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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刚:民初宪政转型失败与革命党人的失策

更新时间:2011-11-07 17:02:06
作者: 徐立刚  

  

  武昌起义后南方革命党人正视自身军事实力、财政实力不足的现实,审时度势,南北议和,以实行民主共和为前提条件,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于袁世凯,从而结束满清封建帝制,南北统一于共和制的中华民国。尽管辛亥革命的结局不尽如人意,民国初年的政局还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民主共和新局面——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党派团体纷纷成立,北京临时政府保留着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一般形式,政务比较公开,司法相对独立,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基本有保障;革命党在南方拥有相当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为内阁、临时参议院行使《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赋予的权力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革命党还掌握着中央政府部分行政权和立法权;革命党人正积极着手组建政党内阁,让国家政治向宪政转型。

  然而,到了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后,民主共和的既有成果损失巨大,中国向宪政转型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史上的旧痛,尽管当时中国实行宪政的历史条件尚不成熟,但此中的成败得失还是值得后人反复咀嚼的。

  民国初年宪政转型失败的原因何在?除了袁世凯北洋集团破坏民主共和之外,历史研究者传统的观点认为革命党人在民初政争中尤其是宋教仁案之后软弱涣散,妥协退让,犹豫动摇,在发动二次革命时态度不坚决;近年来有研究者注意到当时社会心理不支持武装倒袁、暴力革命,制约了二次革命的发展;[1]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的一元政治文化、政治派别缺乏和解而选择暴力,导致了宪政挫折;[2]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宋案应当依靠法律解决,二次革命是民国史上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3]

  笔者认为:革命党人(包括同盟会员、国民党员等)力图维护民主共和却未能审时度势,在政治策略、舆论宣传、实力制衡、时机选择等方面失策,过早发动二次革命,导致维护民主的革命党人力量大受损失,民初宪政转型失败。

  

  (一)

  

  民国初年的革命党主要是指同盟会、1912年8月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民初革命党内存在着稳健派与激进派。稳健派在革命党内占主导地位,以同盟会本部、宋教仁为代表,章士钊任主笔的《民立报》是稳健派的喉舌。激进派在革命党内占少数,主要是一些中下层革命党人,以戴季陶为代表,他任主笔的《民权报》是激进派的喉舌。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革命党的领导人“孙中山醉心于‘实业救国’,黄兴困于南京留守事务,两人都不注重‘党事’。作为‘辅佐总理或协理指挥本会一切事务’的总务部主任干事汪精卫,先是力辞不就,继则不顾本部一再挽留,放洋出国。代理主任魏宸组又自感众望难孚,不甚热心。”[4]同盟会事务实际落在政事部主任干事宋教仁身上。随着北京临时政府建立,4月25日同盟会本部迁往北京。7月21日,宋教仁又出任总务部主任干事。宋教仁逐渐成为同盟会的实际领导人,后来主持同盟会改组,担任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

  南北统一后不久,革命党人中的稳健派致力于组建政党内阁,试图以此保证责任内阁制的实施,维护民主共和,使国家政治向宪政转型。为求平稳地实现此目标,稳健派对于掌握国家大部分权力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一系列谋求专制独裁的行为基本采取忍让策略,没有大力抵制和揭露其破坏民主共和的所作所为,结果让袁世凯北洋集团屡屡得手,甚至还在舆论中占上风,民主共和政治逐步地被侵蚀,政党内阁也成为空中楼阁。

  袁世凯是一个新旧参半的人物、在清末新政中表现出色的重臣,开明而有政治手腕,具有丰富的执政经验,所以在武昌起义后能被立宪派和旧官僚所信赖与接受。然而在民国初年的民主共和时代,袁世凯就显得落后于历史进程。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以一系列行动扩张其个人权力,排挤、压制革命党人。

