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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我们需要一种“光明史观”

更新时间:2011-09-17 23:26:53
作者: 韩毓海  

  

  问:在我看来,您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出版)和《天下》(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都呈现出一种“光明史观”,它区别于长期流行的中国“阴暗史观”(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专门讨论),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能否最简要地概括中国长期历史的光明面?并简要概括这些因素如何成为中国长期发展的支撑?

  答:从长期历史来看,中国传统中的优秀因素很多,我个人以为:组织能力、财政、军事,以及思想文化动员能力,再加上平衡区域发展——特别是重视西部边疆的发展战略,这五点是最重要的。这既是中国长期改革和革命的动力和目标,也是中国历史上一切“盛世”的制度基石。反过来说,历史上的一切危机,也主要表现为这五个方面的危机:组织能力下降、财政制度偏颇、军事制度落伍、思想文化感召力阙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偏颇导致边疆危机,并引发内乱。

  问:您特别推崇一些历史人物,例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反薄归厚、尚质省文”,更把王阳明的主张与毛泽东联系起来,为什么?

  答:拿王阳明来说,他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卒于嘉靖七年,即1473年-1520年,享年五十七岁,并不长寿;但他一生却横跨了1500年世界史的大转折时代,更处于明代最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很重要。第二,历代改革家都有所谓千古一叹,这就是:“变制度易、变人心难。”我们一定要知道:“制度改革”是一个问题,而“人的改造”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王阳明不但是制度改革家,且更是从改造思想和“人心”的角度去思考制度改革和改造,因此,他非但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绝不多见,而毛泽东当然更是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

  第三,从人的改造人手思考政治和社会改革问题,以今天惯常采用的西洋流行说法而言,这就是从“先验的道德法则”去思考社会政治问题,这是人类现代转化的重要标志,而这恰恰也就是王阳明在古代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变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故从世界史的角度看,王阳明思想的地位,与康德哲学在西洋的地位恰恰是不相伯仲的。

  康德曾经说:人类的行动、人类的历史是“合目的的”,尽管我们不能通过经验和知性去证明这个假定。“物质世界是有秩序的”,这同样也是一个不能证明的假定,不过,整个人类科学发展,却都是建立在上述假定的基础之上。这亦是说:倘如我们放弃了“物质世界是有秩序的”这个假定、放弃了这个前提,一切科学探索都将丧失合法性。同样的,如果放弃人类行动的合目的性,人类历史也就成了疯人院里的故事。因此,王阳明的“天理”和“知行合一”,与康德的“灿烂的星空”与“先验的道德法则”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从人心、从人的改造出发思考社会和政治改革的问题,只不过康德生活的时代,已经相当于中国的乾隆时代,即康德的学说和思想能力,比照王阳明而言是后发的。

  从这个角度看去,“去人欲,存天理”的“去”字,其实也就是康德所谓“三大批判”的“批判”,“批判”是两字,“去”是一字,意思相同。不同的只是:康德的“批判”主要是通过纸上推演,而王阳明的“去”则更强调事上磨炼而已。故王阳明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怎么叫做“百死千难”?廷杖四十、万里流放贵州龙场驿,舍生忘死平定朱辰濠叛乱,只手扶起明社稷,这是生活中的“百死千难”,情感和思想在困厄抑郁的剧烈矛盾中不断突进,这是精神上的“百死千难”。

  近代以来,人们服膺这样的看法: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故政治家、改革家中有崇高信仰者是不多的,道与术、正义与权力、知与行的冲突,这方才是研究政治史的人首先必须面对的课题。而王阳明的政治实践与他的信仰是一体的,即他的政治实践是有信仰基础的,而对于已经沦为“公务员”的现代“从政者”而言,乃至对于现代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而言,重新思考王阳明是有意义的,正如今天重新思考毛泽东,重新思考康德、马克思是有意义的一样。

