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邦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9 次 更新时间:2011-09-22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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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邦宁  

对世界经济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国际金融危机,其影响将长期存在。导致这场危机既深且广的原因很多,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无疑是其中之一。现在人们已普遍认为,本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与美元霸权的存在是密切相关的,美元的地位极大地助长了美国的过度负债和过度消费,从而助长了本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危机爆发以后,美联储为了增加美国经济中的流动性,刺激美国经济复苏而实行的超低利率和两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又给拥有巨额美元资产的国家带来美元贬值的巨大风险。因此,自2008年秋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以及如何对之进行有效的改革,又吸引了各国学者和政要的注意力。

2009年4月,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文章,建议创造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他认为,特别提款权(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应特别考虑发挥其作用。在此之前的2008年11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即反复强调有必要对美元独霸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反映了欧盟期待通过改革提升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2009年6月中旬“金砖四国”领导人首次正式会晤以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应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此后,中国央行再次表示,将努力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并再次呼吁创建一种新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2011年3月底,由萨科齐倡议在中国南京召开的20国集团国际研讨会,其主题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问题。在这次研讨会上,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讨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和缺陷,投机资本的应对手段,全球金融安全网以及特别提款权等议题。这次研讨会被认为是中法协力推进全球货币新秩序的开端。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2011年春季会议召开之前,时任IMF总裁卡恩也提到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问题,包括如何加强世界各国经济政策协调和减少波动性,如何处理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以及如何改进紧急时刻的全球流动性提供机制。他还多次提议让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基金组织和世行发挥领导作用。卡恩表示,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呈现脆弱和不平衡状态,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全球需要建立应对经济和社会挑战的新思路,他呼吁宏观经济政策要关注金融稳定,强调建立更为公平的全球化形式。

2011年4月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后发表的《三亚宣言》再一次明确指出:“我们认识到,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缺陷和不足,支持改革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稳定、可靠、基础广泛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我们欢迎当前就特别提款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进行讨论,包括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的组成问题。”(《经济日报》,2011年4月15日)

可见,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影响当今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已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而持续的关注。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所形成的一个完整系统,是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经济活动的需要,对各国货币的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储备资产的供应等所做出的安排或确定的原则、规则,以及为此而建立的机构等的总称。任何一种国际货币体系都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第一,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的确定及其供应,即货币本位问题;第二,汇率制度问题;第三,国际收支发生不平衡时如何进行调节的问题。100多年来,国际货币体系几经变革,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1)国际金本位制度时期;(2)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3)牙买加货币体系时期。在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个别国家居于中心地位:国际金本位时期是英国,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是美国,牙买加货币体系前期则是美、欧、日三足鼎立。因此,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根本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开始发生新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以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进一步发展,作为其结果之一,国际货币体系也必然会有相应的改变。

使用何种形式的国际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最基础的问题,它关系到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国际货币的演变、发展及影响长久以来一直是学者们的研究对象之一。当一种货币的使用扩展到其发行国以外时,它就成为国际货币。如果一种货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会给其发行国带来诸多利益。除了人们通常所说的“铸币税”以外,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主导地位的货币还拥有货币强权,其所有国可通过国际货币关系对他国施加很大的影响。

纵观国际货币演变史,一国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无不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相伴随。从根本上来说,强大的乃至首屈一指的经济实力是实现本国货币国际化的基础,而货币的国际化则是一国经济和综合实力在货币形态上的反映。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至在全球产业、贸易中占据较大份额,才能使其货币的流通或交易区域的规模较大,从而增加对其货币的需求。

英国和美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牢牢地控制了全球的经贸格局,它们的主权货币也先后在全世界享有无可争议的国际货币地位。从英镑替代黄金在全球流通,到美元在战后替代英镑充当国际本位货币,再到此后德国马克、日元以及欧元等货币的先后登场,各主要货币伴随着大国实力的转换而兴衰更替。

直到20世纪早期,国际金本位制一直运转良好。凭借发达的金融体系和稳定的英镑币值,英国在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拥有绝对主导地位,英镑与黄金共同充当了国际货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各国纷纷超额发行纸币以弥补巨额的军费支出,并且除美国之外被迫相继放弃金本位制。此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动荡时期。到20年代中期,西方各国随着经济的好转又开始恢复金本位制,但这时的金本位制已非一战前的金本位制,黄金的地位削弱了,其兑换受到限制,黄金自动调节汇率和货币供求的作用已不复存在。这一时期,执行国际货币功能的除了黄金和英镑外,还有美元和法郎。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猛烈冲击下,国际金本位制度彻底崩溃,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分裂为若干货币集团,各集团之间自成体系,竞争激烈,结果导致了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极端混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为构筑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此时,美国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这一体系实际上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绝对主导权,或美元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通过国际会议和国际协议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它也被称为关键货币本位制或可以兑换黄金的美元本位制,实际上美元充当了国际货币,发挥了国际货币的各种职能。美元被广泛地用作国际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日益恶化,黄金储备急剧减少,无力继续维持美元和黄金的挂钩。在爆发了几次美元危机以后,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至此,美元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已不能兑取黄金,从而成了真正的美元本位。此后,没有黄金支撑的美元继续在国际储备货币的安排、国际汇率制度的决定,以及在国际收支的调整等方面保持特殊的地位,享有国际货币的各项特权,成为美国操纵全球金融和经济的最重要的工具。回顾几十年来的历史,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不但没有削弱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反而消除了对美国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约束,并使美元霸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

