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兴云:萧军与鲁迅研究

——《鲁迅先生研究纲领》及有关问题探究(之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1 次 更新时间:2011-09-29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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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兴云  

《萧军全集》的出版,使得关于《鲁迅先生研究纲领》(以下称“《纲领》”)的疑惑,终于迎刃而解:实际情况是,这一获得研究者高度评价的历史文献,并非张学良所拟,而出自萧军的著作。于是,话题由此延伸至“萧军与《纲领》”,乃至“萧军与鲁迅”、“萧军与鲁迅研究”,等等。本文即从《纲领》这一个案入手,探讨萧军之于鲁迅和鲁迅研究。

一、 关于“何以如此然呢?”

夹在张学良所捐《鲁迅全集》中的《纲领》,出处既然是萧军的《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 延安各界纪念大会宣言》(1)(以下称《宣言》)与《鲁迅研究会成立经过》(2)(以下称《经过》)两篇文章,萧军自然就是《纲领》的作者,精确说,是原作者。论者关于《纲领》的评论和疑问,也就可以移用于萧军和他的《宣言》、《经过》二文(下称“萧军二文”)。

“表现出深邃、周密的学术思考”,这是张梦阳先生的大作《张学良的<鲁迅先生研究纲领>与达城的<鲁迅研究大纲草目>》(3)(以下称“张文”)评论《纲领》的话,自然可看作对萧军二文(主要是《经过》中的6项提纲)的评语。王锡荣先生的《珍贵的历史文献——记张学良<鲁迅先生研究纲领>》(4),则既予以积极评价,又提出一个问题,即:“这(指《纲领》)完全是一个‘经院式’学问家的学术思维,是一部功力甚深的长篇的学术论著的提纲,如果不是作者对鲁迅作了深入的潜心研究,如果不是系统、认真地研读了鲁迅的全集,如果不是有着深厚的文学、学术功底,如果不是作了深邃的思考,是决不可能有如此学养,如此胸臆,如此感受,如此见地的。这真是文学研究史上一个特例。何以如此然 呢?”这些话,读起来感觉分量似乎重了些。萧军自己就比较实际,他解释,6项提纲只是“简单的‘纲领’”,“没有经过怎样严密的思考和研究”,“大致这样 分列一下”,“不过是一点参考的意思”,(5)等等。当然,话里含有较多谦虚成分。

萧军毕竟不“完全是一个‘经院式’学问家”,而能“表现出深邃、周密的学术思考”,

那么,“何以如此然呢?”依愚见,其源有三:

其一,深厚的感情基础。这可举三个“一”为例。

一是“一个场面”,即吊唁的场面。周海婴先生写道:“只见一个大汉,……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这大汉就是萧军,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而迥异于别人。海婴先生接着写道,“这最后诀别的一幕,从此在我脑海中凝结,虽然时光像流水一般逝去,始终难以忘怀。”(6)

二是“一则题词”,即赠书题词。“鲁迅先生逝世十八周年 北京鲁迅博物馆存 萧军敬献 一九五四·十月十九日 北京”(原件用毛笔直行书写,分5行排列),这是1983年秋,我借住鲁迅博物馆故居西院北屋,从所借阅的该馆库藏《八月的乡村》(哈尔滨版)衬页发现的。(题词复印件,曾送请萧军老人过目。)赠书当时,萧军正处于极端困窘中(被逼迫而无工作,无 工资,一家人靠夫人“养活”),但对鲁迅的缅怀、纪念,丝毫未受影响;在鲁迅逝世18周年当日,他只好采取一种独特方式,即以自己珍藏多年,卷首印有鲁迅 序的《八月的乡村》(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月勉强印出的新版本,即1954年9月版,根据“特别”的“‘体例’规定”,砍掉了鲁迅序(7)),“敬赠”给鲁迅博物馆,实际是借此表达对鲁迅的敬意和感念。可以佐证的是,萧军1978年在为鲁迅写给他的第一信做注释时,开首写道:“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我是有意识地选取了今天做为开始注释这批书简的日子的,——我要终生纪念这个日子!”(8)相隔24年的两个“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之日),选取的方式不同,而均为“纪念这个日子”。