  什么是“自由”?现代人已经把“自由”彻底庸俗化了,自由成了“自由放任”。而以“批判”来祛除、摆脱个人经验乃至个人利益束缚,方可达“自由”之境,这就是康德所谓“实践理性批判”的主旨,这是康德对于“自由”的定义。而通过艰难困苦,经历千难万险,事上磨炼,方才能够勘破名利色相,方才能够破除生死的关口,达到舍生忘死、为至公天理而奋斗的人格,这也便是王阳明和康德所说的“自由”境界。而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辛又出发,破除自我功利的束缚、实现“小我”与浩瀚的星空与先验的道德法则的合一,这也就是启蒙,启蒙也就是王阳明所谓的“去人欲、存天理”。如果我们把“天理”理解为宇宙的秩序和人类行动的合目的性,那么王阳明的“致良知”与康德所说“启蒙”便是一个意思,而倘如后儒那般将“天理”附会为三纲五常,那么这自然就是歪曲了王阳明,而如果像现代中国人一般,把“启蒙”理解为跟着西方庸俗思潮起舞,那就更低估了中国思想的原发创造力,那更是不着边际。

  实现自我与宇宙秩序和历史目的的合一,这就是知行合一,达到这样境地的人物,便是宇宙秩序和历史目的的体现者,也就是我们所谓“圣人”。而这样的改革家和革命家,乃是第一流的、或者说是最彻底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他们是有信仰的行动者。在我看来,毛泽东便是这样的人物。这当然不是说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一生的奋斗中不存在矛盾,而是说矛盾本身,恰恰就是宇宙秩序(辩证法)和中国近代社会和历史的根本特征。这种矛盾最深刻地体现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一生的奋斗中。

  问:您对于法家、特别是墨家极其推崇,这形成了您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很特殊的角度,您何以认为墨法的传统是中国最宝贵的政治遗产?

  答:首先,墨子并不姓墨。墨是古代一种罪,墨其额头,这是一种刑罚,就是罚做苦工劳役,故需知“墨”本是刑徒之意,引申言之,便为奴役。

  非但主张不脱离生产劳动,更提倡劳役的人生,以自苦为乐——这就是墨家的基本主张,因此它才被称为“墨家”。什么是墨家的精神呢?与罪人为伍,与劳动者为伍,为天下百姓服役,为人民服务,为人间赎罪,墨家者,即后世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精神的先声。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这首诗体现的就是墨家的情怀。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如果追溯其根底,便也要寻到墨家的传统中去。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找一家替劳苦大众说话的政治哲学和思想学说,那么除了现代的工农革命党之外,那实在就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墨家者流了,且更可以说,几千年历史,除此一家,再无分店,故庄子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赞叹墨家学说为“人间大好”,而又以为墨家何其悲壮:“使人忧,使人悲,其道大觳,……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鲁迅说,墨家消失之后,侠变成了流氓,由为人民服役者,变成了鱼肉基层的胥吏,中国的脊梁于是垮掉了。这是很知道历史的话。

  法家的主张,在于养成世上第一流的官僚,其目的在极大地提高行政效率,增加治国理政的真本事;法家对于提高社会组织效率固然有很大的作用,不过,法家的这种组织人民,毕竟还是自上而下的组织,而墨家之与法家不同者,这便是墨家主张自下而上组织人民。墨家不但强烈地反对儒家的贵族政治,墨家也不赞成法家的官僚政治,因为它主张人民的政治,主张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百姓替百姓自己出头;墨家始终与老百姓在一起,而这就是我们通俗所谓“侠”。墨家组织人民的基本方式,就是主张国家大事、天下大事,必须要让人民知道,向人民公开,这就是墨子最重要的主张:“尚同”;只有让人民自己负起责任来,才会有好的政治,这就是所谓“上同而下不周比”。

  而我们今天提倡干部“三进三同”,其实就近乎墨家的“尚同”主张,故这可以说是有深刻根底的主张。

  墨家有自己的组织,这就是“钜子”,可以说,“钜子”便是春秋战国时代劳动人民自己的先进组织。秦国的强盛,最终实现中国统一,靠的不仅是法家,恐怕依靠墨家的更多些,因为墨家的“钜子”组织,在秦的兴起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墨子死后十年,《吕氏春秋?去私篇》中,记载了墨家“钜子”腹黄享悲壮动人的事迹:

  墨者钜子腹黄享居秦,子杀人。秦惠王日:“先生年长,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对日:“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所以禁杀伤人也。禁杀伤人,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令吏弗诛,腹黄享不可不行墨子之法。”遂杀之。

