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阮思余:民本政治论批判——与潘维先生商榷

更新时间:2011-10-16 11:09:06
作者: 阮思余  

  

  摘要:潘维的民本政治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中国民本的民主主义政治观与西方的新政治蒙昧主义。反思新政治蒙昧主义,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民主与专制的两分有助于进行比较研究;承认输出民主的危害并不能因此否定民主以及民主转型的价值;新政治蒙昧主义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需要发展民主;再独特的政体分析也离不开普遍性的眼光。分析民本的民主主义,其主要问题在于:其一,民本主义并非历史的终结,它需要向民主主义转型;其二,民本主义并不等同于现代的民主主义,充其量也只是打着民主旗号的民本主义。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严肃的学理探讨需要避免意识形态之争;从民本政治到民主政治将是极为艰难的跨越;“新政治蒙昧主义”的淫威正在逐渐丧失。

  

  关键词:民本主义 民主主义 专制 新政治蒙昧主义 输出民主 意识形态之争

  

  为了论证民本政治论,潘维采取“破”“立”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破”是为了“立”,当然“立”也是为了“破”。其所要“破”的是西方的新政治蒙昧主义,而其所要“立”的是中国民本的民主主义政治观。前者既反对民主与专制两分,又反对在中国推广西方民主;后者不仅强调民本主义是中国历史的终结,而且推崇中国民本的民主主义。由此,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民主与专制的两分就一无是处?西方民主的精神就毫无可资借鉴之处?民本主义是中国历史的终结吗?如何理解民本的民主主义?要批判潘维的民本政治论,就必须针对潘维的“破”“立”结合进行双重批判。由此,才能完成对其民本政治论的彻底批判。本文正是顺延这一思路展开分析,主要是针对潘维的论点进行两个方面的批判:一是对其新政治蒙昧主义批判的批判,二是对其民本的民主主义的批判。

  

  一、对新政治蒙昧主义批判的批判

  

  为了“立”所谓的两千年中华文明万世一系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民本主义,潘维首先需要“破”西方的新政治蒙昧主义。潘维反对在世界层面做民主与专制的两分法。潘维梳理了二战以来的历史。这就是,二战之后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个阵营的争斗,冷战结束以后是民主与专制的两分。 1潘维将这种民主与专制的两分视为新政治蒙昧主义。我们有必要仔细审视潘维对西方新政治蒙昧主义的批判:

  

  千年前的西方把世界分成“基督徒和异教徒”的世界,今天的西方把世界分成“民主与专制”的世界。“民主与专制”的两分傲慢地高踞于话语权的最顶端,解释世界上发生的几乎一切重要事情,轻浮地为一切重要的事情开同样的药方。如果治不好病,他们使被洗脑的人相信,责任永远不在药方,而在病人。新的十字军带着自诩的道德优越感发动了新的东征,以人权的名义摧残人权,以自由的名义限制自由,以民主的名义支持专制。他们冒犯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羞辱了斯拉夫世界,也使一部分中国知识界强烈反感。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指出,所谓“反恐”战争,非常肮脏,目的是控制战略要地,掠夺战略资源。正如雅克·德里达曾经指出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行,都以人性和人道的名义进行。然而,即便认识了这场新十字军东征的实质,意识形态依然重要。宗教狂热点燃了基督徒们参加十字军的欲望之火,而“自由民主”之类的信仰煽动着今天愚昧或者功利的西方人民,也给受害者带来了内部的 “第五纵队”,带来了抵抗运动的自杀。 2

  

  1、民主与专制的两分有助于进行比较研究。

  

  上述潘维之论,足见其要么反对两分法本身,要么反对两分法的危害,而不愿意正视两分法的益处。不管是“基督徒和异教徒”的两分,还是“民主与专制”的两分,都是一种两分法,潘维拒斥这种对世界的二元划分及其危害。那是不是说,两分法就完全没有意义?民主与专制的划分也没有意义?从方法论上来说,两分法具有内在的局限性,最主要的就是难以穷尽社会现象的完整连续谱。但是,两分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如果以对立的形式呈现一些极端案例,学者们也就能够就此做一些比较研究。 3民主与专制,发达社会与不发达社会、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等就是一些典型的两分法。