三是“一句遗言”,即在逝世前,郑重地对女儿萧耘、女婿王建中说的话(谈话开始,萧军询问:“带录 音机了吗?”萧耘回答:“带着呢。”):“鲁迅先生,是我平生唯一钟爱的人,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都钟爱他。”他希望他的后人也能如此。萧耘此时的感受 是,“想到自己的恩师,父亲又动了情。”(9)

以上不同时间段(1930、1950、1980三个年代)的三个“一”,凸显萧军对鲁迅的深情厚爱和感念缅怀,是终生不渝,有增无减的。这正是他坚持继承和发扬鲁迅传统(包括研究鲁迅,写作有关文章)的感情基础和力量源泉。

其二,丰富的资料储备。

萧军是鲁迅晚年亲近而信得过的弟子之一。从1934年10月9日喜接鲁迅第一信,至鲁迅逝世,在两年零10天里,由频繁通信,到亲密接触,成为常客,亲承謦欬,萧军直接感受到鲁迅的思想观念,著作精髓,道德风范,人格魅力……这一切,是那么鲜活生动,细致入微,因而深印脑际。这些实际感受,可说是“虚”的资料。

鲁迅逝世后,萧军参与《鲁迅先生纪念集》(以下称“《纪念集》”)的编印工作。按照职务分工,“杂志的收集以及其中大部‘悼文’的选定,由黄源负责。一小部及新闻纸中‘悼文’的选定由田军(按,即萧军)负责。”“‘逝世消息摘要’的剪裁,选定,辑录及全部发稿,校对,分类,顺序的编定及‘逝世经过略记’一文,均由田军负责。”(10)为此,萧军要阅读上海及全国各地,纪念和哀悼鲁迅的大量材料(包括未入选《纪念集》者),选入《纪念集》中的诗文(140余篇)、函电、挽联、通讯、消息,等等,必定更熟悉一些,因而印象深刻。这些是“实”的资料。

可以肯定的是,萧军未曾看到达城的《鲁迅研究大纲草目》(11)(以下称“《草目》),但《纪念集》中不乏研究、评论性纪念文章。如茅盾的《研究和学习鲁迅》(12)(以下称“茅文”),文章开篇提到,“《新认识》半月刊拟出‘鲁迅研究’特辑,……预定了十二个题目”,并列举出这些题目,然后展开论述。此外,还有欧阳凡海的《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几个基本认识的商榷》(13),以及《关于鲁迅》及《之二》(知堂)、《鲁迅——民族革命伟大斗士》 (胡愈之)、《鲁迅先生的战迹和思想》(伯衡)、《鲁迅与写实主义》(刘大杰)、《鲁迅先生的‘转变’》(王任叔)、《鲁迅的美术活动》(苦力),等等。 研读这些文章,以及《纪念集》中的其他资料,有所借鉴、吸收,萧军自可“形成自己的思考”(张文语)。

其三,持续的研读思索。

《宣言》写于1940年9月26日,《经过》写于1941年1月14日。从二文写作期间及其前后《萧军日记》所记,可获知萧军这时期持续研读鲁迅和深入思考(包括写作、讲演等)的若干情况。

《宣言》写作的前一年,即1939年,萧军正在成都。他积极参加了成都“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的各项工作。这次纪念活动搞得很好。嗣后,即11月6日,萧军写信告诉胡风:“此地的周先生纪念会,都是‘我们’办的,要做的大致全作了,并且做得还不坏,从重庆的报纸上看情形,那要比‘新都’充实一些,至少没‘公式化’,同时死人也没被侮辱。”(14)

查阅《萧军日记》1939年10月所记:1日,与鲁迅比较,准备写纪念文章;11日,就小说写法,比较鲁迅与高尔基的不同;13日,《鲁迅先生三周年逝世纪念成都文化界宣言》起草好,抄完;20日,十八日在成都广播电台,广播《鲁迅先生的故事》,十九日在纪念大会中流泪,报告鲁迅生平。(15)

11月所记:19日,分析鲁迅的韧性战;20日,为“工人岗位”上课,讲鲁迅小说;21日,分析、比较鲁迅的时代;28日,决心以鲁迅等为终生的先生、力量源泉。(16)

12月所记:21日,比较鲁迅与郭沫若、茅盾;26日,开始读《鲁迅全集》;29日,读完《狂人日记》。(17)

