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沈志华: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

——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

更新时间:2011-11-13 16:49:38
作者: 沈志华 (进入专栏)  

  

  进入19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俄国及东欧国家历史档案的大量解密与公布,利用多国文献资料及口述史料对冷战时期一些人物或事件进行比较、分析和综合考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注重档案文献的发掘和利用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学界冷战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正是在此基础上,现代史,特别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才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尽管如此,对一些重要史实的理解和判断,在研究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议。一般说来,在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总体评价和做出全面结论时出现异议,意识形态往往起了主导作用。而对具体史实的不同认知,虽然也有文化差异的背景,但更多的原因在于可资利用的史料不够充分,以及对已有史料的片面理解或轻易采信。例如,对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过程及其结果的研究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赴苏,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如愿以偿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一系列文件。对于冷战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这无疑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从而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关注。1近10年来,随着新史料的不断涌现,人们对中苏条约谈判的基本过程已经有了大体一致的了解和认识,如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已经了解到其访苏的主要目的;斯大林起初想维持1945年的旧条约,而毛泽东却坚持要签订一个新条约;双方在谈判过程中曾发生激烈争执,后来是苏方做出了重大让步等等。但是,在以往的研究论著中,对一些重要史实的描述仍然存在着差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判断,其结果可能影响到研究者对中苏双方立场和心态的理解。笔者拟根据目前中俄双方披露的档案文献及当事人的回忆,分析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以期推动有关课题研究的继续深入和档案文献的进一步开放。

  

  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是如何出笼的?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双方对于如何签订中苏同盟条约持有不同的立场。此后一段时间,特别是24-30日之间,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期待对方做出让步。1950年1月2日,《真理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登了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2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标志着斯大林已经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中苏将签订一个新的同盟条约。然而,这个“答记者问”的办法究竟是谁提出的,其文本又是谁起草的?却有完全不同的说法。

  作为翻译人员随同毛泽东访苏的师哲回忆说:

  当时凑巧遇到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后,苏方倒有些着慌。……大家为此很着急。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他提出以毛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到苏联的目的。1950年1月1日,毛主席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1月2日见报。3

  作为保卫人员随同毛泽东访苏的汪东兴在日记中记载:

  (1949年12月30日)下午二时许,王稼祥到毛主席处说:“现在各国驻苏大使、新闻界人士正在打听毛主席的行踪,纷纷议论说毛主席不知去向了。”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说:“毛泽东正在莫斯科某地休息,怎么不知去向了?”王稼祥大使说:“有一个星期报纸上未见报道你的活动了。”毛主席说:“近来确实外事不多。”

  (1950年1月1日)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来到毛主席住所谈及安排毛主席一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的具体事宜。这时,有消息说英国通讯社造谣: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对此,苏方有些着慌。……大家为此都很着急。王稼祥大使提出让主席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访问苏联的情况。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许。4

  有人为时任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写了年谱,其中记载:

  (1月1日)鉴于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王稼祥向毛泽东提议,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访问苏联的情况,进行辟谣。5

  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在其专著中转引了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未公开的手稿《毛泽东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对苏联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开始》中提供的一份俄国档案文件,即1950年1月2日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关于1月1日与毛泽东谈话的纪要,书中说:

  《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文本是科瓦廖夫1月1日受斯大林委托交给毛泽东的,虽然是草稿的形式,但斯大林已在上面签了字。毛泽东阅后说:答记者问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好;他没有什么需要说明和补充。关于《答塔斯社记者问》中提及的旅行计划,如过去已表示过的那样,他希望访问列宁格勒,并提出在1月22日或25日以前留在莫斯科。在此期间,他愿与斯大林会晤几次,以便商谈答记者问中提到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6

  最新的一个材料是《毛泽东传》引用的1963年2月23日毛泽东同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

  据毛泽东后来说,这个答记者问是由苏方起草的。他说,他为斯大林始终不肯签约而向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发了一次火。“个把礼拜后,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谈话稿。记者问,中国国内军事情况怎么样?我答,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残余没有多少了。然后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呆多久?这是他写的。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着签订中苏条约。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7

  笔者还可以补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的另一个毛泽东本人的类似说法——苏联大使尤金记录了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对他谈话的内容:

  毛泽东继续说,过了一段时间,有人交给我一份将要发表的我答记者问的草稿,斯大林已经在上面签了字。这个文件报道说在莫斯科正在进行有关缔结中苏条约的谈判。这已经是向前迈出的重大的一步。毛泽东说,可能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在改变斯大林的立场上帮了我们,他们于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以后,开始了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参加的谈判。8

  或许是此前看到过这些材料,中国学者杨奎松在其论文中断定:“在进一步得悉英国也有加快与新中国建交步伐的消息之后,斯大林终于发现,对苏联来说,争取毛泽东和新中国的友谊,远比过分担心美英的反应更为实际。于是,他在1950年1月1日主动起草了一份以毛泽东名义答记者问的新闻稿。在这份稿件中,斯大林出人意外地写上了准备解决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的内容。当毛泽东看到这一文字稿时又惊又喜,毫无犹豫地表示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这篇答记者问。9