事实上,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要求并非始自今日。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所实行的牙买加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甚至被称作“无体系的体系”。(参见[美]约翰·威廉逊:《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牙买加体系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以及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在牙买加体系下,尽管美元不再处于惟一国际货币的地位,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计价货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目前,世界上仍有2/3以上的进出口贸易用美元计价和结算,美元是国际金融市场外汇交易的重要手段和干预货币,全球外汇交易市场交易量的50%以上以美元为对手货币,全球衍生金融产品80%以上以美元为交易货币;全球45%的债券以美元计价和交易。全球大宗商品包括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粮食等,皆以美元计价和交易;美元占当今全球储备货币份额大约64%;目前全球有68个国家的货币汇率与美元直接或间接挂钩。

在美元本位制的货币体系条件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属于体系的中心国家,其他国家则属于外围国家。来自外围国家的商品和资源大量流入美国,并因此而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这些国家又将大量的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使美元回流美国。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全球贸易的严重失衡,一方面,美国贸易赤字巨大,另一方面,中国等国积累了大量贸易盈余。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除了引致全球经济贸易失衡以外,还存在着汇率制度不稳定、危机救助机制不完善等弊端。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使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以来所累积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更为凸显,同时也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势头强劲,在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上升,整个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60%,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从根本上来说,国际货币体系是以国家经济和金融实力为支撑的。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发展最终将促使国际货币体系进行调整,以反映已发生很大变化的国际经济格局。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使得这些国家的货币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货币体系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不可能长期不变的。国际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的发展从基本适应到不适应,最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危机。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旧体制的瓦解,同时就孕育着新体制的诞生。

尽管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对目前以美元本位制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重大的改革仍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缓慢的过程。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受到很大打击,但这些打击仍在其可控范围之内,美国依然是无可争议的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其经济的竞争力仍排名世界第一。因此,美元的地位在短期内很难动摇。另外,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具有巨大的惯性,大部分国家并不愿意看到其剧烈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事实上,维持美元作为重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及其汇率的稳定也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仍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就近期而言,主要仍应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作进一步的完善。例如,要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宏观经济的监督,应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话语权。

就长期而言,进一步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合理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只有与储备货币国家的经济实力基本一致,才能实现其持续平衡和稳定。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大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在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化的过程中,中国应当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人民币无疑将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未来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应成为其中重要一元。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已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并成为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方向。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对整个世界有益,它将有助于减少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有助于约束关键货币国家不负责任的行为,并有助于恢复全球经济中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平衡,从而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实现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必经之路,它是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2009年7月,由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共同制定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正式公布。当月,我国首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正式启动。2010年6月,中国央行宣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从启动之初的5个城市扩大至20个省区市,参与的出口企业从365家扩大至近7万家,同时境外地域由港澳、东盟地区扩展至所有国家和地区。当年8月,央行正式宣布允许境外机构以人民币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人民币回流境内打开一条渠道。2011年1月,央行又发布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允许境内机构以人民币开展境外直接投资。在此之前,自2008年12月以来,中国央行已与香港地区、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白俄罗斯、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和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从中国央行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央行间的货币互换,到逐步展开的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再到跨境直接投资以至金融市场投资,人民币国际化已迈出了步子。

作为亚洲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背靠大陆的香港得天独厚地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试验场。2010年7月以来,香港人民币存量急速增加,香港各大银行纷纷抢滩人民币市场,各项人民币业务如火如荼地开展。据报道,截至当年年底,香港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总额约为3150亿元,同比增长400%。据预测,未来3至4年,香港人民币存款有望达到2万亿元。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即“点心债券”在香港也开始发行并受到追捧,2010年其发行量超过200亿元,在此基础上今年将轻松实现翻番。

人民币境外使用的稳步推进,将为人民币在长期内逐步发展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国际货币构建基础。通过在香港等离岸市场的先行试点,人民币在境外已积累了相当多的流动性。国际上对人民币国际化亦有相当的期待,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人民币自由化和可兑换进程的压力。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是其关键一步。逐步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对于人民币最终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以及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今后几年是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关键时期,也可以说是难得的机遇期,因此,我们应当审时度势,创造条件,抓住时机,在不很长的时期内走完这一步,从而使人民币全面走向世界,成为国际货币。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的完成只能是伴随着中国经济、金融等方面的实力不断提高后水到渠成的结果。在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中,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诸如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扩大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机构的稳健程度等等。但是我们坚信,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并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之一,将是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也是中国所能作出的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贡献。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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