专就写作而言,“(萧军)10月19日参加了‘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写了《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写了《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献言》、《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成都文化界纪念大会宣言》、《成都文协筹备纪念鲁迅》等文。”(18)此外,本年所写关于鲁迅的文章还有:《鲁迅杂文中的“典型人物”》、《尊循着他们底指示……》、《从此……从此……》、《上海是怎样纪念了鲁迅三周年?》等(19)。

再看1940年。这年6月14日,萧军(经重庆、西安等地)到达延安。《日记》此年8月19日所记:“忽然想起一个题目:鲁迅先生底‘品质’和精神,预备在他的四周年纪念会上讲演。想参酌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几篇文章来写。”接着,列出鲁迅精神的13方面的内涵。(20)

在《宣言》写作的前两天(即 9月24日),因为在延安的某些遭遇,萧军本已在日记里表示“我决定在鲁迅先生四周年会上不讲话,此后不写任什么零碎文章”(21),但由于不满意艾思奇所寄宣言征求意见稿(22),还是自己另写了这一篇。

写出《经过》,并在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会上报告《经过》,之后四五天,日记写道:“(1941年1月19日)下午把洛甫那篇《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又读了一遍。这是一个概况的提纲,我要寻找他们对于鲁迅研究的决定和观点,预备在写纪念鲁迅研究会文章时好引用……(23)

《萧军日记》1941年里,类似记载屡见不鲜。较重要的,如7月20日记有,与毛泽东谈鲁迅的影响,毛泽东答应借《鲁迅全集》给鲁迅研究会等情。(24)不再一一引录。

二、关于“自己的思考”与“深邃、周密的学术思考”

萧军《宣言》、《经过》二文,究竟怎样表现出“自己的思考”,或“深邃、周密的学术思考”的?试略作比较和分析。

比如,《纲领》摘引《宣言》中关于怎样纪念鲁迅的两句话(在《纲领》中,压缩、简化成一句话,两个分句:“纪念鲁迅:要用业绩;纪念鲁迅:要懂得他,研究它,发展他”),萧军自己就很看重,在《经过》中作了引录(参见前篇拙文《一桩学界疑案的终结——<鲁迅先生研究纲领>及有关问题探究之一》所引)。其第一句“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萧军还用作另一篇文章的题目。此文开篇解释道:“这里所说的‘业绩’,当然不是仅限于‘文化事业’,连到田地里去挖一颗洋芋的生产工作也应该算在里面的。”(25)亦即“各行各业以实际行动来纪念”的意思。第二句,依次把“懂得”(经阅读而理解)、“研究”(提高一步)、“发展”(发扬光大),作为“纪念”的方法和途径。两句话合起来,对于“纪念”内涵的阐释,就十分精当而全面。

同样的话题,《纪念集》中收有章乃器的文章《我们应该怎样纪念鲁迅先生》,说“我们要用鲁迅先生不屈不挠的精神”、“要用‘鲁迅大众化’”、“要用运动”、“要用斗争”,“来纪念鲁迅”。(26)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8月3日社论《我们怎样来纪念鲁迅先生?》指出,要“继承他创作的光荣传统”,“为民族、为人民,和为求进步而斗争的精神”,“学习他坚强不妥协和坚持抗战到底的精神”,“加强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等。(27)两文作为论述“怎样纪念”的文章,自有其价值取向和历史意义。但用于回答“怎样纪念”,还是《宣言》的两句话更“深邃、周密”,显示出萧军“自己的思考”。

《纲领》所引《经过》开篇语(“鲁迅是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底鲁迅。学习、研究、发扬他的学术 作品和为人类而战斗的精神,这也是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底权利和义务。”)指明鲁迅与“中国人”的关系,以及“学习、研究、发扬”鲁迅与“中国人”的 关系,两个判断句,显现层递组合,语义精辟,逻辑严密。所加两个强调、限制语,“每一个”,尤其“不愿做奴隶的”,使人联想起抗战时期唱响中华大地的《义 勇军进行曲》的警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万众一心”,极富时代感。同时,也使人联想起鲁迅关于奴隶、奴才的论述,以及鲁迅指导三个“奴 隶”、“准奴隶”(萧军、萧红、叶紫)拟定“奴隶社”之名而出版《奴隶丛书》的业绩;联想起萧军此前(1939年)所写《奴隶和奴才——文启蛰:<信>序言》、《奴隶文学和奴才文学》,以及《宣言》中所论“鲁迅是痛恨奴隶和奴才的劣根性的”。这正是萧军忠实继承和积极发扬鲁迅精神的一个实例,亦显示出他“自己的思考”。

