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风险社会”成为一个日益流行的概念，并通过例如“9·11”恐怖袭击事件和SARS流行为社会大众所切实感受到后，说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风险来自各个方面，“社会控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对于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来说更是如此。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社会控制意味着社会通过各种机制或手段对个人和集团的行为进行约束，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避免社会解体危险的目的。最初美国社会学家罗斯（EdwardA.Ross）提出社会控制的概念，就是面对美国社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浪潮所引发的社会解体和社会混乱的危险。
社会控制的实质是维持社会秩序。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和手段是共享的价值观、有效的制度和组织、统一的行为规范（包括法律、规则、习惯、传统等），通过外在的强制和内在的认同两个主要机制，达到约束行为、维持相互依赖、保持沟通、推进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的目的，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有序的变迁。一般来说，社会控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对社会各个部分和社会成员进行协调和规范的过程。
一、变迁与风险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过程，即现代化过程和体制改革过程，或现代化的变迁与体制的转型。
（一）现代化
现代性以及现代化的趋势，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基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风险却是摆在当代中国面前的一个新的问题。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最早系统地讨论了现代性或现代化社会所面临的风险。贝克指出，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化过程和信息化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无数的机会，但也制造着无数的风险。贝克以及之后的吉登斯从各个方面指出了风险社会的特征，如技术发展的风险、环境的损害、金融和投资、知识和生活状况的差距与分裂，以及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这些突发事件正是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扩散到整个社会的。我们已经看到了近期这些突发风险事件的实例，“9·11”恐怖主义袭击、SARS的流行、美国和意大利的大面积停电等。
吉登斯关于“时—空延伸”的分析揭示了现代性向社会控制提出的更为深层的风险基础和挑战。他分析了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的区别，认为现代性的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时一空结构，即现代化的扩散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过程和事件超出了传统自然共同体“同时同地”的范围，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将时间和空间分离开来。现代社会的风险就产生于：现代性下的时—空联系由传统的“在场”转变为“缺场”，社会活动的方式越来越依赖于人们在时—空“缺场”情况下的互动。现代社会在“时—空”结构上的高度伸延，是通过两种“脱出”机制实现的：一是象征符号系统，二是专家系统。处于分离和缺场状态下的人们依靠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获得信息，达成共识，形成共同行为，从而维持相互依赖。但问题在于，如果提供信息和解释信息的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出现问题，现代社会在时—空结构上的相互依赖就会受到极大损害，现代社会就有可能陷入高度紧张和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混乱的风险之中。因此，现代社会中存在一种“时—空”断裂的潜在危险，社会秩序的问题转变为如何将高度伸延和分离的时—空系统整合在一起。
在传统社会里，由于社会的各个部分是分散和孤立的，信息和变迁是缓慢的，因此，应对即使是大规模的社会危机，也主要是在危机爆发后，依靠国家暴力与行政机器的力量，强制性地恢复或维持秩序。但是，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则更多地需要国家的协调能力、动员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依赖组织化的体制和共享的价值观及行为规范，借助于现代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支持，从整体上应对可能的社会风险，包括建立控制风险的预警体系。
（二）体制转型
几乎所有“风险社会”理论所讨论到的、缘于现代性的社会控制的风险，在当代中国都或多或少地显现出来。但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控制的风险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风险可能是叠加的或者是双重的，因为当代中国社会除了正在经历一个现代化的变迁外，还在经历一个巨大的体制转型变迁。相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工具性、物质性的变迁来说，体制、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革是更为根本的变革。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体制转型使得体制、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处于一种迅疾的变革之中。
如果说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是建立在以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那么，主要是以分化、多元化和复杂化为标志的体制转型，就是叠加在现代化的变迁上，因而向中国的社会控制体系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包括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共同的社会控制体系或手段，例如，法律、国家暴力机器、组织制度、具有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以及习惯和传统，它们都是维持秩序、防止社会解体的基本手段。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些特殊的社会控制体制具有独特性，这些特殊的社会控制体制在剧烈的政治变革或动荡中，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较为成功地抵御了变迁所带来的风险。其中，最具有特色且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控制体系，就是为人们所熟悉的所谓“单位体制”。
单位体制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统治的形式和工具，即一种组织化的国家统治体制。借用韦伯的话来说，是一种“组织化”的统治。因而，单位组织具有社会结构的意义。
在单位体制下，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社会行为被逐一整合到一个个具体的“单位”中，单位赋予社会成员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个人归属于单位，而单位成为国家对社会进行直接行政管理的组织手段和基本环节。单位组织同时也成为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主要场所。社会成员对工作场所的全面依附实质上是个人对国家的依附。因此，整个单位体制是一种向上依赖、向下控制的体制，是一种资源分配、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体制。
但是，自从中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体制变革和社会结构变革
对中国社会二十多年发生的变革，人们已经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是，这些讨论大多仅仅限于这些变革本身。社会风险的视角促使我们从社会控制或国家控制的角度对这些变革进行新的反思。从社会控制风险的角度看体制变革，下述变革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多元化
中国体制转型最重要的结果之一，也是人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最显著的变革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在众多方面的多元化。其中最重要的多元化至少包括：第一，体制和制度的多元化。第二，利益多元化或利益分化。
（二）市场化
市场化的变革众所周知，过去人们更多地讨论市场的完善和国家基于市场的宏观调控。然而，市场化向社会控制同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三）非集中化
相对于多元化和市场化来说，非集中化特征往往被市场化所掩盖，为人们所忽视。这里，“非集中化”主要是指相对于传统体制中中央政府高度集权的体制来说，体制转型中国家或政府的权力，特别是动员和调动资源的权力，由中央政府向下分散和转移。
（四）流动性
在传统的控制体制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自由流动的空间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地理上的流动，还是社会空间意义上的流动。社会成员有控制的流动构成了传统体制下控制有效性的基本前提。体制转型以来最为引人注意的问题之一，莫过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人口流动的范围已经从国内不同地区扩展到不同国家之间。在常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控制人口流动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当这一人口流动的过程发生在一个急剧变迁的时期时，就更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从更广泛的范围看，“流动性”不仅仅是人员的流动，而且是资本、技术、观念的全范围的流动；不仅是在一国内的流动问题，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过程。各种社会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自由的、大规模的流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社会资源的大规模流动已经蕴涵了巨大的风险，而且会强化由其他原因产生的各种社会风险。
三、重建社会控制体系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社会控制所面临的上述风险都存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当代中国的体制转型，使得社会控制所面临的风险更高，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借助于单位体制这种组织化方式和其他的控制手段，中国社会曾经在各种各样的变迁甚至混乱之中保持了必需的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传统的体制和控制手段，我们战胜了SARS这样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现代化还在继续，而且将进入“第二次现代化”的高潮；中国的体制转型还在继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在未来进一步完善成形；单位体制正在弱化和解体，多元化、市场化、非集中化及流动性在日益增强。面对变迁的趋势和潜在的风险，我们必须调整乃至重建新的社会控制体系：①共享价值观体系；②弹性社会结构；③组织化体系；④法治；⑤沟通。
文章来源：《新华文摘》2004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