  秦惠王是秦孝公之子,初号惠文君,后称惠王。而秦之称王,实自是始也。也就是说,秦的强大,便是从这时正式开始的,或者说是从实行“墨者之法”开始的。而上述记述说明:秦所推行的法制,与其说是商君法,不如说是“墨者之法”,而这种王子亲贵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制,便是墨家“上同而下不周比”的政治主张的体现。

  墨家主张人民的政治,法家则主张积极有为的官僚政治,而儒家先是维护贵族政治,后来就是主张士大夫垄断政治,政治主体是不同的,三者中哪一个更伟大,不言自明。墨家在西汉之后消失了,它在反抗贵族政治和官僚政治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自然便会受到最大的打击,墨家不为历代统治者所接受,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所以庄子说“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而对墨家的重新重视,是晚清和近代的事情,孙诒让注意到墨家学说主张发展科学技术(造云梯之械)、有利于富国强兵(备城门)的方面,其实——谁又能说:近代以来的劳动者革命的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五湖四海的组织方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传统,不是与墨家的政治主张相通呢?我们如果去读历史,这本是很明显不过的事呀。

  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这种政治信念当然都不是外来的,艰苦奋斗,为老百姓出头,这种侠的精神并不是外来的,中国革命的政治理想是有传统根底的,中国革命的思想当然不是无故发生的。而正是经历了数千年的被漠视、被冷落和遗忘的命运,墨家的复兴才显得更加伟大。鲁迅说:我们自古就有舍身求法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所说的上述一切不都是墨家的信条、墨家的践行吗?

  当今史学家中,对于墨家精神之论述最为深刻者,便是何炳棣先生,因为他的研究注意到了墨家与现代人民革命精神的内在联系。

  问:如此看来,儒家的作用又如何呢?

  答:儒家很重要,用今天的话来说,起码在搞意识形态、文化宣传方面,这乃是儒家一贯的长项。而这却绝不是指今天这样把《论语》当作“心灵鸡汤”那种近乎巫术的小道,因为儒家搞的意识形态,从来有两个伟大的主题:一是倡导改革、改制,二是主张“大一统”和“天下大同”,这两点可以说是诉诸极其伟大的历史目标。因为有这两个目标,儒家的历史视野不但宏大,简直也可以说就是伟大。

  尽管儒家的思想不是一个整体,自孔子以来,儒家有很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变化,但儒家有一个传统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发扬历史中的改制、改革传统,只是这个传统不体现在《论语》里面。《论语》等议论性的“四书”被抬起来,这是宋代以来的事情,儒家改革的传统主要体现在《春秋》的历史叙述里面,特别是体现在春秋公羊学派所发明的历史逻辑里面,具体说,就体现在“三世学说”里面。《春秋》的历史叙述和历史逻辑,这才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通过历史叙述来彰显历史的逻辑,历史工作乃是孔子为儒家赋予的使命,吏这个字就是从史官的史字来的。

  而公羊家之重要,就是因为它解释《春秋》“重义不重事”,即重视微言大义,它以为《春秋》并不是一部流水账,所谓微言大义者,就是指历史进程中包含着的改革的逻辑,这个逻辑,用今天的说法,便是通过对“过去”和“现在”的双重批判,而为“未来”的新社会制造蓝图。用我们熟悉的比喻而言:“微言大义”就是指《春秋》中包含的历史辩证法。

  就《春秋》而言,孔子的“过去世”就是商,孔子所处的“现在世”就是周,何休说:“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周灭商之后,商的后裔被分封在宋,“故宋”,也就是指商),通过对商和周的制度的辩证批判,孔子力图去思考、想象和创造并设计未来的“太平世”,这就是“张三世”,这就是《春秋》中包含着的第一重改革的逻辑。

  除了上述时间和历史的角度外,《春秋》中包含的改革逻辑,还可以从空间的角度去理解,这就是通过对诸侯国、华夏的双重批判,去想象、设计和展望一个融和华夏与夷狄为一体的“太平天下”,而“天下大同”作为“普适价值”,也就是这样被儒家提出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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