  袁世凯阻挠唐绍仪责任内阁制的实行,唆使赵秉钧、段祺瑞公开抵制,又因借款问题排斥唐绍仪,改委王芝祥时剥夺国务总理唐绍仪的副署权,在1912年6月15日挤垮唐绍仪内阁。王芝祥改委事件之前,同盟会阁员就已经对唐绍仪内阁分裂的状况感到失望而打算辞职。原教育总长蔡元培事后说:“我等不能复忍,乃相与商议,谓总理以与大总统有三十年之交谊,既不能划权限,定大计,又不敢决然去职,我等四人宜先提出辞职书。皆承诺,乃告总理。总理曰:‘甚善。公等辞职后,我亦得借此以辞。然银行团之垫款将签押,恐不免受公等辞职之影响,我辈为大局计,宜稍缓。俟垫款签押后,即提出何如?’佥曰诺。此唐君未辞职以前,我等四人已决定辞职之事实也。”[5]消极的同盟会阁员自然没有给予唐绍仪有力的支持。同盟会本部看到混合内阁不能保持阁议一致的弊端,索性提出政党内阁的主张,希望走上民主宪政的常规。而对于袁世凯北洋集团违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行为未予深究,只是强调“民国约法,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主体。”“其实权握于国务员之手。”倘若放弃副署之权,“则国务院不过总统之器械,责任内阁之大义湮矣。”[6]沪军都督陈其美则是致电袁世凯愤怒责问。

  在陆征祥组阁风潮中,同盟会抵制陆征祥的超然总理混合内阁,袁世凯指使军警威胁临时参议院,于7月26日强行通过第二次阁员人选,同盟会抵制混合内阁的行动受挫。对于袁世凯北洋集团破坏民主政治的行径,南京军界主要将领在第一军军长柏文蔚主导下,以王芝祥领衔,联名致电袁世凯提出严正抗议。同盟会领导人为了民国政局的稳定,尽量保持克制,没有发出多少声音。

  8月15日,袁世凯下令捕杀了武昌起义重要将领张振武及方维,并将责任推向黎元洪。张振武案发生后,在连续三天的参议院会上,同盟会议员与共和党议员一致,共同谴责袁世凯和黎元洪。但同盟会大多数议员只是着眼于改组政府,希望趁内阁无能、行将倒台之机,推宋教仁出面组织政党内阁,因此仅主张弹劾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并不弹劾袁世凯。以同盟会本部为代表的同盟会稳健派,把张振武、方维被杀的责任主要归咎于黎元洪,8月22日宣布革去黎元洪的同盟会协理一职,并予除名。稳健派为了稳步实现既定方针,显然放过了张振武案的元凶袁世凯。

  已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脱离政治,专心致志于铁路建设,他希望政局稳定以利于建设,对于稳健派和激进派的所作所为都不大赞赏,不过对于同盟会本部为实现政党内阁而改组同盟会他也能给予配合。已至北京的孙中山8月28日对记者说:“据我观之,张、方不得谓无罪。……吾谓中央政府当日应将张、方拿获,解去武昌为上策;否则,亦当依法审判。”[7]9月6日,孙中山在致黄兴的电报中甚至为袁世凯开脱:“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8]实际上,“唐内阁风潮,是袁世凯挑战责任内阁制;而陆内阁风潮,袁世凯挑战参议院权力;到了张、方一案,挑战的是司法权力和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9]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即开始多次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都被一一拒绝。7、8月,北京的同盟会本部为便于从事议会政治、组建政党内阁,在酝酿与进行五党合并、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此间的8月2日,孙、黄接受了袁的北上邀请。孙中山24日到北京,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召开,孙中山出席大会并作演说赞赏同盟会改组。孙、黄又热衷于支持组建以赵秉钧为国务总理的内阁,并使赵秉钧内阁成为所谓的“国民党内阁”。可见孙中山、黄兴北上热心调和南北冲突,又公开地表示信任、拥护袁世凯,利用一切场合呼吁停止党争,劝说革命党人平和对待政府,反对革命党人对袁世凯采取激烈行动,并非由于孙黄对袁世凯认识不清,而是他们要跟袁世凯北洋集团融洽关系,稳定民国政局,给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从事议会政治、组建政党内阁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孙中山在北京大力宣传他的铁路计划,9月9日袁世凯特授他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这也是孙中山北上的一大收获。

