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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金融资本主义正在穷尽其存在的一切理由

——从“占领华尔街”示威活动谈起

更新时间:2011-10-29 10:49:07
作者: 江涌  

  

  从2011年9月中旬开始,美国民众在纽约金融中心——华尔街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反对政治权钱交易。此次名为“占领华尔街”的示威活动,意在表达对其金融制度偏袒权贵和富人的不满,声讨引发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示威游行活动迅速向其他城市蔓延,不到一个月时间,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丹佛、芝加哥、波士顿等上千个城市出现了规模不等的抗议活动。示威活动还向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蔓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日本、新西兰等国也相继爆发示威游行活动……从全球范围看,近一段时期以来,国际金融动荡,应和着经济、社会、政治动荡,规模大小、形态不同的动荡相互激荡、愈演愈烈,令日趋无主义、无信任、无秩序的世界愈发失去重心。无穷的坏消息主要来源于资本主义大本营美国,次贷危机、美债危机接踵而来,人们不知道下一个危机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爆发。国际金融动荡的常态化,世界经济低迷的长期化,预示着凯恩斯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都走到了尽头,资本主义的基础——契约精神——已经动摇,资本主义的前提——信任与信用——正在丧失,金融资本主义正在穷尽它合理存在的一切理由。

  

  一、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

  

  (一)国际金融的表征性动荡

  

  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非但没有成为动荡世界的定海神针,反而以不同方式加剧着世界动荡。2008年次贷危机,如今的债务危机,未来的美元危机,都使美国成为国际金融动荡的源头。

  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将天量流动性抛向国际外汇市场,美元相对各种货币都在贬值。人民币、瑞士法郎与日元等依赖制造出口的货币,对美元汇率升势强劲。为减少美元祸水对本国经济的冲击,瑞士和日本当局积极介入外汇市场,试图阻止本币持续放量升值。国际货币战、贸易战有越来越紧的态势。

  国际金融市场犹如惊弓之鸟,稍有风吹草动就大起大落,动荡连着动荡,而且日趋频繁。在希腊债务危机之后,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等都在排队集中等候着债务危机;在标准普尔给美国主权信用降级后,法国、英国甚至德国等也在排队集中等候主权降级;美国在“提限、减赤”与主权信用等级调降后,国际金融市场遭受第一波冲击。如今,银行危机、主权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等金融危机都在排队酝酿,无论哪一个率先爆发或集体爆发都不奇怪。西方大国与国际经济组织已近乎弹尽粮绝,救不胜救。

  

  (二)西方国家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裂变

  

  发达国家尤其是美英等以经济自由主义主导的国家,其经济与社会已经出现结构性裂变。集中体现在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中产阶层在停滞中不断萎缩。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里根政府推行经济自由主义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经济增长成果的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少数富人的腰包。最富有的1‰(约30万)的收入与最穷的50%(约1.5亿)的总收入相当。美国最富的10%家庭的财富占社会财富的70%。诸多发达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英国、法国10%的富人占据社会财富的50%。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内的收入差距。

  经济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使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愈发严重。有报告显示,世界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世界财富的85%,处于底层的半数人口仅拥有世界财富的l%。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太部分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拥有世界近90%的财富。可以说,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是美国金融危机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亚北非动荡的重要原因。

  两极分化加剧,中产阶层萎缩,使西方社会愈发对立。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动用巨额纳税人资金,拯救危机制造者——金融机构与大型企业,但是另一方面不断削减直接关乎大众福利的卫生、教育、住房等社会服务支出,显著地增加了社会对立。在美债危机中,美国国会两党围绕“提限、减赤”的激烈纷争,实际是美国社会在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愈发对立的一个折射与体现。

  两极分化导致的对立,还愈发严重地存在于国家之间。在欧洲联盟内,市场一体化尤其是货币一体化,使传统的先进国(尤其是德国)有了更大的市场、更多的资源、更强的竞争力,因而产生明显的“马太效应”,两极分化日趋明显。而缺乏统一财政与统一债券市场,使落后者得不到相应的补贴与补偿,大与小、强与弱、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老牌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力量此消彼长,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早就超过了发达国家。但是,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仍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G7的国际地位与作用依然超过G20,变化的国际经济格局与不变的国际经济秩序产生日益严重的摩擦与矛盾。

  

  (三)世界经济呈现基础性失衡

  

  国际虚拟经济超过实体经济。经济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经济空心化,虚热实冷情形严重。在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只有10%左右,而金融业贡献却在40%以上。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着世界经济。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全球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价值是实体经济的6-8倍。国际每天外汇交易中与实体经济相关的交易只有1%多一点。这种头重脚轻的怪状必然不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

  发达国家债务超过资产。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条件下,富人倾向于奢侈消费,总体边际消费递减,而穷人只能限额消费、借债消费。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年度支出普遍高于年度收入,习惯借债度日,寅吃卯粮。世界前十五大债务国,全是发达国家,占用世界总信用90%以上。美国的债务累计55万亿—75万亿美元,人均债务达到18万—25万美元。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这些发达债务国看不到有根本解决债务困境的希望。

  在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中,“有毒资产”居高不下,甚至超过正常资产。2009年2月,欧盟委员会报告披露,欧盟银行体系的“有毒资产”数额高达25万亿美元,相当于2006年欧盟GDP(13.6万亿美元)的183%。作为“有毒资产”的制造者,美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认为,根据以前发生的120次银行危机的经验,不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经济复苏。

