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冯象:走,占领XXX去——纪念《共产党宣言》

更新时间:2011-11-01 10:16:20
作者: 冯象 (进入专栏)  

  换言之,他不觉得法律体系是西方的“特洛伊木马”,而是觉得自己造了一批自己的“马”。所以西方观察家也有讨论,问:是不是“法律特洛伊木马计使中国改变”的理论失效了?我个人觉得的确是失效了。虽然,现在法律进口、移植、建设在很多方面都向西方看齐,既不是传统中华法系,也不是景冈山的路子。但是,法律本身只是一个技术手段。西方法制包含的价值未必被中国认同,很大程度上只是工具性的。而当成“工具”就不能是“木马”,怎么用,是我的事。

  另外,有一点与西方不同的是:法律职业人--从事法律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还有我们等等--在中国是抛弃任何职业伦理的。一个没有任何职业伦理的团体是一个虚构的利益集团。因为它很容易被分化、购买,应用于实际,服从于实际利益分配。因而,哪怕咱们学生典型的法学教育基本上“极右”,不承认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有效性,但是毕业以后,因为他的技能可以被任何人购买,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受到的教育而坚持一种伦理立场去拒绝实际利益。所以,实际上(特洛伊木)无法起作用。他不可能担负起变更或者颠覆政治制度的任务。这点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中国特色。

  当委员长宣布如期建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系”的时候,对其架构而言,我觉得是基本成立的,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定出来后,整个民法体系大致完成,其它的法律也基本上就这么立了;但就制度而言,大体可以这么说,一些观察家所希望的(特伦木马)的策略肯定是失败的,因为大陆法律没有培育出一种例如像香港一样的法律精英团体,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反X”的。你像香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什么案件的话,“反X”的立场很鲜明。但是,在大陆整个法律集团中,有各式各样思潮的人,而多数人基本上是持工具性的态度来看待法律的。

  这样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合法性问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首先,它是一个老百姓普遍认为公信力很低的存在,质疑它的“合法性”的;但是同时,它的效率还是有力的,而且就其“反抗力量”而言,多数是自己把自己当商品的,构不成任何挑战。于是,在这个时候,它也非常稳定,不发生非常大的事情。为什么那些看起来很激烈的批评却并不能转化成实质力量?这点是值得探讨的。

  

  四、马恩毛的探索:“巴黎公社”的反思与“文化大革命”

  

  除了马恩提出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毛泽东的著作了。了解他的一些政策、想法、所关心的问题等等,是有助于了解今天中国的执政党的能力、执政党的地位、以及未来走向、坚持目标能否达到的一个重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不同之一在于马恩是导师,却不是任何一个实际运动的领导者。我说到“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是发生在马恩之前的,两位没有参与,而是写文章,组织一些工人等等。“巴黎公社”的成功和失败,大致两个月的时间。现在看力量当然悬殊,因为巴黎是一小块地区。这边是工人政府,那边是普鲁士的军队。我们事后来看是很难成功的。但是,马克思天才的地方就在于,他马上想到另外一种东西:即夺取政权之后会怎么样。恩格斯也在德文的共产党宣言里面简单地提了一下,即“工人夺取政权以后,不能简单地把原来的国家机器拿回来用”。指出了三点问题:一、金融和政治上的建设,二、军队的建设,第三,革命队伍就是干部本身的建设。马克思持一种非常激烈的态度,他认为夺取政权以后的工人干部也就是公务员,应该是选举产生的,而且他的工资不应该超过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而且在当上之后不应该按照一届一届的撤换,而是随时可以撤换,以防止腐败。实际上,从苏联开始,到东欧、中国以及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根据马克思遵循这个原则,而全部采用了非直接选举的方式。像我们现在,比如公民登记选区人大代表,他也不是直接选举的,更不要说那个执政党本身。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你从列宁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里面都可以看到,他们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有名的故事大家也许都听过。黄炎培在访问延安跟毛泽东谈天下兴旺问题时说:古代朝代都免不了周期,兴盛很快,衰落也很快。你是共产党领袖,你觉得怎么样?毛泽东说:有一个办法,就是实行民主,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古代朝代兴旺交替的命运了。但是,解放后并没有这么做。当然,肯定有它的难处。大家想:50年代以来到文化大革命,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想干什么?无非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毛泽东意识到革命队伍很难在“没有革命”的状况下保持稳定性,很难防止腐败。于是,他的稳定方法就是想用一种跟“民主”好像是差不多的东西--“大民主”--让老百姓直接起来,来对党员干部监督,揭发、批判,让干部接受锻炼。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最后一次毛的尝试。