最能体现萧军“深邃、周密的学术思考”的,是《经过》中的6条提纲,即经摘录而成

的《纲领》。张梦阳先生以“预见性与学术思考的周密性、深邃性”评价达城的《鲁迅研究大纲草目》。其原话是:“后来的鲁迅研究几乎是顺沿着这个《草目》向前发展的,验证了这位作者的预见性与学术思考的周密性、深邃性。”这比评价《纲领》的“深邃、周密”,多了一个“预见性”。将《草目》与《纲领》等量齐观,甚至超过后者,似乎有失允当。

为便于比较,应先将达成《草目》的主要内容(即“鲁迅研究的36个问题”),根据张文摘录如下:

一、鲁迅是在怎样的环境中生长的?

二、幼年时期,他曾受了怎样的教养?

三、他在怎样的思潮中长大了?

四、辛亥革命时期他在作些什么?

五、在求学中他的学业与后来的成就有何关系?

六、最初,他如何选上了文学的路?

七、他怎样应用着文字这个武器?

八、《狂人日记》在怎样的氛围中发表的?

九、何以一般人将《阿Q正传》当作他的代表作?

十、《阿Q正传》在意识上技巧上应予以如何评价?

十一、《呐喊》与《彷徨》所触到的人生社会的方面共有多少?

十二、在这两部著作中有着怎样的优长与缺陷?

十三、从这两部后,何以他只写了许多的“杂感”?

十四、他的杂感有怎样的价值?

十五、在他的散文中具有怎样的特质?

十六、他为何,以及怎样反对现代评论派?

十七、何以他和原语丝社的同人分道扬镳了?

十八、由《莽原》到《未名》,他怎样指导着一些青年?

十九、何以他舍弃了厨川白村而热中于俄国的作家?

二十、由于什么原故,他离开了北京?

二十一、在他几处游历之后,何以后来就老停留在上海?

二十二、他和创造社的论战是否毫无意义?

二十三、后来,他对于苏俄的文化何以那样重视?

二十四、他为何提拔辅助着许多作家?

二十五、他签名于“自由大同盟”及“左翼作家联盟”由于什么?

二十六、对于翻译他有着怎样的见解?

二十七、他对于中国的文字语法有怎样的认识?

二十八、对于新文字他的意见怎样?

二十九、何以他那样热心的提倡木刻版画等等?

三十、他累次与人争执,尤其与徐懋庸,是否为浪费?

三十一、《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有怎样的同与异?

三十二、他在怎样从事于反帝,尤其近几年的抗日工作?

三十三、他主编了《奴隶丛书》,使我们感觉着什么?

三十四、他为什么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三十五、他的生平事业最应使我们崇仰的都是什么?

三十六、今后我们怎样继承他的遗志,他的未竟事业?

以下试从三个方面,略作对比分析:

第一,尽管《草目》“全面、深入地提出了鲁迅研究的36个问题,几乎涉及所有方面”,

但毕竟只是36个问题。茅文在引举《新认识》半月刊拟出“鲁迅研究”特辑预定的12个题目后,写道:“…...我觉得倘若照此‘列举法’研究起来,不仅有十二题可拟,就是二十题也拟得出。但问题不在题目之多少,而在我们究竟应该从那几方面去研究,才能够认识出鲁迅价值的全面,而且从这认识能够增加我们‘精神的食粮’与战斗的力量。”这些话,对《草目》也适合。如果套用,可以说:“不仅有36题可拟,就是63题也拟得出。”这就是《草目》所用“列举法”的局限:只是36个问题,属“闭锁式”。

《纲领》用的是“概括法”,即提示“从那几方面去研究”,系“开放式”。据此可以拟

出许多题目(问题),没有限制。正如《经过》在提示6条提纲之前,先就说明的:“至于怎样选择,或是用什么题目,这当然是研究者个人绝对自由的事。”可见,对于研究者而言,《纲领》应更有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第二,对《草目》所拟36个问题,也可以推敲。

