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每次给在国内的母亲打电话，她都会问我和家人安全不安全，她说，“美国很乱，你们要小心。”她把眼下美国多个城市的“占领华尔街”行动当成了利比亚或叙利亚的“暴乱”了。我问母亲，你怎么知道的，她说是报纸上看到的。

一个公共事件的规模和严重性，往往会反应在媒体对它的报道上（如果媒体可以自由报道）。例如，10月11日，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非常受尊重的非商业性电台）的晨间新闻报道，头条是国会关于奥巴马提高年收入在百万美元以上者的税率提议的不同意见和表决程序。隔了两条其他新闻，然后是一前一后的两条新闻：发生在波士顿的“占领华尔街”示威中有100多人被捕，中国敦促叙利亚加快落实改革承诺，不希望看到更多的流血镇压。

“占领华尔街”在美国是重要新闻，但不是压倒性的重要新闻。它之所以成为重要新闻，是因为美国的公民抗议和示威都是重要新闻；它之所以不是最重要的新闻，是因为美国社会对这次行动尚未表现出普遍的支持。

美国巨大的贫富差距是一个制度性的痼疾，居高不下的高失业率和经济低迷，更是引发了许多底层民众对贫富差距的愤怒。但是，“占领华尔街”究竟要达到什么政治或社会目的，却一直并不明确。

10月6日那场最为声势浩大的华盛顿示威名为“停止机器”（Stop the Machine），示威者抗议企业的贪婪引发了战争、就业、医疗等诸多问题，严重侵犯人权。运动的发起人Margaret Flowers表示，“机器”操控了国家的政策，社团主义（corporatism）和企业控制了一些政治进程。她说：“我们必须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方式阻止这样的政策。”这样的指控虽然有动员作用，但“机器”在哪里却并不清楚。

美国巨大的贫富差距往往发生在那些看起来远离于“华尔街机器”的地方。例如，美国贫富差距最大的是康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斯坦福德（Bridgeport-Stamford）地区，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最新的数据，那里最富有的20%居民收入占整个地区收入的57.4%，而最贫穷的20%居民收入则只占整个地区收入的2.5%。这一差距是美国516个人口调查区中最大的。

“停止机器”起源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运动的7位发起人从今年4月开始筹划，组织人员很快扩大到45人，现在在全国已经有上百位组织者，并且得到了全国163个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致力于促进和平、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公平和福祉。

除了参加声援的组织之外，大批民众通过Twitter、Facebook等渠道了解活动消息，成为热情支持者。

尽管示威活动还在持续和扩大，但其走向尚不明确，是局限于仇富情绪的宣泄，或是对华尔街贪婪的道德谴责？还是能够像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那样，提出一种新的民主价值，促使美国制度的改变和完善？

尽管许多美国民众没有参与“占领华尔街”行动，但他们都支持参与者的公民权利，没有把他们视为“乱民”或“暴徒”，也没有把这一行动当作在破坏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秩序。这就是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内在联系。

这种内在联系，让有些社会学家提出了“作为新型运动的公民社会”的说法。他们认为，新型社会运动是一种基于不同“公众”（publics）间的民主行为。尽管不同的公众有的参与，有的不参与，甚至反对，但他们仍然可以通过不同群体间的互动，包括意识形态争论，形成争取社会正义和道德公共性的公民共同体。

公民社会结构性多元和互动，使得身处于其中的人们可以说，我们之所以有社会生活，是因为我们有参与和公共性。公共生活中的社会运动参与，比政党政治更需要由信任来维系，因为它靠的是自愿参加。个人对问题作出自由而理性的判断。当公民社会扩展为全球社会理念时，社会运动便成为普通人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形式。

“占领华尔街”运动已有蔓延之势。当地时间15日中午，约5000名德国民众在法兰克福举行“占领欧洲央行”的抗议活动。除德国法兰克福、科隆、柏林等城市外，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国家的主要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抗议活动。台湾的“反贫困联盟”也与10多个社运团体共同发起“饥饿44活动”，要求彻底解决贫富差距。

从全球公民社会与“反贫困”运动的关系来看，我们更有理由充分重视社会运动在相关国家中的发生条件。全球范围内由各国公民社会间联系而产生的各种全球性运动(和平、环保、反贪婪、反腐败、反饥饿、反贫困)，它们能否发生，不是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没有这些问题，而是取决于那里的人民是否有自由和权利表达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