  

  政体类型上,我们经常谈到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民主政体与极权政体,就是这种两分法的典型代表。正是因为有这种两分法,才会创造很多新的政治概念。比如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西方在二战后发展出来的新的政治概念,特指苏联与纳粹德国,而这是与19世纪传统的独裁主义截然不同的、新的专制主义。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国家全面控制社会,包括对公民的私生活进行完全控制。 4如果没有两分法,我们就很难理解纷繁复杂的政体,因为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概念的谱系图。而两分正好是这一谱系的两端。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成为谱系图中被批判的一端而据此否定这一两分法本身。就此而言,不能因为我们被批判为专制政体,而否定这种民主与专制的两分,或者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霸权。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必须思考这种划分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穷尽了概念系谱的所有类型。

  

  2、承认输出民主的危害并不能因此否定民主以及民主转型的价值。

  

  潘维敏锐地指出了输出民主的危害。实际上,福山已经对此有所反思。福山指出,美国输出民主反映了新保守主义的两个原则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它强调政府的内部特征的重要性。自由民主国家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通过侵入一国政权内部,影响、改变其基本体制,拯救处于暴政压制下的人民,从而推进一国、乃至全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它又矛盾地强调,过分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造工程具有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危险性。很显然,这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不一致性。

  

  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支持战争的人,都内含着这样一个假设:一旦将人们从专制状态中解救出来,民主政体就会自然建立。可是,问题往往没有那么简单。在这一过程之中,要改变一国的体制、建立一个全新的体制极其艰难。就此而言,福山指出,在政体转型的过程之中,一国内部的体制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在一个社会从对自由的模糊渴望走向一个运转良好的、巩固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一个现代经济之前,必须建立起一套相应的体制。如果对民主过渡和政治发展的研究教给了我们什么,那么它就是,体制是非常难以建立的。” 5这就是说,民主的十字军可以轻而易举地砸碎一个专制政权,然而,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政体却并非易事。

  

  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做出两种区分:一是必须区分民主转型的方式与民主转型的价值本身,二是必须区分输出民主的危害与民主本身的价值。我们不能因为民主转型的方式本身的问题而否定民主转型的价值。比如,以战争的方式给一国输入民主,这是民主转型的方式问题。不能因为美国的民主十字军的横冲直闯而否定专制政体向民主过渡这一民主转型的价值。而且,也不能因为输出民主的问题,而反对或者否定民主本身的价值。结合前述潘维对民本政治的推崇,不难发现,潘维这里仍然内隐着这样一个预设:反对任何形式的民主输出,尤其要反对肆无忌惮的民主十字军的东征。如同其混淆了民主与民本一样,其也混淆了民主本身的价值与输入民主的价值。进而,在潘维眼中,民主本身并非必要;中华文明为世界创造了伟大的民本主义的政治体制,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的所谓的政治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如此没有眼光,看不到在自由民主之外,尚存在着作为中华政治核心文明的伟大创造的民本政治呢?

  

  3、新政治蒙昧主义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需要发展民主。

  

  按照上述逻辑,潘维一方面反对所谓的新政治蒙昧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将这种新政治蒙昧主义的标签贴在中国。亦即,潘维反对在中国推广西方民主。

  

  需要指出,新蒙昧主义在国内已经流毒甚广了。照着流行的说法,从秦始皇到今天,我国两千多年都实行“专制”;近六十年的制度则是“集权主义专制”,即最恶劣的一种专制。这种分类一笔勾销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笔勾销了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一笔勾销了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一笔勾销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一笔勾销了中华民族过去的辉煌和今天的复兴。奇怪的是,中国居然有如此多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把这两分法奉为圭皋,忽略行政改革,大谈特谈政体的“根本改革”。 6

  

  从方法论上来说,潘维在批判民主与专制这一两分法的时候,又陷入了两分法的思维局限。难道批判近六十年是“集权主义专制”,就会“一笔勾销”世界历史上的各种主义、运动与战争,以及中华民族的辉煌的昨天与亟待复兴的明天?反对批评者用两分法来分析问题,自己又不惜采用两分法来批判批评者,恐怕这样的逻辑说不过去吧?

