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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巍:我们救温州,还是温州救中国?

更新时间:2011-10-17 16:40:10
作者: 王巍  

  

  温州的民间信贷问题本来是小地方的小事,但温家宝总理亲临温州考察后就成了国家大事了,大家都在谈“救温州”。问题是,温州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需要全国救温州?

  

  温州模式错了吗?

  

  温州模式突然再次被关注,一如以前,仍然是从负面的角度来关注,但首先要理解到底什么是温州模式。我个人认为,温州模式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温州商人始终立足于老百姓的需求做生意,坚持市场的立场,不是跟着政府的指导、被“计划”引路。这才是真正的商人安身立命的根基。 其次,温州商人始终在与政府的政策博弈,有自己的生意经和投资经。过去投机倒把是一个坏词,今天大家也理解了,在没有任何政策资源的条件下,商人的投机倒把恰恰是捕捉市场变化的正常经营行为,无可厚非。其实不仅商人在投机,我们的改革历史也是一部采用机会主义政策的历史。这是求生存的本能。最后,温州商人是从实业起步,逐步聚焦到金融。当年温州是从做针头线脑等蝇头小利的生意起家的,但现在提到温州,大家更多想到的是地下钱庄和民间融资。这就是温州的变化。最近参观了温州博物馆,感受到了南宋浙江永嘉学派的重商功利思想对温州商人的影响──实用而不是信念决定选择。

  这个温州模式是非常成功的,温州产生了巨大的中小企业群体,创造了无数优秀的品牌,温州商人和生意走向了全世界,而且温州商人的抗风险能力极强。这么多年来,宏观经济一有风吹草动,各级政府和传媒都喜欢到温州抓典型、找问题。但是,每次调整一过,温州又迅速发展起来。抗风险能力是温州重要的竞争力。

  为什么温州在全球各地可以获得成功却在中国经常是负面典型? 温州模式给了全国中小企业最丰富的创业和成长经验,为什么总是在低潮时期被批评和打击? 温州模式在政府眼里到底是好模式还是坏模式?

  我认为,之所以有温州模式,恰恰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来,温州始终是彻底市场化的区域,是一个参照系。特别是过去十年来,国有经济高歌猛进,把民营经济都排挤到墙角了,温州模式就更有现实意义了。温州模式是成功的,在一无所有的环境中创造出这么大的企业家群体和产业,温州模式值得骄傲。

  

  民间金融怎么了?

  

  提到温州,就要谈民间金融。民间金融长期被忽视、被打压,但我们需要从更高的层面来讨论民间金融。我创建了一个中国金融博物馆,一直关注中国金融历史的演化。民间金融在全世界始终是合法的,现在的全球金融巨头都是从私有的民间金融发展起来的。直到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国的民间金融也是合法的,民间的钱庄和票号甚至拥有铸币权,可以发行地区货币。

  金融不过是一门生意,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但中国政府始终与民争利,要把金融垄断在自己手里。不容许老百姓搞金融,对已经运转几百年上千年的民间金融进行封杀,把一门正经生意变成非法,贴上了诸如特殊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之类的标签。

  有趣的是,上世纪80年代政府清理民间融资时数量仅在20多亿,打击了二十年,结果现在到了几千亿,也有上万亿之说。这就出现了逻辑问题──如果它是坏的,打击这么多年为什么却越打越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么一定是政府无能。另外,浙江当年没有多少国有资产,也没有多少国有银行的贷款,中小企业却发展成为全球的奇迹,这其中温州民间金融功德最大。

  我们老是讲民间金融放高利贷扰乱金融秩序等等问题,但什么是高利贷不应该是政府说了算,而应当是当事人来判断。而且,当一个个国有金融机构口口声声为客户服务却始终旱涝保收的时候,这可能才是高利贷。当中小企业大发展时,中国的银行业大赚钱,这是好事。可是过去几年,中小企业都亏损时,中国的银行业却更赚钱,不与企业和消费者共存亡,这还不是高利贷吗?

  以我二十多年的金融从业经验来看,真正扰乱中国金融秩序的是国有金融机构。行长是政府任命的,利率是根据政策不是市场决定的,从老百姓手中收集的社会资金本来都是公共资源,却都投向了政府项目,造成了十几万亿不良资产。五六年前,四大国有银行本来已经技术上破产了,但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注入外汇储备和包装上市来华丽转身却变成了所谓的世界优秀银行。

  我认为温州才是真正金融家的土壤,市场定价、市场选择行长、市场淘汰机构。可惜,我们没有给他们环境让他们合法公开经营,从而发展成为真正的银行。只要允许按国有银行一样剥离不良资产,同业互注资金,给上市的机会,这些民间金融机构将是非常健康的。

  不久前,浙江省有关机构准备建立一个民间金融的监管中心,我的建议是,如果从来没有干过民间金融,也不了解市场需求,泛谈监管意义不大,还不如叫民间金融的服务与促进中心。所谓规范管理的核心应该是服务,而不是封杀和摧残民间金融。

  

  自下而上的金融创新更重要

  

  我注意到温州当地报纸对温家宝总理来温州欢欣鼓舞,对温州成为国家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抱有很大期待。我不以为然。三十年前的改革需要一批有视野能担当的精英们的高层设计,依靠上层政策推动基层的变化。现在,市场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不能依靠自上而下的推动,还是要自下而上地发动。

  温州问题只能依靠市场智慧,不是政府救济。市场上有更多的变通办法,例如担保、租赁、抵押和保理等中间业务应当凝聚力量,实现集团化和跨域化经营。民间金融不能始终停留在做生意的阶段,要学习做公司,有长期经营战略,健全公司治理和财务透明度。

  实际上,股权投资是一个重要转型机会,可以帮助民间金融从地下走到地上,通过公司运作方式进行投资,不是像现在这样简单的集合资本炒楼盘、炒棉花、炒大蒜和炒股权等,而是从赌上市机会到赌公司的经营状况。

  

  温州需要良好的舆论和政策环境

  

  温州目前需要一个良好的舆论和政策环境,不要妖魔化温州,更希望中央政府不要提出空洞的口号和政策,这只能是透支政府的信用。例如,当年提出的支持中小企业的36条,过了五年又提出新的36条,我仍然看不出来有什么机会可以实现,也许过几年又要出新的新36条了。

  对政府来说,应该提出些具体的能落实的措施,例如,10月12日国务院提出的给小型和微型企业减税的政策。另外,可以考虑建立重组基金来支持重组公司。中央可以给四大银行注资帮助重组,民间企业没有这个条件,但可以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建立一些重组基金。公司有了头寸问题,只要不是破产就应该给机会重组,逼迫它破产通过强制执法来清算这些有问题的公司,实际上是再次剥夺。特别是公检法系统应该保持距离,别越位执法或非法介入清算。

  最近,从报纸上得知许多“跑路”的商人这几天又回来了,这是好的现象。至少比起七八年前清算德隆集团的时候要大有进步。另外,能不能允许建立中小企业银行?给温州一个试验的机会,让它建立十个小银行与大银行竞争试试?

  总之,温州不需要被救,如果有良好的舆论和政策环境,温州可以自己渡过困难,而且,如果温州能有机会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战胜危机,给全国中小企业一个模式,那就不是全国救温州,而是温州救中国了。

  

  (本文作者王巍是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本文为作者10月13日在中国第十二届担保年会的演讲整理稿,发表时略有删节。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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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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