  虽然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同袁世凯秘密会谈中,孙中山和黄兴都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更没有放弃原则主张,在当时南北争执最烈和袁世凯一直在压革命党人屈从的诸多问题上也未同袁达成一致协议,不过 “孙中山、黄兴身为革命领袖,在北京期间不仅对袁世凯大加赞赏,称他‘忠心谋国’,决无‘野心’,所谓‘帝制自为’,纯属无识之徒妄相猜忌,而且同意了他提出的旨在加强专制统治的‘八大政纲’,这就在实际上麻痹了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帮助袁世凯摆脱了困境。”[10]这对以后革命党人从事维护民主的反袁斗争很不利,甚至会让人觉得革命党人似乎反复无常。况且,赵秉钧内阁“不驴不马,人多非笑之”,讥为“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11]孙中山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职权很快又被袁世凯大加削弱,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本身也不切实际。所以孙黄北上真正得益者是袁世凯。

  

  (二)

  

  革命党人中占少数的激进派对辛亥革命坚持理想化目标,反对辛亥革命中与袁世凯北洋集团妥协,对袁世凯认识深刻、不予信任,强烈反对袁世凯北洋集团谋求专制独裁。不过激进派声讨当时尚未大肆破坏民主共和政治的袁世凯显得锋芒太露,撕破脸面,往往越出现有的民国政治框架,动辄要赶袁下台、诉诸武力,结果被社会公众视为影响民国政局稳定的暴烈派,在边疆危机严重、战争创伤满目、民国初建人心思定之际,很是让人反感。

  1912年4月初南北统一后,上海《民权报》、《太平洋报》、《中华民报》、天津《民意报》、北京《国光新闻》、《中国报》等,充满了反对袁世凯的文字。4月19、20日,激进派代表人物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文章,历数武昌起义以来袁世凯对抗革命、排挤革命党人、抢夺政权的六条罪状,指出:“须知袁世凯之为大总统并非国民公意,而自始至终其行为亦未有能满人意者。夫事势虽不可挽,公理自在人心。吾人对于袁世凯之将来,不能不希望其力改前非,勉于为善,以巩固共和国之根基。”[12]4月26日戴季陶又发表《讨袁世凯》一文,抨击更加猛烈:“孰意袁氏病国病民之行,日以加甚,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亡清为尤甚。夫忠告不见信,骂詈不见畏,举国人民之痛苦亦毫不加惜,是弃民也,是杀民也。弃民者民亦弃之,杀民者民亦杀之。则袁氏今日之地位,已由国民属望者变而为反对,更由反对者变而为公敌矣”。[13]5月20日《民权报》登了戴季陶的短文《杀》,文章开头就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14]作者对唐内阁借款事务心怀激愤,敌我友不分,结果自己因公开鼓动杀人而被租界巡捕房拘捕一夜,交保释放,后被判罚金。

  8月21日,《民权报》发表戴季陶《张振武案之善后策——武力解决》。文章说:“卵不能敌石,空言不足抗实力,以武力破坏法律者,仍以武力治之而已。”“盖借兵力以行恶者,仍不能不以兵力防止其恶也。”“百万言之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15]张振武案在革命党内部加深了稳健派与激进派的分歧,《民立报》与《民权报》公开论战。

  激进派对袁世凯利用裁兵削弱南方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指斥北方日日添兵,南方何得独裁,甚至昌言,我们所以不主裁兵者,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16]激进派有的采取武力反抗的实际行动,例如何海鸣等人策划了9月24日湖北武昌南湖马队暴动等等,但由于行事轻率仓促,缺乏实际力量,又得不到革命党上层领导人的支持,在民国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更缺乏合法性,结果总是失败。

  革命党人中占少数的激进派揭露、抨击袁世凯不遗余力,无所顾忌,为警醒世人、捍卫民主大造舆论。他们正确地揭露了袁世凯专制独裁实质,但有失偏激,树敌过多,不讲策略。至于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真面目彻底暴露之前,过早公开宣传武力反抗袁世凯,甚至付诸实施,则显得鲁莽,授人以柄。这有损于革命党人的声誉,也进一步促使立宪派倒向袁世凯北洋集团,联合对付革命党人,尤其是在临时参议院中阻挠革命党人议案通过,损害临时参议院甚至是共和制度的声誉。

  

  (三)

  

  从南京临时政府解散至宋案发生,革命党人对于议会政治、法律保障所需要的实力后盾未有足够重视,政治斗争中讲究的实力制衡的意识淡薄,忽视自身实力在维护民主共和上的意义,保存军事政治力量做得不够。

  1912年3月31日,黄兴被任命为南京留守。袁世凯是想借黄兴之手裁撤南方革命军队,而同盟会中有一部分人则想趁此保存一些军事实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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