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曹旭东:言论自由与国家的新角色

——欧文·费斯《言论自由的反讽》介评

更新时间:2011-10-17 12:15:29
作者: 曹旭东  

  例如1960年建立和资助“公共广播公司”。公共广播系统的建立主要是为了“涵盖那些可能被商业广播忽视却又对自治至关重要的问题”(21)。在管制性措施方面,联邦通讯委员会创制了公平法则。这个法则要求广播传媒报道具有公共重要性的问题,并以均衡的方式呈现出一个故事的双方(或故事所有可能方面)的立场。(22)也就是说,当A的言论使得B受到了伤害,应该给予B一个类似的回复机会。

  

  三、评论及思考

  

  (一)评论

  1.费斯思想的魂:社群主义

  前面已经谈到,费斯将言论自由的价值进行了重新定义,他认为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不是体现于它对自由本身有多大的贡献,而是体现于它对于集体性自决或者民主制的重要意义。这个重新定位是费斯整个论证体系的核心。正是这种从民主制下来认识言论自由价值的视角,让费斯与传统古典自由主义有了根本分野,而支持费斯视角的魂是社群主义。社群主义坚持社群整体至上的价值观,强调公共利益优于个人权利,提倡国家在道德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23)在社群主义看来,自由主义过分看重自由和权利,不注重义务和责任,缺乏责任伦理。就言论自由而言,自由主义的极端性会让不负责任的言论合理化,从而可能产生消解共同体的危险。(24)自由主义的缺陷需要社群主义来修正,如此才能实现有序自由,进而获得个体需求与共同体需求的平衡。社群主义与长久以来支持言论自由的个人主义哲学是对立的,而费斯将言论自由的传统价值基础置换成社群主义,必然从根本上颠覆言论自由的价值结构,也正是因为如此,费斯的观点才获得了冲击力并引起了轩然大波。

  2.一个高超的技术处理:将平等筑人言论自由内部

  社群主义让费斯与传统分离,但是社群主义思想仅是让费斯获得了不同的看法,或者说对待言论自由的不同态度,至于通过怎么样的技术处理能够将言论自由顺从自己的态度则是另一个问题。比较粗糙的处理方法就是当自由价值和平等价值相冲突的时候,直截了当的选择平等价值,排斥自由价值。但是费斯没有选择这个“低劣”的、无解的处理手段,他将平等价值筑入了言论自由的内部,对言论自由的功能进行了重新解读:言论自由除了维护个体自由这个功能外,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让言论者获得尽可能平等的发言机会,而平等的发言机会对社会共同体的维护和善治的实现是有益的。这样就避免了自由权和平等权的直接对抗而两败俱伤,而且在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费斯作出的这个重新解读是非常有说服力和号召力的。

  3.一个类比: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

  自由主义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市场主义”,不论是商品还是思想都可以在市场自由流动,而经过市场的自然淘汰最好的商品和最好的思想都会呈现。历史到了今天,商品市场无法坚持纯而又纯的市场主义已经成为共识,尽管市场仍然是主体,但是国家干预的正当性已得到确认,受到审查的只是干预是否超过必要的限度。商品市场的盲目性、滞后性、垄断、信息不充分、外部效应等问题都不是市场通过自然选择能够解决的,必须求助于国家权力。但是在思想自由市场领域允许国家干预仍然只是一种挑战性的声音,在这个领域,自由主义更为保守。费斯提出挑战的出发点并非是为了标新立异,也并非是想像了一个侵犯思想自由市场的可能性,而是根据现实需要而提出的。他针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国家干预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商品市场中国家干预是市场的补充,在思想市场中费斯认为同样如此。他认为,由于市场的限度,它能够生产出大量低廉的、大众化的、娱乐性的产品。但是,它不能够生产出强化民众自治、实现人民自决的产品。而政府的功能恰恰是要去填补因为市场限度留下的空隙。“国家的功能就是成为一个平衡的反作用力,把因为市场而歪曲了的公共讨论给摆正。国家的目的不是去代替市场,也不是去完善市场,而是去补充市场。那些被系统地忽视和轻视的问题应当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我们因此能够听到那些被压制了的和沉默了的声音和观点。”(25)费斯的认识是正确的,言论自由的基础是自由,断送了自由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的其他功能都无从谈起。而他这种稳健的激进远远强过顽固的保守。

  (二)思考

  1.平等为何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

  当费斯将平等筑入了言论自由的价值体系之后,我们都会有一种直观的感觉:言论自由似乎更有魅力了,虽然这要以适当克制传统意义上的言论自由价值为代价。这就不得不让人思考,为什么平等有如此大的号召力?是人们对自由出现“审美疲劳”了吗?显然不是。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平等让人们获得了更多的尊严感。人格尊严要求人际层面的平等权获得充分尊重。(26)一般来讲,人们能够容忍人与人之间物质方面的差距,但是对于非物质方面的差距,特别是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方面的差距人们不能容忍。而言论自由权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权利,人们当然希望平等享有。这种平等享有不仅包括形式上的平等享有,更包括实质上的平等享有。当一项理论能够让人们在更为实质的意义上享有言论自由权,它必然会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获得实质平等并不是能够自然实现的,它需要国家的外力干预,这就不得不让人警惕国家权力的恶性,它可能实现了实质平等,也可能连形式平等的效果都一同抹杀。