与上一点相关联,列举难以穷尽,就形同举例;举例则易生顾此失彼、轻重倒置之弊。于此,《草目》未能幸免。其36个问题,大致以时间先后为序,从生长环境、幼年时期起,至继承遗志终,北京时期及以前20题(一至二十),上海时期16题(二十一至三十六)。与《经过》的6条提纲(分思想、行传、创作、翻译、学术、作品在国外6个方面;行传又分生平、事业、轶事3小项)对照比较,再就《草目》的内容作大致划分,其中,属于行传·生平方面的有9题(一至五,二十,二十一,三十五,三十六),属于行传·事业中文学活动(包括文学论争、培养新人等)和革命斗争(反帝、抗日)的有11题(文学事业与文学论争6题:六,十六,十七,二十二,三十,三十四;培养新人3题:十八,二十四,三十三;革命斗争2题:二十五,三十二),属于创作方面的有9题(八至十五,三十一),属于翻译(外国文学)方面的3题(十九,二十三,二十六),其他方面4题(七,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而《经过》所列思想、学术、作品在国外三个方面,《草目》几乎没有涉及。这是“顾此失彼”。

所谓“轻重倒置”,如《草目》关于杂文的只有2题(十三、“何以他只写了许多的‘杂感’”,十四、“杂感有怎样的价值”),关于文字(七、“文字这个武器”, 二十七、“文字语法”, 二十八、“新文字”)的却有3题。相对于杂文成就,乃至整体鲁迅研究而言,鲁迅对于文字的认识、意见之类,是较为次要的问题。

另外,从所提问题的含义,以及文字表述看,有的没问到点子上,如:“八、《狂人日记》在怎样的氛围中发表的?”(只问“氛围”,而不把作品本身作为研究重点。)“十一、《呐喊》与《彷徨》所触到的人生社会的方面共有多少?”(问“共有多少”,何如问“共有哪些”。)有的意义不大,不好捉摸,如:“三十三、他主编了《奴隶丛书》,使我们感觉着什么?”(读者“感觉”各有不同,不知怎样回答。问“感觉”,不如问“意义”。)有的易生歧义,如:“九、何以一般人将《阿Q正传》当作他的代表作?”(“一般人”如何如何,常用于否定场合。)等等。

再看《纲领》(《经过》的6条提纲),所分6个大项,即6个方面,几乎涵盖了鲁迅成就(鲁迅研究)的“所有方面”,可谓巨细无遗。所列6方面,以重要程度为序,依次解说,可谓层次分明。每一方面,又分列若干小项或部门,分别阐述,可谓纲举目张。从整体到细部,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之处。

第三,说到“预见性”,《草目》“出现在65年之前”,即1936年11月5日,的确难能可贵。就时间而言,说它具有预见性,是适当的。但从内容看,《纲领》(《经过》的6条提纲)的预见性也是明显的。比如对鲁迅翻译成就的重视:列为第四方面,分成三小点(在《经过》中是三段),所用文字最多,等等。有论者近年指出,“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是作家”;实际情形却是,自1958年十卷本《鲁迅译文集》出版后,50年间,“一般的读者很少关注译文”,“鲁迅研究专家讨论译文者亦为数寥寥”;而由于新版《鲁迅译文全集》于2008年出版,“一些作家和研究者开始留意起来。朱正、孙玉石、钱理群都以为此次大规模地出版译文著作,可以丰富学界对鲁迅的进一步认识,所以著作一出版,读书界的议论蜂起,相关的话题也凸显起来。”(28)这里所说新情况,距《经过》发表已近70年。这应该是《纲领》具有预见性的一个明证。再如,《纲领》提到的“鲁迅作品在外国(国外)”的研究,除戈宝权先生1980年代的若干论著外,至今似乎仍是薄弱环节,不知何时才会引起对此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视。

