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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米尔·阿明:阿拉伯地区政治动荡的根源和未来

更新时间:2011-10-17 12:20:52
作者: 萨米尔·阿明  

  整个组织建立在对领袖命令的服从和执行上,不允许任何讨论。领导层完全由极度富裕的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沙特阿拉伯、也就是美国的金融援助)组成,外围是中产阶级中的蒙昧主义者,基础是宗教协会通过慈善服务招募的平民(同样由沙特阿拉伯赞助),至于打击力量则是从流氓无产者中雇用来的非正规军。

  穆斯林兄弟会赞同以市场为基础、完全依赖外部的经济体制,它实际上是买办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它反对工人阶级大罢工和农民为保留地权进行斗争。穆斯林兄弟会只在两方面“温和”:它拒绝提出一个经济社会纲领,所以不反对反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它实际上接受美国在全球和该地区的军事控制部署。它是美国的有效盟友。(美国还有比沙特阿拉伯更好的盟友吗?而它正是兄弟会的幕后老板。)

  但美国不能承认它在该地区的战略是建立“伊斯兰”政权,它必须假装伊斯兰势力让它“感到害怕”,这才能赋予它“长期反恐战争”的合法性。而这场战争的实际目的是:军事控制全球,保证美国—欧洲—日本独享世界资源。这种两面派手段还有另一优势:引发民众的“伊斯兰恐慌症”。欧洲对这一地区并没有特殊战略,只是日复一日追随着美国的脚步。目前最急迫的是揭穿美国的两面派手段——它有效地操控了民意,让民众上当受骗。美国(以及尾随其后的欧洲)最害怕的是埃及真正实现民主化,因为一个民主化的埃及必然质疑经济自由主义和美国及北约的侵略战略。美国一定会千方百计地阻挠埃及民主化,并以此为目的,不遗余力地支持穆斯林兄弟会。

  帝国主义与政治伊斯兰在埃及的勾结既不新鲜也不特别。穆斯林兄弟会自1927年创立以来,一直是帝国主义和当地反动阵营的有利盟友,也一直是埃及民主运动的凶暴敌人。政治伊斯兰同样是美国及其盟友北约在穆斯林国家的战略伙伴。美国为塔利班提供武器和资金,在他们反对“共产主义”人民政权时(苏联进攻阿富汗前后)形容他们是“自由战士”,在他们关闭“共产党”创立的女子学校时宣称应该“尊重传统”!

  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支持。原教旨主义者是极端分子,制造了很多起谋杀科普特基督徒的罪行。没有国家机器、尤其是司法体系(主要由兄弟会掌控)的默许,这样的行动是很难想象的!这种奇特的分工有利于穆斯林兄弟会装出温和的嘴脸;美国方面也假装相信这一点。但埃及伊斯兰教派内部对未来的走向还有激烈的斗争。埃及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伊斯兰教派是苏菲派,现在拥有1500万信徒。苏菲派开放、宽容,强调个人信仰而非宗教仪式。它一直受到政府的猜忌,但胡萝卜与大棒并用的政府又避免直接卷入针对该派的战争。海湾地区的瓦哈比教派与此相反:因循守旧,提倡仪式,把持异见者视为敌人。瓦哈比派发动了旨在消除苏菲派的战争,受到了政府的支持。今天的苏菲教徒已经去宗教化,他们号召政教分离,是民主运动的盟友。瓦哈比主义20世纪20年代由拉希德·里达(Rachid Reda)引入埃及,1927年后受到穆斯林兄弟会的推崇,但直到二战后海湾国家石油收益大增从而获得更多资金援助才活跃起来。

  

  美国的策略:巴基斯坦模式

  

  1967—2011年,主宰中东舞台的三大力量是美国、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它们是非常亲密的盟友,都不愿意看到一个民主埃及的崛起,因为一个民主的埃及必定反对帝国主义,拒绝自由主义全球化,降低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的地位,重振阿拉伯人民的团结,迫使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国。

  埃及是美国控制全球战略的绊脚石。美国及其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埃及的民主运动流产。为此,它们愿意看到由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伊斯兰政权”的出现,这是永久控制埃及的唯一方法。

