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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木桶上的社会

更新时间:2011-10-11 01:19:52
作者: 景凯旋 (进入专栏)  

  

  匈牙利社会如同坐在一个木桶上,上面盖着遗忘的盖子,下面掩藏着被处死的政府领袖、被关进监狱遭受拷打的民众,以及被羞辱的整个国民

  匈牙利事件后,官方极力要人们忘记那段民族悲剧,并通过发展经济、淡化意识形态来巩固政权合法性,这就是“卡达尔式的匈牙利道路”。

  在上世纪60年代,政府甚至听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改革政策,允许出现私人农场,把它看做计划经济的补充。作为权力垄断的交换,官方还允许消费文化存在,当然他们把这看做是自己的成功。

  经济繁荣使得当局与人民达成某种妥协,知识分子有的移民,有的投靠权力,更多的人保持了沉默。正如哲学家基斯•亚诺什所说:“在匈牙利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人民十分快乐,因为他们不必关心政治,可以在闲暇时间修建自己的住宅,饲养家禽。知识分子把自己关进了象牙塔,把政治留给政治家们。教会则与政府合作。权力偶尔也会显示一下铁拳,但看到无人挑战,又把拳头缩回口袋。”当体制仿佛可以永远存在下去时,社会就会变得更淡漠、更顺从、更机会主义。

  然而,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历史可以被暂时遗忘,但只要正义没有恢复,它就会成为一个创伤记忆。匈牙利社会如同处在一个木桶上,上面盖着遗忘的盖子,下面掩藏着被处死的政府领袖、被关进监狱遭受拷打的民众,以及被羞辱的整个国民。

  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自由的承诺和机会消失了,1956年后再没有历史。另一位作家哈拉兹提也写道:“由于不是理想而是坦克起作用,所有人都在寻求个人生活的诀窍。我自己的诀窍是:通过阅读禁书来治疗懦弱。”事实上,60年代的沉默,不是因为知识分子支持卡达尔的宽松政策,而是他们害怕回到1956年前更残酷的拉科西时代。

  80年代,新一代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他们不再对政权抱有幻想,试图找到解决当前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办法。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变化的契机出现了。1981年波兰团结工会成立,促成了萨米亚特刊物《发言人》的诞生。刊物的宗旨是“希望能帮助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看到一个更好的未来”。编辑和撰稿人包括基什、哈拉兹提等著名作家、学者。尽管刊物主要讨论现实问题,但对现实的关注显然与创伤记忆是分不开的。雅罗斯•基什在《发言人》上发表许多文章,就试图寻求当年真相与80年代危机的联系。

  当年那场悲剧最终导致眼下的政治腐败,基什在《结束与开始》一文中写道:“我们必须记住,反思不仅是为了恢复道德完善,而且是为了弄清目前政权的政治危机。我们必须恢复反抗的传统,以便克服我们社会的政治腐败。我们必须分析此前的(失败的)合作路径,以便为今天和未来找到一个更有效的妥协方案。1956年事件已经从道德问题发展为政治问题。”也就是说,从权力仍然缺乏监督来看,1956年的革命并没有完成。

  每年10月23日,刊物都会举办纪念会,通过对当事人的采访、回忆录和文件,探讨1956年事件的真相。年轻一代开始了解到他们从前毫无所知的人物,如纳吉、毕波等人,后者是幸存下来的匈牙利知识分子独立传统的杰出代表,他对遗忘的研究被人们称为“毕波遗忘”。

  按照政府的说法,匈牙利事件是西方煽动的反革命事件,而独立知识分子则认为,这是一场要求民主变革和政治权利的革命。后期工人的广泛参与证明它不是要推翻人民政权,而是要求政府兑现没有剥削的承诺。这场革命追求的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卡达尔一直宣称,匈牙利从来没有民主传统,因此需要慢慢教给人民。但萨米亚特知识分子却告诉人们,这不是历史事实。

  揭示真相触及到卡达尔政权的合法基础,由于编辑和作者都采用了公开的姓名,他们受到严密监控、跟踪和逮捕。许多安于现状的民众也不理解他们。哈拉兹提后来回忆道:“编辑和作者们知道绝没有改变体制的可能。他们这样做只是遵从道德,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们的道德模样是不可代替的。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只会被关进监狱,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但历史表明,缺乏现实感的不是这些知识分子,而是执政30年的卡达尔本人。

  卡达尔一直认为,只要走匈牙利特色的道路,政权便会巩固,因此根本没有意识到改革大潮的涌现。1989年5月,党内改革派免去他的职务,并宣布为匈牙利事件平反。一个时代就此结束。来源: 《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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