  可见,这些革命领袖也意识到了问题,但解决不了。解决不了才引起了今天的“合法性”问题。所以,刚才文章里面这几位作者说“民主”不是核心价值,这个话比较难。因为从官方经典论述来说,“民主”当然是重要价值,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来说也是如此。也不能说现在没有实行充分的民主,没有建立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你就说它不是核心制度,这种说法在老百姓那儿是说不通的。同样,我们不搞法制我们就乱来,那也不行。法制在这个意义上是大部分人认同的。我们指出“法治”的虚伪性,不是说老百姓不认同它;“民主”也是这样,民主有其操纵民意、有其不完善的地方--我们说占领华尔街,实际上也是美国民主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政权或者工人阶级政权拒绝“民主”的理由,也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民主”的缺失我觉得还是要到中国革命本身去寻找。它是一个有过一些尝试,但不成功,还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五、挑战史无前例:“伦理重建”和“三大法宝”

  

  《共产党宣言》在这一点上只是提供了一些原理,提供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描述,但他并不能告诉我们具体怎么做,具体的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如何做。这跟改革开放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两方面,其一,改革开放本身,经济上面的发展比较快,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基本上建立。但是从整体来说,这个体制是非常缺乏公信力的,还需要有一套体制系统和价值理论加以说明。其二,在政治领域,如何继承原来的遗产,发扬当中积极的、有价值的地方,扬弃错误,吸取教训,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这两个问题如果按照一般的资本主义理论,你肯定做不成的,就跟把法制当成“木马”一样。但是,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共产党领导的来实现基本上是私有化的经济的发展,在理论上也说不通。因而中国实际上变成了例外,它是一个传统西方理论、也许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学,没办法解释的东西。乐观一点可以说,我们将来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国特色”来解决问题。但是,时间是有限的,任务是紧迫的。

  刚才第三位作者,我觉得有点很对,即GDP本身不提供“合法性”,而只是不断的安慰、不断增加我们的期待。也有不少评论家、学者指出这点。现在的问题是老百姓生活越好,生活欲望就越高。前两天和贾春旺先生吃饭。他是我们法学院的主任,也是中国的总检察长、公安部长。他自称是一个老保安,干了一辈子保安工作。他也提到这点,说现在的年轻人一毕业要买个汽车,要买一套房子,工资不低于多少。过去的人半辈子了还老老实实挤在一个老单元里面。清华的楼,他住了几十年,后来当了大干部才搬出去。现在的年轻人刚刚参加事业就要全部的。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个欲望不是凭空出来的。这个年轻人不是因为“富于想象”才提出这些要求的,而是和所有人一样做、一样想。他没有做的不合理,就像过路人看到小孩跌倒在地才不救一样,他只是遵循一个“普遍的东西”。

  问题出在哪里?问题还是在现在的体制、执政能力、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冲突,法制建设与原有的道德规范的冲突等等的关系中。这一整套的关系使得欲望非常难得到满足。而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要有市场经济,承认它的合理性,那么人的欲望又有什么错呢?市场是由欲望构成的,消费者就是欲望的代号。如果不消费,那经济不就停下来了么?按照这个逻辑,你要鼓励我消费,所以假如我没这个消费能力,我就得想办法。这样子下来,整个循环便朝向一个彻底的、不受约束的、原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了。