  其实,这个引起争议的《答记者问》很简单,只有三个问题,其中涉及到毛泽东访苏的内容如下:

  记者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

  问:您所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10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些材料和判断。

  首先是答记者问这个方式的提出。根据中方诸多当事人提供的回忆材料可以断定,答塔斯社记者问的这个主意是王稼祥建议的,而不是斯大林主动提出的。科瓦廖夫的报告以及毛泽东本人后来的说法,从字面上看都无法否定这个结论,充其量只能证明答记者问的文本是斯大林起草的或经斯大林签字后送给毛泽东的。至于师哲所说在报纸上发表这一消息的决定是由毛泽东做出的,这在逻辑上讲不通。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的决定权当然属于苏联人。所以,上述材料提到,答记者问的文本是经斯大林签字后交给毛泽东的,大抵还是合乎情理的。这就是说,建议是中方提出的,而最后决定是苏方做的。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此外还可以断定,就中方提出这种方式本身而言,其目的最初仅仅是为了“辟谣”,并非是针对中苏条约的形式和内容的。后来,这种方式推动了中苏谈判的进展,是因为答记者问的内容。

  那么,答记者问的文本是谁起草的?提出中苏条约这个问题,是毛泽东想施加压力的手段,还是斯大林主动做出的让步?这里有三种可能性,一是中方提出建议的同时起草了文本,交苏方认可(斯大林签字)后发表的;二是中方提出建议后,苏方提出问题而由中方作答,再经斯大林批准发表的;三是接到中方建议后,苏方(斯大林)起草了全部问答(草稿)并送中方认可后发表的。按照科瓦廖夫和毛泽东的说法是第三种情况,即答记者问的最初文本是斯大林起草的,研究者似乎也都接受了这种说法。但是,在笔者看来,这里还是存在几处疑点。

  第一,仅从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谈话看,还没有充分根据断定文本就是斯大林起草的,因为看毛泽东谈话的字面意思,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斯大林是在中方送去的草稿上签的字。

  第二,毛泽东1963年2月23日谈话说的很明确:是斯大林“起草了一个谈话稿”。不过,此时中苏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毛泽东讲话的真实性受到怀疑,苏联使馆认为毛泽东是有意显示中共对苏联一贯的友好态度,从而把中苏分裂的责任推给苏联。就在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后不久,契尔沃年科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国内情况的报告,其中讲到:“中共领导人的策略之一,就是在自己的党和人民面前以及世界舆论面前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有主动精神。中国宣传中的以下说法就是为这一策略服务的:似乎是中共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举行苏中两党双边会谈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建议。也许,毛泽东1963年2月23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对这次谈话的报道以及发表苏共中央2月21日信和中共中央3月9日信,也主要是为这一策略服务的。中共领导人想以此表明,他们不仅对‘现代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有原则的’批评,而且也采取了‘建设性的’步骤,以‘挽救’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11的确,毛泽东有时讲话言不由衷,这种情况下面还会提到。所以,仅凭他的一句话,还难以做出肯定的结论。

  第三,关于科瓦廖夫的报告,引用者没有提供原始档案的文本,因此科瓦廖夫报告全部的和具体的内容究竟如何,尚不得而知。况且,这里还有一个辗转翻译(由俄文到德文再到中文)后译文是否准确的问题。此外,首任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是上午拜会毛泽东且在那里吃过午饭后离开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声称,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且取消了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会谈中,毛泽东还提出要“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关于缅甸、印度以及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息,毛泽东也是这时有意透露给苏联人的。12显然,毛泽东这是在向斯大林表露他的不满,并施加压力迫其让步。而照汪东兴日记记载,当天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就来到毛主席住所谈及安排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的具体事宜,这说明此时双方已经就发表答记者问事达成一致意见。最迟到1月2日凌晨3时,毛泽东已经发电给刘少奇说:“本(二)日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请嘱乔木、陈克寒注意照塔斯社稿译发为要。”13看来,如果确有1月1日毛泽东与科瓦廖夫的谈话,那么一定是发生在罗申走后和莫洛托夫到来之前,而就目前披露的史料来看,1月1日下午到晚上在毛泽东住所和克里姆林宫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很难说清,其中变数甚多。

  第四,就毛泽东的性格而言,他是否会老老实实地按照斯大林起草的文本发表讲话,很值得怀疑。几天后发生的一件事可以佐证:本来中苏双方商量好,同时以外交部的名义在各自报纸上发表声明,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挑拨中苏关系的讲话。结果毛泽东却偏偏自作主张以新闻署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从而引起斯大林的极大不满。14

  结论只能是:如果要确定答记者问的作者及起草过程,还需要发掘更多的文献证据。首先是把科瓦廖夫与毛泽东谈话的时间、地点和全部内容搞清楚,而最关键的是要在档案中(无论是中国还是俄国)找到《答记者问》草稿的文本。如此,事情就一目了然了。与此不同的是,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起草过程,由于俄国档案中的各种文本已经问世,就比较能够说清楚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是谁起草的?

  到目前为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的最初文本究竟是中方起草的还是苏方起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46423.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