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一个温州女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9 次 更新时间:2011-11-03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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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  

“现在说还有什么用,都没用了”,我们坐下的一刻,她这么说。

她还是把故事又说了一遍。

她穿着黑裤子,蓝色的线绒衣,短圆脸上除去皱纹,还有焦虑、冤屈与轻微的愤怒。一直到9月,她还是这个创业精神浓厚的城市的成功者,可能再度迎来新突破,她的工厂名字正是“腾飞”,她叫项碎兰。

对于她的人生前半段,她一句带过。而这也不是个追问的好时刻,她被一种深切的焦虑和不平占据了。她出生于1960年,只上到小学五年级辍学,这可能是文化革命的时代原因,也可能仅仅是家庭选择,一个农村女孩不要读太多书。她开始随着大人到附近的瑞安卖毛线。这是温州兴起的时刻,在整个中国仍陷于计划体制的禁锢时,温州人则玩起市场游戏。不过十年,他们创造出一个个产业群,这个镇子都是纽扣,下个村子都在生产变压器,隔壁镇则都是皮鞋……

临街的前屋是展示店铺,后面则是工厂,简陋的工厂一家接一家,而加工、包装、运输,一条龙式的服务就沿街道展开。这些产品轻易地征服了全国,甚至销往了海外。经过三十年重工业主导的发展,中国人的日常用品匮乏得可怕。社会学家费孝通创造出“小商品,大市场”来形容它,它也是八十年代改革精神的象征,被称作“温州模式”。它也是绵延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的最近一幕。它从18世纪的英国发端,接着到了欧洲大陆与北美、日本,20世纪后中叶,它又转移到东南亚,亚洲四小龙因此兴起,如今它到了中国。

项碎兰是这股浪潮的创造者与受益者。到了八十年代末,卖毛线的小女孩已在上海兴建了棉纺厂。一九九五年,当温州龙湾区的工业园区建立后,她把工厂迁回家乡,她是工业园区最早的两三个企业主。

接下来的十六年,一切稳定顺利。工厂的雇员将近百人,年产值也有两千万。但困难也一直存在。尤其原料、人工、贷款的利率都在上涨,产品的利润越来越薄了,这也是中小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很多企业干脆把资金投入到利率更高的地产、股票中。

她想通过新产品来应对,转产一种专供拉链使用的纤维纺织品。“温州还没有人生产这个产品,需求量很大。如果我们买了新机器,工人只需要30多个,每年的产值却能到4、5个亿。”她说。

8月,她和同事在在萧山考察了一个星期。9月2日,她向绍兴一家公司订购了新机器。她在工厂里安装摄像头,撬开地板,搬走老机器,准备安装新设备。一切顺利的话,11月就可以投产。

但不到两个星期,一切都变了。9月12日,传出吴保忠“跑路”的消息,他是温州宝康不锈钢有限公司老板。夏天以来,这样的消息不时传出,它涉及到皮革厂、连锁咖啡店、电子公司、制鞋商、电器公司……它是这个城市日益浮现的危机的征兆。几年来,一场疯狂的金钱游戏席卷了温州,街道上是不断涌现出的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与投资服务公司,而茶馆、酒店大堂、餐厅、KTV里,人们谈着拆借与利息。

对于外界来说,这是富有、贪婪的温州人新表现,他们炒楼、炒矿、炒媒,这一次他们直接炒钱。从市民到公务员、企业家,它涉及的人群广泛。它与人性的贪婪有关,所有的危机不都是由没有节制的贪欲导致的吗?而在中国,或许在全球范围,很少有人比温州人更钟情于金钱与生意的了。它当然也与国际环境事件有关,温州人聚集的大量金钱,在迪拜的投资、在莫斯科大市场的危机,当然还有山西煤矿的国有化中,都遭遇重大挫败。但倘若深入下去,它更与体制的困境有关,是这种体制造就了一场实业危机,让金钱投向逐利性更高的高利贷行业,它的回报率有的高达一年180%。它也是温州长久以来的地下金融系统,它是对僵化的官方金融体制的补充。

但没什么行业可以支持这样高的回报率,总有一个时刻,资金链会断掉,它会反作用到本就在危机中的制造业。到了8月,情况更严重了。仅仅在龙湾区,就发生了20多起,其中设计10亿元的就有三起,谣言四处蔓延。

她从未想过这与自己有关。她从未借过高利贷,她的银行贷款要到明年才到期。吴保忠的失踪让她感到了直接的冲击。她的工厂与宝康不锈钢有限公司有关联担。腾飞连同她个人向宝康提供银行贷款担保1600万,而宝康则为腾飞担保800万元担保。不过,她也没太过担心,她相信自己会和银行说明情况,这笔担保贷款也没足以威胁到她的工厂。

她没想到,在宝康事发后四天,台州银行温州支行就上门催要尚未到期的贷款。恐慌性情绪已经四处迷漫,这些一年前还热情放贷的银行,变得过度敏感,纷纷要提前回首贷款。“六个人在工厂里东看西看,你叫工人们怎么想”,她回忆说。银行职员还把她带到宝康公司的一处仓库,希望她能搬走残留的资产。三天后,情况恶化了,支行的行长把自己的奥迪车横堵在工厂的门口,除非立刻还款。她甚至需要报警来交涉。

这一景象被对面工厂的一个女孩用手机拍了下来,随即被发上了微博,还附上了这样评论:“公司对面的腾飞化纤制品的老板欠银行贷款连夜运设备逃跑了,工人在大闹,银行警察都来调解!唉,现在办企业都难,打工的更难,工资一分钱没到手,厂都人去楼空了!”