  这样看来,挑战更大了。一个是共产党本身的改革、执政理念、学术创新,涉及它对革命的态度等等;而另一个是市场逻辑,把大家推向另外一个阶段。因而它更不被信任了。它不觉得老一套过去的革命传统是可以接受的,在缺乏了这种“革命”理想之后,又没有西方式的,比如说宗教和传统的约束,于是,人的欲望是便不可能克制。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觉得,我们年轻人,尤其是清华的各位同学,似乎有一种责任,即怎么样跳出这个怪圈,来做富有建设性的事情。

  其中一个事情就是我经常讲的伦理重建。把30多年来丢失的东西比较好的找回来,把新的伦理关系建立起来,使每个人有所适从,每个岗位有伦理的约束,每一个行业有它自己的威力。建设不是凭空的,需要有某种理想的指导,有某种超越性的价值观的追求。如果你只停留在现实的市场关系当中,那你没有办法说服另外一个人,告诉他“你不要有这么多的欲望”。他开车我要不也开呀,他污染我也有权利污染!所以,唯有拥有一个超越市场逻辑的,超越雇佣关系的,超越现在肮脏政治腐败的东西,你才能说服普通老百姓和年轻人来约束自己,来追求不同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共产党宣言》里提到的论说是有意义的,也是中国革命人成功的一个关键。

  中国革命本身当然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变革的运动,跟俄国革命不一样,中国革命理论上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但是主体却不是工人。中国没那么多任务人,解放前除了上海,大部分地区没有什么工人,革命从开始就是一个农民运动。80年代,菲莉先生交历史,说:中国人历史上有两场农民战争是成功的,一场是朱元璋领导的,一场是毛泽东领导的。实际上,毛泽东就是农民运动的领袖,只不过把它转化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变成一个共产党领导的运动,被他改造的主体是农民。那么什么东西可以使他改造农民?当然也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等,但是更有非常非常接近西方人的思想,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他那个马克思主义不是到苏联留学,不是到巴黎勤工俭学学来的,而是自己琢磨的,因而很不一样。当时那28个“布尔什维克”看不起他,他们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们觉得毛泽东很奇怪,打仗也不按规律,绕来绕去,心底里就看不起。但是,后来毛泽东的威信却很高。因为他的确打了一些胜仗,在组织路线和党的工作等等方面也有起色,所以其它的干部一块儿闹革命的时候,才有会相信他。你看现在电视里面,利比亚打仗,我就特别担心。这双方都是不会打仗的,只想着开车打过去,那边也是这样子,打不过人家就往后逃。他们完全没有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意识,“发动群众”的意识,“以集中兵力消费有生力量”这种思想。他们一点都没有,只好让北约的飞机炸了。

  中国革命当中的经验是现在执政党一个财富,但是这个财富受到一些限制,因为现在毕竟不是那个时代了。比如说,毛泽东在解放前发表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那是一个有用的东西。他那里总结了20多年的经验。他说:我们的革命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大不相同,有许多宝贵的经验。第一,就是有一个有纪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第二,有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第三,一个由这个党领导的革命各阶级、各个方面的统一战线,这三个便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可是,这三件在今天都面临着挑战。第一,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党,今天连党校的教授都不坚定,更不要说普通干部的思想了。我还没遇到过一个有马克思理论思想的干部。除了退休老干部有些,其余真没有。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群众的党,到哪儿去找?采取自我批评的,联系群众的,很难找吧。第二,一个由这样党领导的军队那还可以,但是得要求军队国家化的呼声不绝于耳,而且也都是我党的成员。可见,这个党本身已经包容了反对它的力量。第三,统一战线现在也不是太维护。

  

  六、跳出体制思考与行动:“告别革命?”和“一同探索!”

  

  你怎么对待这个遗产,你可以说这是“马上得天下”的遗产,不是“治天下”的么?问题是:如果你放弃这些,不做先锋队的话,你有什么理由不实行多党政治呢?如果你没有按照一般市场的原理和资本主义的要求,也不遵循资产阶级经济和资产阶级智慧,那么,你的唯一的执政的理由是:我不是资产阶级政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4585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