  为了让兄弟会政府合法,大家一直谈论土耳其模式。但这仍是障眼法。因为位居幕后的土耳其军队虽然并不民主,还是北约的忠实盟友,却可以有效保证国家的“世俗化”。华盛顿方面公开宣布的计划来源于巴基斯坦模式:(“伊斯兰”)军队位居幕后,(“文职”)政府由一个或多个“选举出来的”伊斯兰政党负责。很明显,这种设想下的“伊斯兰”政府不会反对自由主义,不会推翻有利于以色列领土扩张的所谓《和平条约》,只会致力于实现“国家和政治伊斯兰化”,并继续残杀科普特基督徒!沙特阿拉伯自然会千方百计(从财力上)支持这一计划,因为它想拥有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霸权,就必须把埃及削弱到无足轻重的地位。

  这种伊斯兰化模式是否可行?也许吧,但代价将是惨痛的暴力冲突。争论集中在旧政权宪法第二条:伊斯兰教法是国家立法的来源。这是埃及政治史上的新事物:无论是1923年宪法还是纳赛尔宪法都没有提到这一点,是萨达特在美国(“尊重传统”)、沙特阿拉伯(“《可兰经》取代宪法”)和以色列(“以色列国是犹太国”)的三重支持下把这一条款加进了他的新宪法。

  穆斯林兄弟会希望建立神权政治(它对萨达特/穆巴拉克宪法第二条的拥护可以证明这一点),最近又提议设立“伊斯兰学者委员会”,负责审查所有法案是否与伊斯兰教法相符。那时,唯一的宗教政党把持政权,所有要求世俗化的政党变成“非法”,非穆斯林信徒(如科普特基督徒)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尽管如此,美国和欧洲还煞有其事地郑重对待兄弟会最近“放弃”神权政治的声明——

  一个机会主义的欺骗性声明(根本没有修改纲领!)。难道中情局专家不懂阿拉伯文吗?结论很明显:美国希望建立兄弟会政权而非民主派政权,因为前者可以保证埃及依然留在美国怀中,而后者很可能质疑埃及的从属地位。新近成立的“自由正义党”只是兄弟会的工具。兄弟会还转守为攻,成立了“工会”、“农民组织”和各种名目的“政党”,唯一目的就是分化工人、农民和民主人士正在构建的统一阵线,为反革命阵营服务。

  埃及民主运动能在将来的新宪法中废除这一条款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头审视一下现代埃及史中出现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争论。

  我们发现,斗争高涨时期,公开表达的观点层出不穷,“宗教”问题退居二线。19世纪从阿里到伊斯梅尔的三分之二个世纪便是如此:“现代化”问题占据了历史舞台。1920—1970年同样如此:冲突主要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纳赛尔主义废除了这场争论,代之以民众主义的、泛阿拉伯的、现代化的思潮。这一制度的矛盾为政治伊斯兰的回归开辟了道路。与此相反,斗争低潮时,言论多样性消失,伊斯兰复古主义在政权授意下把持了话语权。1880—

  1920年,英国通过流放埃及现代主义思想家和行动家构建起这种复古态势。受其影响,里达在该时期末写出了极其反动的文章,班纳加以利用,创建了穆斯林兄弟会。1970—2010年同样如此。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政权的官方言论实际上也是伊斯兰主义的,证明就是“伊斯兰教法”被写入宪法,穆斯林兄弟会被授予实权。我们不能低估这一时期去政治化的危害。

  目前埃及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所面临挑战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伊斯兰)内涵。积极的现象是:几周自由讨论之后,“伊斯兰教解决问题”的口号就在所有游行中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有关社会变革的具体要求(自由发表意见,自由成立政党、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拥有工作权、土地权、教育权,抛弃私有化、实行国有化……)。但对手同样知道对“民主危险”组织反击:由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挑选的伊斯兰主义者组成的委员会对宪法做了无关痛痒的修改,然后匆匆忙忙在4月的全民公投中批准通过,但这些修改根本没有涉及第二条款。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预计2011年9月/10月举行。民主运动还在努力争取更长时间的“民主过渡”,以便自己的主张可以真正为不知所措的普通民众所知道。但奥巴马在暴动第一时间就作出选择:过渡简短有序(即不动摇国家机器),举行选举(让伊斯兰主义者获得期望的胜利)。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在别处,“选举”往往不是奠定民主的最好方式,却是终结民主进步活力的最好方式。

  最后一点关于“腐败”。“过渡政府”强调会揭露腐败,威胁对相关人士提起诉讼。这一言论自然广受好评,尤其是很大一部分天真的民众。但只要分析一下深层次原因就会明白:“腐败”是资产阶级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有机成分。这不是埃及的特殊情况,而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与国家政权相勾结是买办资产阶级崛起的唯一方式。

  

  风暴区

  