  2.民主是否比自由更重要

  费斯之所以提出了国家干预思想自由市场的理论,根本原因在于坚持社群主义而非古典自由主义。需要注意的是,在法律价值层面他还有一个判断,那就是言论自由的民主价值有更高层次的作用。有人或许会问,能够实现民主价值的言论自由比传统的言论自由更好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一个简单的比较方法是,新的言论自由实现了民主和自由两个价值,所以比仅具有单个自由价值的传统言论自由更优。要更充分的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从言论自由领域的实际状况出发作出分析。“沉寂化”效应和新闻媒体被“俘获”的现状,让弱者无法发出声音,从而损害了民主决策所需信息的充分性,这必然导致民主决策的偏颇、损害决策质量,而民主制作为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制度承载着社会共同体的骨架性任务,其他任何基本权利自由都需要与之关联,损害了这幅“骨架”的坚实度,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传统的言论自由对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有负面影响,而新的言论自由因其能更好的维护共同体而更具优良的品质,用民主来修正自由恰恰与社群主义修正自由主义的效果是一致的。

  3.国家干预的技术难题

  “你有权去做某件事情”不等于“你能做好某件事情”,前者是赋予了你做事情的正当性,但是这不意味着你有能力做好,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做好,便会出现“好心办错事”的情况。“如何做好事情”是个技术问题,国家权力干预思想自由市场就面临着技术上不能忽视的难题。其一,国家应当什么时候插手?是不是应当允许市场自然调整一段时间后再干预,而这段时间大约多长?其二,如何判断是否出现了“沉寂化”效应?现在似乎采取了将言论分类的办法,这种分类是否过于绝对?如果采取平衡的办法如何判断沉寂效应?其三,如何判断言论市场中的少数?这个恐怕要比社会福利和歧视法领域的少数难判断的多,老人、残疾人、穷人、种族、性别都是有比较容易识别的标志,但是言论、观点是五花八门的,歧视法领域的少数未必就是言论自由领域的少数。其四,增强了公共辩论充分和丰富的实际效果如何判断?这是最重要的问题,纵使前面三个判断都是模糊的,只要能够提高公共辩论的品质,前面的问题都可以忽略。费斯或许认为这一点比较容易,但在我看来似乎不是那么容易,国家干预之后的辩论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自然发展的可能性,没有自然发展的辩论作比较又怎么能够得出增强了辩论品质的结论呢?总之,这些技术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需要认真对待,并且在司法过程中慢慢摸索。如果不能解决好,非但不能实现言论自由的实质平等,甚至可能连形式平等的效果都一同抹杀。

  4.网络时代降低国家干预的必要性

  之所以需要国家干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因素左右了公共辩论的品质,作为最重要的公共论坛搭建者——新闻媒体,受到了市场的束缚,这使得穷人无法有效的参与到公共辩论中。但是笔者认为,技术的进步能够大大降低参与公共论坛的成本,减少经济因素对公共论坛的束缚,网络的迅速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通过网络传达信息、获取信息、交流信息的成本越来越低,各个阶层的人都有能力参与到互联网组建的公共论坛中来,穷人和富人在公共论坛中的平台位置会大大拉近。面对网络中的公共论坛,国家即使有干预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也会大大降低。

  

  四、结语

  

  中国有句古话:物极必反。当某种东西走向极端的时候必须要折返,不然就会出问题。这句话虽然有些玄学的味道,但是其正确性却被无数次的印证。极端自由的市场主义已被证明是存在问题的,需要国家权力补充;纯粹的计划经济也是失败的,必须以市场为主体。以中美而言,两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两个极端模式向对方靠近。而今,在思想自由市场领域又出现丁这个问题。美国虽然没有达成共识,但已经意识到了国家适当干预的必要性;而对中国而言则更需要加大步伐。此时,不论对于中国还是美国,国家的角色都将是新的。

  

  【作者介绍】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参见[美]欧文·费斯:《言论自由的反讽》[M],刘擎、殷莹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⑵同前注⑴“导论”,第4页。

  ⑶书中将其称之为“均衡价值”(countervalue),同前注⑴,第1页。

  ⑷同前注⑴,第13—14页。

  ⑸欧文·费斯:《言论自由与社会结构》[J],万鄂湘摘译,载《法学评论》1988年第4期。

  ⑹同前注⑸。

  ⑺同前注⑴,第53—54页。

  ⑻同前注⑴,第6—7页。

  ⑼同前注⑵。

  ⑽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管制是为了保证辩论的充分和丰富的管制,而非是为排除言论所可能出现的危险进行的管制。

  ⑾同前注⑴,第19页。

  ⑿同前注⑴,第20页。

  ⒀同前注⑴,第21页。

  ⒁同前注⑴,第23页。

  ⒂同前注⑴,第40页。

  ⒃同前注⑴,第41页。

  ⒄NEA全称为: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即美国全国艺术捐赠基金(会)。

  ⒅同前注⑴,第42页。

  ⒆同前注⑴,第47页。

  ⒇同前注⑴,第45—46页。

  (21)同前注⑴,第57—58页。

  (22)同前注⑴,第58页。

  (23)何霜梅:《正义与社群》[M],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24)参见[美]菲利普·塞尔兹尼克:《社群主义的说服力》[M],马洪、李清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9页。

  (25)Owen Piss,Why the State?100 Harv.L. Rev.788.转引自汪庆华:《言论自由与国家角色:科斯Vs.费斯》[J],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4期。

  (26)张千帆:《宪法学导论》[M],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32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4526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