑工人的工资依然低下。房地产利润既侵蚀工资,也侵蚀购房者收入。由于城镇职工的70%以上在私企和外企中劳动,以按资分配为核心的按要素分配方式成为主体,两极分化不可避免。这正是多年来尽管力求扭转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但差距却继续扩大的根源;也是多年来力求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但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真正搞好公有制经济,就不会产生贫富分化,可以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个相对概念,没有绝对指标。应区分两种情况:一是指致力于缩小、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也就是走向共同富裕;二是指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我国有些集体经济,可以说已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并向更高级的共同富裕发展。江苏华西村、河南刘庄等,可以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典型。已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体中,大都是靠发展公有制经济来实现的。当然,从全国来说,非公有制经济在继续发展。富人可以继续富,但穷人不能继续穷了。几十亿、几百亿的富翁可以继续增加,但应通过累进税和社会“光彩事业”等回报社会,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应关注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但这不是靠挤压非公有制经济来进行,而是靠深化改革、增强活力,在与非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在自我完善与发展中不断壮大自己。如果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继续缩小,而私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和外资企业占越来越大的比重,那么不管采取什么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恐怕都很难实现。例如,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等,固然是必要的,但这只是治标而难以治本,高收入者依靠已有的高额存量资产,可以继续获得大量财产性收入;而低收入者群体只能从增量资产中多分得一杯羹。这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分化格局吗?恐怕难以做出肯定的回答。

讲科学发展,要强调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共同富裕。为此,就需要重视我国所有制结构的科学发展,就是说,科学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应将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纳入科学发展的内容和体系中。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科学发展既包括生产力的科学发展,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的科学发展,也应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科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科学发展,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科学发展。这样才能缓解和最终消除两极分化,减缓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实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和谐;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有效防范和抵制西化、分化的图谋,保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与繁荣。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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