  毛泽东没有错,他说资本主义没有给亚非拉人民带来任何好处,发展中国家由此成了“风暴区”——反复斗争的地区,这些斗争有可能(但仅仅是可能)带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进步。

  “阿拉伯之春”就处于这样的现实中。它是有可能实现制度转变的社会斗争,可以载入社会主义的发展蓝图。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容忍其发展的原因。它会动员所有不稳定因素,施加经济和财政压力,甚至进行军事威胁。它会根据情况,或者支持法西斯或亲法西斯的解决方案,或者支持军事独裁政权的建立。帝国主义三巨头(美国、西欧和日本)领导人的话语中永远充满了两面性。

  这篇文章里,我不想仔细分析阿拉伯世界的每一项运动(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因为各国运动的组成部分不尽相同,它们融入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方式及它们的现行体制结构都各有差异。

  突尼斯政变打响了第一枪,是对埃及人民的极大鼓舞。突尼斯运动的优势在于:布尔吉巴开创的半世俗化制度可能不会受到从英国流放回来的伊斯兰主义者的排斥。但突尼斯运动似乎没有能力改变本国已纳入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外向型发展模式。

  利比亚既不是突尼斯,也不是埃及,它们各自的敌对双方没有任何相通之处。卡扎菲一直都像小丑,从《绿皮书》就可以看出他毫无思想。自由主义加剧了社会困难,为最终的爆发提供了条件,而这种爆发又立刻被该国的政治伊斯兰和地方分裂势力所利用。利比亚从来就没有以一个民族的形式真正存在过。从地理上看,它位于马格里布和马什里克的交界处,两者的分割线正好从它中间穿过。昔兰尼加历史上属于希腊,后来归为马什里克;的黎波里有拉丁渊源,现在属于马格里布。因此,利比亚一直存在滋生分裂势力的土壤。目前还不知道班加西的“全国过渡委员会”有哪些成员,可能有民主人士,但肯定有伊斯兰主义者,最糟糕的是还有地方分裂分子。利比亚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武装反抗的形式,而不是平民示威游行。此外,它马上向北约求援,为帝国主义军事干涉提供了可乘之机。它们的目标肯定既不是“保护平民”,也不是“实现民主”,而是控制石油、获取重要军事基地。当然,自从卡扎菲接受“自由主义”,西方就已经控制了利比亚的石油。但有卡扎菲在,我们永远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更严重的是,卡扎菲从1969年起就要求英美撤出二战后建在该国的军事基地。美国最近需要把位于斯图加特的“非洲司令部”(美国全球军事部署的重要一环)转移到非洲,但非洲联盟拒绝接受,而一个驯服的利比亚自然会无条件接受美国及北约的一切要求。

  目前为止,叙利亚起义派还没有宣布纲领。也许复兴党接受新自由主义、面对以色列霸占戈兰高地毫无作为是民愤爆发的根源,但不能排除中情局的介入(听说有军队从约旦进入德拉)。穆斯林兄弟会几年前挑起了哈马和霍姆斯的暴动,这次估计也不会与美国的阴谋毫无关系。美国的目的是终结叙利亚和伊朗的联盟,因为它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加沙哈马斯的有力支援。

  “阿拉伯世界的反抗”并不是“风暴区”内部不稳的唯一体现。

  曾有一波“革命”浪潮扫除了亚洲(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非洲(马里)的一些独裁政权(由帝国主义和当地反动集团建立),但帝国主义势力又扶植了接受新自由主义、符合它们外交利益的政府,以保证主要形势不变。

  南美解放运动取得了实际进步,主要体现在:国家与社会民主化;继续采取反帝立场;实行进步的社会改革。

  媒体喜欢把第三世界的“民主革命”与柏林墙倒塌后终结东欧“社会主义”的革命相提并论,这是赤裸裸的欺骗。因为无论当时东欧革命原因如何,革命前景都是该地区被西欧帝国主义吞并。事实上,之后沦为发达资本主义欧洲“边缘地区”的东欧国家也将迎来自己真正的革命。前南斯拉夫就已经有信号发出了。

  预计三大洲都会发生可能带来进步的运动,成为前所未有的“风暴区”。但进步要变为现实,这些运动必须克服诸多障碍:一方面,克服运动自身的软弱,找到各组成部分的共同点,制定并实施有效战略;另一方面,挫败帝国主义三巨头的干涉(包括武力干涉),即使打着“人道主义”旗号也应摒弃,因为帝国主义不可能希望看到这些国家的进步与民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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