  

  从政体的角度来说,潘维不仅要批判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霸权意识形态,还要批判对中国任何意义上的专制的批判。按照潘维的说法,“说什么事情都落到选票上,这是一种蒙昧主义。这种蒙昧主义产生于话语的灌输,来自霸权话语系统”。 7我们需要去分析,为什么中国人会对这种“新蒙昧主义”的“流毒”感兴趣?难道仅仅是受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左右的结果?而不是中国自身的问题所在?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就是新蒙昧主义罪恶的渊薮?我们就不应该检讨我们政体本身的问题所在?

  

  从政体改革的角度来说,潘维为伟大的民本主义的中华政体辩护,拒斥政体的根本变革。恐怕奇怪的不是如此多的中国官员与知识分子,而是潘维教授。前述已然指出,从政体的角度来说,民主与专制的两分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潘维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为什么连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都不愿意承认呢?不谈根本改革,而讨论一些边缘性的或者是细枝末节的改革,改革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解决?为什么连邓小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都勇于承认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根本改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潘维教授却如此讳莫如深呢?

  

  4、再独特的政体分析也离不开普遍性的眼光。

  

  潘维非常警惕新政治蒙昧主义的流感传染到中国。因此,潘维极为愤怒地反对将民主与专制的标签贴在中国。

  

  政体当然有毛病,正如所有现世的政体都有毛病。而且,任何政体,放在乡村与城市人口对半的中国,放在东西南北巨大差异的中国,都会显得苍白。因为许多地理、历史、 文化原因,中华的生存方式从来就是独特的,中华的政体也向来独特。中华悠久、复杂、独特的政治文明,岂是民主和专制两个政治标签所能概括! 8

  

  这里的“任何政体”包括不包括潘维所极力倡导的民本政治?如果按照潘维的逻辑,既然用任何政体来分析如此复杂、如此不均衡的中国,都会显得苍白的话,那么,用潘维所极力鼓吹的民本主义来分析中国就不显得苍白?问题尚有,一方面,潘维看到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发展的不均衡性。另一方面,却过分强调这种独特性,而拒斥政体本身所内涵的普遍特质。难道仅仅中华政体如此独特,其它政体就不独特?中华政体向来独特,其它政体向来就不独特?既然中华悠久、复杂、独特的政治文明,非民主和专制两个政治标签所能概括,那你用一个民本主义就将自古至今的中华政体全部概括了?你这民本主义的解释力就如此广泛?

  

  不仅如此,潘维还反对挑剔中国政体的毛病,反对不承认既有政体的贡献。潘维指出:“可中国政体比其他政体毛病更多? 为什么不肯承认六十年的巨大进步也是在这个政体下获得的?” 9其言下之意就是,比中国的政体的毛病多的政体比比皆是,所以中国政体有些毛病也情有可原,不要老是对中国政体动辄批判、批判、再批判;论者们不要没事专挑刺、挑刺、再挑刺。要多感恩六十年的伟大成就与巨大进步,要多感恩伟大政体的伟大创造与伟大业绩。非常奇怪的是,为什么潘维在这里如此颇具慧眼,肯承认既有政体推动了六十年的巨大进步,为什么讨论前述两分法时,就一味拒斥,而不愿意提及两分法的优长呢?

  

  作为一名学者,而非党内意识形态专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实则难以想象,无法理喻。承认中国六十年的巨大进步,是否就可以不去反思中国政体的问题所在?这二者之间难道就不可以互相兼容?难道承认六十年的巨大进步就不能反思这个政体的问题所在?难道我们反思自己的政体的问题所在,就一定要看看其它政体的问题是否比我们要多?然后我们就心安理得地说:你瞧瞧,你们民主政体比我们专制政体的问题还多,所以还是我们伟大的民本政治好啊!还是不要让我们去学你们的自由民主政体,还是你们自由民主政体甘当我们伟大的民本政治的学生吧!

  

  二、对民本的民主主义的批判

  

  按照张翰书的说法,民本主义指的是,“视人民为政治的主体,政治上的一切设施应从人民的观点出发。” 10在潘维看来,民本主义就是政府为民做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4522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