上面所作比较,似为对《草目》的“挑刺”、“找茬”,也许有点过分。就整体而言,其所提36个问题,毕竟具有相当的广度和一定的深度,再考虑到时空因素(发表的时间、地点),以“预见性与学术思考的周密性、深邃性”来评价,未尝不可。但与萧军《经过》的6条提纲(即《纲领》)相比,落差是明显的,并非不分轩轾,更不宜厚此(《草目》)薄彼(《经过》的6条提纲),即过于看重前者,而对后者有所忽略。(如在《中国鲁迅学通史》中,对《草目》进行全文引录,予以充分评价,而对《经过》只作简介,其中6条提纲仅以“颁布了研究纲领”一句话带过,未作引录和评论。)

最后要说的是,萧军与鲁迅研究,乃至萧军的鲁迅研究,是一个大题目。本文仅就萧军与《纲领》这一话题,略陈浅见。其粗鄙、荒谬之处,期盼方家指正。

注释:

(1)原刊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的《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鲁迅文化出版社;收入《萧军全集》第十一卷(《散文》),第420页,华夏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2)原刊于延安版《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收入《萧军全集》第十一卷(《散文》),第428—433页,题作《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经过》。

(3)刊于《上海鲁迅研究》(13),2002年12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按,此文内容,又见于张梦阳先生的专著《中国鲁迅学通史》上卷,第257—260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

(4)刊于《上海鲁迅研究》第8辑,1997年10月,百家出版社出版。

(5)萧军:《鲁迅研究会成立经过》,延安版《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

(6)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57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一版。

(7)参看萧军《八月的乡村》之《重版前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0月印本。有关情况,据 王德芬《萧军简历年表》:“萧军提出《八月的乡村》再版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提出了苛刻条件:必须取消鲁迅的‘序言’及原版书内萧军写的‘前记’、 ‘后记’等,否则不予出版,萧军忍痛同意了。”(《萧军纪念集》,第787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8)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第1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一版。

(9)萧耘 建中:《父亲的病—-护理琐记》,《萧军纪念集》第668、670页。

(10)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之《后记》,上海书店(据文化生活

出版社1937年10月初版本)复印版,1979年12月。

(11)《鲁迅先生纪念集》附录《收到的报章》中,未见刊载达城《鲁迅研究大纲草目》一文的西安《西北文化日报》;山、陕两省,只有《山西党讯》一种。6年后在延安,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也不大可能看到这一张地方旧报。

(12)、(13) 同(10),第4辑,第10、14页。又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二卷,第334、33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1986年8月。

(14)《萧军全集》第十六卷(《书信》),第136页。

(15)同上,第十八卷(《日记》),第112、129、129、134页。

(16)同上,第165、166、168、174页。

(17)同上,第191、193、196页。

(18)王德芬:《萧军简历年表》,《萧军纪念集》第755-756页。按,这里提到的4篇文章,仅《鲁迅先生三周年逝世献言》收录于《萧军全集》(《散文卷》)与《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三卷,另3篇似已佚。据《致胡风(1939年11月6日)》,萧军曾将《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成都文化界纪念大会宣言》寄给胡风。(信中云:“成都的特刊你想来是看到了,现在这里剩一张宣言,寄你,这是愚下的手笔。”见《萧军全集》第十六卷,第136页。)此篇《成都文化界纪念大会宣言》如有留存,当可与延安《宣言》进行比较,惜乎无存。

(19)据萧军:《鲁迅先生纪念史料辑存选录》(打印本),资料(三)《萧军所著有关鲁迅先生的诗、文……目录一览》。

(20)同(15),第278页。

(21)、(23)、(24)据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之《第九部 在延安(延安日记)》,第334、338、346-34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

(22)《致 艾思奇(1940年9月25日)》 :“这篇宣言(按,指艾氏所寄征求意见稿)太一般性了,……若作为‘宣言’,是有些不具体。”《萧军全集》第十五卷(《书信》),第261页。

(25)萧军:《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萧军全集》第十一卷(《散文》),第492页。

(26)同(10),第一辑,第38页。又见于《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二卷,第97页。

(27)转引自凌月麟:《建国前鲁迅纪念活动记事<1940-1941>》,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一),学林出版社,1988年9月第一版。

(28)据互联网资料,《 人民网 · 读书 · 作家 》:《一生与三种势力对话 鲁迅首先是翻译家 》,2008年9月27日,来源: 《北京日报》 。未署名,作者(论者)应系孙 郁先生。 又见于《中国网络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资讯》,内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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