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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学:美国宪法解释方法之要素分析

更新时间:2011-09-17 22:40:55
作者: 范进学  

  却是不容易的。相似的案件作相似地处理,不同的案件作不同的处理,这是遵循先例的核心,但问题是哪些案件是相似的,哪些是不同的案件,是需要法官个人的价值判断的。大法官斯卡里亚指出:普遍法是由法官发展而来,“普通法法院的法官具有两大功能:一是将法律适用到事实之中,所有的裁判者都这样做;第二个功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造法”。[12]然而,普通法法院法官造法的一个绝对前提就是遵循先例,斯卡里亚认为:“没有这样的原则,普通法法院将不能造任何‘法律’”。[13]所以,遵循先例原则是前提,而造法不过是对判例的修饰性增添。其二是可能会遇到一些新的案件而无先例遵循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当然更需要依赖于法官的价值判断。譬如,1965年最高法院在Griswold v. Connecticut 案中关于“隐私权”的解释,就是在无先例的情形下运用法官的主观价值判断作出的,法院在该案中第一次确认了宪法性隐私权。道格拉斯在多数判决意见中宣称,法院对宪法第四修正案和第五修正案的各种解释创造了“隐私”的领域和“隐私”的权利。同样,1973年伯格法院在罗伊案中创造性保护了妇女的“堕胎权”。其三是推翻先例时需要价值判断。要推翻的先例与现在所待处理的案件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人们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同,由此也决定的人们的社会意识形态与道德价值观是不同的。尽管以前所作出的判例可能在当时看来具有其正当性,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与人们道德价值观的变迁,过去被视为正当的,今天就可能不被接受。沃伦法院在1954年布朗案中就说过:“我们无法把时钟拨回到1868年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的时候,甚至拨回到1896年普莱西案判决作出的时候。”因此,布朗案并没有直接宣布普莱西案判决的历史正当性,而只是强调说,宪法的含义随着变化了的情况而变化。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1937年罗斯福新政前后的变化,1937年宪法革命之前,最高法院的价值观与革命后的价值观即便针对同样的问题,作出的价值判断却截然相反,即以自由进步的价值观取代了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因此,上述三个问题,无论是区别技术、推翻先例还是无先例可遵守的情况,都最终离不开法官的价值判断。

  

  四、价值判断

  

  正如我们所分析的,无论上述那种情况,总会涉及到法官的价值判断(value judgements)。这主要是因为任何解释都是法官的个人解释,而法官个人是人而不是神,而任何人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被社会化的法官必然带着这个社会给他塑就的价值前见,而法官在解释法律时则无疑带着其价值判断,这是谁也无法摆脱的现实。因此,只要是对文字语言的解释,无论文学、历史、哲学解释,还是法律解释或宪法解释,解释者必然会将解释建立在价值判断之上。关键是,这种价值是否符合人类的整体价值和社会进步的价值观。

  既然法官的解释总会带有其价值判断,那么就应当探究这种价值应当是什么价值?是道德价值还是制度价值,或者是经济利益价值。不过,虽然大多数法官会选择道德价值,但也有的诉诸于具体的制度价值或者效率价值、经济价值。当然,一旦选择了道德价值,其影响会更大、更广泛些。具体而言,道德价值的影响表现在:一是无论法官将其解释建立在文字的含义、意图还先例基础上,法官还是诉求道德价值;二是在具体案件中确定文字的含义、意图还是判例,也会运用道德价值判断;三是当探求文字含义、意图和判例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结论时,会运用道德判断。四是当解释“未列举的权利”条款时,也必须依赖道德判断。可以说,法官的道德价值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而与之相随的问题是:应当诉诸于哪一种道德理论?有基督教的道德、功利主义的道德、个人权利至上的道德、还有罗尔斯的制度道德等等。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就能发现,宪法解释会依赖于各种不同的理由:文字的含义、立宪者意图、判例以及价值判断。而每一个理由自身都是复杂的,甚至与其他理由相互交叉或者重叠或者冲突,因此很难将所有的因素拢合起来成为一个全面的、内在和谐的解释理论。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希望将判决某种理由或因素之上,而问题是在一些案件中单独运用各种因素中的某个因素,似乎都会产生不可接受的结果。所以在各种因素中进行解释的排序可能是必要的:譬如,首先考虑文字的含义;其次,当文字的含义不确定时选择探求意图;再次,如果含义与意图都不明确时,就诉求价值判断。

  

  注释:

  [1] Antonin Scalia ,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 federal courts and the law , 1997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13.

  [2] Interpreting the Constitution : the debate over original intent , edited by Jack N.Rakove ,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5.

  [3] Interpreting the Constitution : the debate over original intent , edited by Jack N.Rakove ,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7.

  [4] Interpreting the Constitution : the debate over original intent , edited by Jack N.Rakove ,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8.

  [5] In re Winship, 397 U.S. 358 at 378 (1970).

  [6] 莫顿·J·霍维茨:《沃伦法院与正义的追求》,信春鹰、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91页。

  [7]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Susan J. Brison & Walter Sinnott-Armstrong, ed. Westview Press, 1993, p.5.

  [8] Interpreting the Constitution : the debate over original intent , edited by Jack N.Rakove ,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7.

  [9] Interpreting the Constitution : the debate over original intent , edited by Jack N.Rakove ,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5.

  [10] Interpreting the Constitution : the debate over original intent , edited by Jack N.Rakove ,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52.

  [11] Robert Bork, “Neutral Principles and Some First Amendment Problems,” Indiana Law Journal, vol.47, no.1 (fall 1971), p.17.

  [12] Antonin Scalia ,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 federal courts and the law , 1997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6.

  [13] Antonin Scalia ,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 federal courts and the law , 1997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7.

  

  作者简介:范进学: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KoGuan law schoo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教授,博士。本文是笔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宪法解释方法论”之成果之一,项目的批准号为:06BFX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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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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