这或许仅仅是一个目击者的臆测,在这敏感的时刻,微博的传播速度与范围,让它变成了致命一击,而且以项碎兰从未想过、也难以理解的方式。

一家接一家的银行开始催款,到了9月底,连与她关系最密切的银行也失去了耐心。她不断地凑钱还贷,家里的房产也被抵押出去。

“我觉得太冤枉了”,几乎每隔十分钟,她都要说一次。她的工厂运转良好,她从未参与高利贷,银行的贷款也未到期,她为何要成为牺牲品。她遭遇的危机,不仅是生意上的失败,是对她人生信念的颠覆。

“刚办厂的五、六年,我都没回过家,一直睡在厂里的沙发上”,她说,尽管她的家就离工厂六、七公里。她的母亲就住在不远处的状元镇,但她也难得回去照顾她。她从未出门旅行过,不仅没去美国探望过亲戚,甚至北京也没去过,她最远只到过江苏和上海,都是为了进货。

“我们哪里是老板呀”,她感慨道,“从买原料、销售到财务、食堂买菜,都是我一个人干“。对她来说,现在的工人也不比十年前,“他们不高兴了,说不干就不干了。”

让她最愤怒的是台州银行与对面工厂的女孩的微博,她相信,是他们的不负责导致了腾飞的困境。她多少也感到了某种困惑,一个经营良好的公司缘何这么快地陷入危机。

这一天上午,我去看了她的工厂。龙湾工业区的主要是皮革厂,空气中散发着浓重的臭气。除去一个看门的湖北老人,厂里空无一物,只剩下空荡荡的水泥柱与撬坏的地板。作为原料的棉絮挂满了屋角与窗户。而原是工人宿舍的两栋三层小楼里,只剩下残破的桌椅、墙壁上贴的美女招贴与骚动的青年写下的绵绵情话。

湖北的老人五十五岁,对于正发生一切茫然无知。当摄影师为他拍照时,他习惯性地立正,双手服帖地放在两侧,目不转睛的看着镜头。看着他严肃又不自在的表情,还有脸上的皱纹,我感到一阵感伤。

他的肢体语言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他今年55岁,经历过饥荒、政治运动、武斗,生活对他来说只是命令与服从,他很少有主动权。自从1992年,他一直在外打工,从广东到广西,现在又到了温州,他在鞋厂、纺织厂、玩具厂都干过。一年前,他从广东惠州的一家公司二楼摔了下来,后背受伤。半年前,他成了腾飞公司的看门人——“我儿子不让干重活了,看门比较轻省”。

他的妻子早就离开他了,而他的三个儿子也都在外,小儿子在潮州,老大、老二都在温州,也都成了家。

“你们过年时,还回湖北老家吗?”我在空荡荡的车间里问他。

“回家,哪还有家呀”,他的情绪突然有点激动。是啊,家里早已没人,儿子们也不愿回家。他们早已四海为家、或者无家可归,这些内陆人为沿海人提供了经济起飞的源源不断、低廉的劳动力。

我也去项碎兰二楼的办公室,空荡荡的房间的一面墙上挂了好几幅荣誉证书,它们来自不同的银行与信用社,表明这家工厂是多么的信誉卓著、值得信赖。但此刻,它变成了一种嘲讽。

站在厂房的二楼,我看到对面的树脂厂的红旗在飘,这是最令项碎兰愤怒的地方。发出致命的微博的女孩,是这家工厂的一位股东的女儿。很有可能,她也不知问题的严重性。但她拒绝做出道歉,让项碎兰难以接受。信心才是一个商业环境的基础,谣言摧毁了信心,随之一切都毁了。

“我都不想活了”,十月初,她在医院里住了三天,经常半夜惊醒,想不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她不抱怨还债与坏运气,她愿意因为错误担保宝康而承担责任。让她愤怒的是不公,是缺乏合理的规则。那些催她还贷的银行,应该遵守合约,或至少要等宝康的资产拍卖后,再追加她的赔偿。在地方政府决定救助时,却只把焦点放在了大型企业,却对她这样的中小企业没有政策帮助。她也气愤发布谣言的女孩,没有承担相应的法律惩罚。

我试着把她从愤怒的情绪摆脱出来,随着语气不断的激烈起来,屋内的气氛有点压抑。

我问起她的个人生活。她有姊妹六人,其中三人在美国。“就是在唐人街”,她说。她多少觉得,唐人街本身是一个地方,而不管它在纽约、洛杉矶还是旧金山。

她的丈夫在厨房里炒菜,过来递过一次烟,看得出是一个忠厚的人,多年前,他的耳朵聋了,工厂的事都靠她。她的儿子也过来一次,拿着iPad给他妈妈看一篇关于她的报道。他是个时髦的青年,也看得出,他是不可能替母亲承担些什么。

再读到《21世纪经济报道》上对她的报道时,她脸上露出了少见的放松,文章对她的遭遇满是同情。她不住地说女记者,仿佛找到某种确认。当我们表示出同情,赞赏她的能干时,她脸上有流露出腼腆,既感激又不知所措。

但我们鼓励她直接去向政府部门申诉时,她又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不信任:“我一个女人去说不好吧”。

隔壁的工地的水泥搅拌机一直响个不停。

“晚上会吵你们睡觉吧?”。

“不会,我们在工厂里的机器更响,要是不响,反而睡不着了”,她说。

天色暗了下来,我起身离去。她送我到门口。她的三层小楼已被抵押,

倘若明年春节再不还银行贷款,房子就要被拍卖了。

“这个厂子一定要办”,我不由得被她的坚强打动。她也对自己的能力、也对自己选择的产业有信心,“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与其说,这是生意上的决心,不如说她要挽回自己的尊严。

离开村子前,我远远地透过窗户,看她穿过客厅,走到厨房炒菜的丈夫身边。一天疲惫的生活要暂告段落。我突然觉得,无论发生什么,她终究会在站起来,取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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