  美元经济内外失衡。美国国债60%由美国人持有,40%由外国人持有。但是,美联储供给的美元只有30%在国内流通,而70%在国外流通。所以,美国的量化宽松,尽管实际效果(对美国实体经济的贡献)小,但负面影响(美元贬值)大,而且负面影响大部分溢出到国际。由金融资本支撑的美元、由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本质上要求动荡,只有动荡,才有投机获取暴利的机会。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经济是社会的基础。金融与经济动荡加剧社会与政治动荡,而社会与政治动荡,反过来也会加剧金融与经济动荡。经济全球化不仅造成诸多主权国家内部社会裂变,同时也加剧国际社会的裂变,那些处于国际体系边缘与薄弱地带的国家与地区社会与政治动荡加剧,而外部势力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介入的方向、深度与广度,这无疑令相关问题更加复杂,动荡也会更加持久。

  

  二、自由经济的神话已经破灭

  

  资本的扩张与金融资本的国际环流,将自然环境、道德良知、社会秩序等一切积极要素,无一例外地拖进了“撒旦的磨坊”,毫不留情地碾个粉碎。如此,资本主义的基础(契约精神)被动摇,前提(信任信用)遭丧失,当代资本主义的两大政策主张,即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都走到了尽头。

  

  (一)资本主义基础动摇,前提丧失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从表面看,这是一次国际性金融海啸,但实质则是资本主义制度与体系的一次“内破裂”。美国华尔街将品质低劣的次级甚或垃圾债券,与优质资产混装打包,贴上“AAA”信用等级,兜售给世界投资者。这种广泛与深入的金融欺诈,实际是对“契约精神”的公然践踏。

  广泛与深入的金融欺诈直接导致投资者与机构之间、大众与经济精英之间普遍不信任。在“太大而不能倒”的思想误导下,政府承揽机构债务,让脑满肠肥的欺诈者逍遥法外,让大众承担危机损失与救援成本,导致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大众与政治精英之间普遍不信任。危机发生后,美国与其他经济大国利用自身优势,努力将危机代价转嫁给小国、弱国,给后者造成一系列危机,导致国家之间互不信任。

  基础被动摇,前提已丧失,资本主义如何有效运行?

  

  (二)凯恩斯主义走到了尽头

  

  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以财政手段对经济实施积极干预,增加政府需求,弥补私人消费不足,以弥补市场失灵,熨平经济周期。这个曾经被“罗斯福新政”以及此后30年经济繁荣证明为有效的经济理论,被保罗·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奉为圭臬的经济理论,如今遭遇空前危机。

  根据美国金融专家的研究,战后,美国政府在应对前10次经济衰退所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平均仅为GDP的2.9%,而当前的力度,超过以前10倍以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美国GDP下降了27%,当时政府所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为GDP的8.3%。如今,美国为挽救一个百分点的经济衰退,付出的代价相当于大萧条时期的54倍,远远超过危机本身造成的损失。

  凯恩斯主义政策不仅剂量越来越大,而且疗效越来越差。越来越大的剂量,导致债务的“悬河”越来越高,蓄积的洪水越来越多。如今,美国国债约占GDP的100%,日本国债高达220%。越来越高的债务使发达国家每年要拿出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还本付息。有机构计算,在未来30年内,主要发达国家要将财政收入的30%—50%用于还本付息。如此,政府必将陷入瘫痪。凯恩斯主义关切的是当下经济政策,但现在的问题是,短期内,金融动荡与债务危机行将爆发,债务的“悬河”随时可能决堤。

  

  (三)经济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

  

  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理性经济人”。该理论主张,“经济人”的理性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能够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这种“主观上追求个人利益,在客观上实现社会利益”的情形,在世界社会主义的政治压力下,在产业资本占主导的经济形态下,的确实现过,这就是“福特主义”。

  福特给工人提高工资,工人用提高的工资改善生活,购买福特汽车,提高劳动积极性,如此实现了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共赢与和谐。但是,当金融资本复辟,“摩根主义”替代“福特主义”后,华尔街银行家不断伸张个人理性,将资本主义的契约精神一股脑地抛到脑后,将金融职能从配置资源转化为转移财富、从服务实体经济的手段转化为主导国民经济的工具,将低劣的垃圾债券包装成为优质资产,进行大规模金融欺诈,给自己带来一时的暴利,却给美国乃至世界引致无穷的灾难。

  金融资本主义越来越成为一头无法驾驭的“怪兽”,它肆意践踏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冲击着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如今,市场越来越喜怒无常,财富越来越没有保障。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大爆发后,著名金融家乔治·绍罗什肯定地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已走到了尽头。

  

  三、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本身成为问题

  

  当今社会力量的重心与中心集中于资本,资本利用钱力,俘虏、操纵权力,驱使、盘剥民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主导的社会中,社会主要矛盾是劳资矛盾抑或投资者与金融家的矛盾。在当今的西方社会,政府被资本俘虏,权力与钱力联姻,必然导致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也使民主政治岌岌可危。

  

  (一)西方民主与大众渐行渐远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只有当穷人而不是有产者成为统治者时,才有民主可言。”犹如妇女解放程度是社会解放的尺度,穷人——不仅仅是中产阶层,更不是富人——参与政治的程度,才是民主成长的尺度。

  经济全球化、自由化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穷人不仅远离财富,远离自由,同样也远离了民主。正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肆虐,导致次贷膨胀与危机爆发,“民主政府”公然包庇、纵容危机的肇始者,用纳税人的钱救助“纵火犯”,严重刺痛、激怒了“主权在民”的大众,不仅使网络上充满了对政客们的尖刻讽刺、谩骂,而且在实际中出现对华尔街、对华盛顿、对美国的“占领”运动。

  政府在应对私人债务危机时,用凯恩斯主义手段对待富人,承揽私人机构债务,导致主权债务危机。而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时,却用自由主义手段对待大众,削减社会基本保障支出,而不是对富人征税。如此,正是政府的严重错位,劫贫济富,损不足以补有余,方才有费城、旧金山、雅典、伦敦、巴黎等地骚乱的爆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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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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