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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雅克:中国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以国家为例

更新时间:2011-09-17 11:49:45
作者: 马丁•雅克  

  

  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西方完全不同。其后果意味深长。在西方,至少在二战后这个时期,我们总是认为合法的国家,绝对是一种民主的运作方式,并且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中国模式却颠覆了这个逻辑。在西方看来,中国没有民主,但它的国家有着很大的合法性,我认为比任何西方社会的合法性都大。如果国家的合法性所指的主要或只是民主的运作方式,那么像意大利这样开展大量选举的国家理应有很大的国家合法性。但事实却相反,在意大利,国家由于长期缺乏合法性而衰弱。

  其原因是,意大利人对国家持极怀疑的观点。他们不认为国家是其正当代表,实际上,很多意大利人认为国家要么是非法的,要么只是部分合法的,而后一种观点更为普遍。这就是为什么避税被许多意大利人认为是完全合理的,为什么他们选贝卢斯科尼为首相的原因所在。这个人曾为了其个人目的公然使用国家权力,以保护自己免于对其用非法手段建立媒体帝国的指控。在意大利,国家之所以长期缺乏合法性,源于复兴运动(150年前的意大利统一运动)只是部分获得了成功。它从来没有降服其他势均力敌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的认同资源,从而成功地使意大利人首先效忠于自己。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仍然是分裂和脆弱的,人们所效忠的对象也都势均力敌,国家无法像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一样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威及相应的合法性。

  从意大利的经验来看,很显然,民主并不一定能确保国家的合法性。而且,与当今西方的常识相反,民主绝不是国家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使我们又回到了中国的问题上。在中国,国家合法性有两个基本来源,但都与西方式的民主无关。第一个来源也是国家合法性的首要原因。即中国只是一个不完全的民族国家,尽管在20世纪中国就自称是民族国家,但它首先是一个文明国家。在西方国家,最主要的认同来源是民族国家;中国则不同,其主要的认同来源是中华文明。

  近代中国的历史不是追溯到约19世纪末民族国家规范的采用,而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的胜利。决定中国人认同意识的所有关键特征——儒家价值观、国家的独特作用、家庭的本质、祖先崇拜等都可以追溯到过去2000年作为独特文明国家的历史,而不是追溯到20世纪作为不完全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被定义为惊人的长盛不衰,人口和地域规模与众不同,而最不寻常的就是,其文明和国家或多或少是一致的。其结果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就是统一。这并不奇怪,因为维持这样一个庞大和多样化的国家的统一免于各种巨大的离心力威胁,无论是在帝国、共和,还是共产主义时代,都始终是中国治理中最重要和艰巨的任务。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都是国家分裂和不稳定的时期。

  在中国人看来,国家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也就是中华文明的统一,换句话说,就是文明国家的统一。这是中国国家神圣的首要的任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天命”将被收回。这一责任的极端重要性,赋予国家超出所有其他机构的基石地位。对于中国人来说,国家被赋予了近乎神圣的意义。关于国家合法性的第二个因素最好可以描述成,国家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以及国家对中华文明的责任提高和强化了这种合法性。过去一千多年来,国家的权威都没有遇到重大对手。这与西方国家为建立权威不得不与众多的对手和竞争者,如教会、贵族、商人、企业等进行斗争完全不同。关于这场斗争的故事,几个世纪以来在通过有关界定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法律时一直被人们诉说着。与之相对照,中国的国家权力没有受到明显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手,那就没有必要界定国家权力的边界了。

  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国家合法性有多么根深蒂固了。它至少有2000年的历史,在某些方面历史可能更长。而且对中国人而言,国家的作用难以想象地重要。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国家的认识与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的西方人完全不同。对于西方人来说,国家的作用是有限的、明确的和受约束的。美国与欧洲的传统,尤其是与法国和德国的传统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有这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尽管程度不同,但西方人都倾向于认为国家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入侵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社会脱钩的。中国人却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国家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中国人认为国家就是家庭的一分子,实际上就是一家之主。请记住,家与国是中国社会当中两个最重要的机制。与西方传统相比,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程度要大得多。在中国社会中,国家不是局外人,而是有着令人骄傲的地位。在中国,国家的另一个名称是家国,这并非一个语言学上的偶然。

  这是我们理解中国人在历史上和今天如何认识国家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基本背景。在这里,强调中国国家传统的延续性是重要的。尽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不断被改造,但这些事实仍继续决定着中国国家的本质。

  在中国,国家的历史演进方式完全不同于欧洲,更不用说美国的传统,这并不足为奇。一方面,在中国,国家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它是人类历史上已知的最早的政府。在此之前,写于2500年以前的《孔子》可以被看作是第一本治国的伟大哲学著作。在中国,国家已经具备了能够治理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的现代化形式:中央集权的政府、建立在科举制度基础上的训练有素和老练的官僚队伍。这比欧洲要早得多。它还发展出一系列关于经济、人口和军事方面的能力。例如,户籍制度以及像大运河和长城这样庞大的基建项目。它有能力在全国各地调拨粮食,以平衡供需。这比欧洲要早得多。到了大约1000年以前的宋代,所有这些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有些甚至在之前的数百年就建立起来了。换言之,不仅是中国的国家远比欧洲国家的发展早很多,而且其发展轨迹也绝然不同:开发出来的国家功能要早得多,发展的次序不同,其所依照的因果关系模式也不同。鉴于历史完全不同,如果我们试图透过西方的光谱来了解当代中国国家及其可能的发展路径,将是极为短视的。事实上,在中国,没有比国家更与众不同的(如果你喜欢,可以用更“乡土的”这个词)制度设计了。我们必须首先用它自己的说法而不是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来了解中国国家当前的作用、结构及其未来的演变。

  

  当今中国的国家

  

  这又把我们带到了今天中国的国家这个问题上。在今日中国,国家仍然非常与众不同。以其经济作用为例。与它最为接近的是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台湾。与“华盛顿共识”模式提倡市场作用、私有化、最低限度的国家不同,东亚模式包含一个高度活跃的国家、一个强大的工业政策、一个出口导向的策略。中国模式大量吸收了这方面的经验,但仍然非常独特。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国家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在日本和韩国是非常有限的,而在中国则是广泛存在的。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开始了国有企业的重大改革(这与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所推行的办法都一样),西方普遍预期私有化将减小国有企业的规模和作用。但事实上,其结果完全不同。由于“抓大放小”策略的实施,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但较大的国企进行了重组、获得了补贴,并经常合并创造更大的国有企业。2008年,国有企业占工业和服务部门总资产的30%,但其数量却仅占企业总数的3?1%。换句话说,尽管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微不足道,但却控制了企业总资产的很大一部分。自1999年以来,国有企业的数量从37%下降到不足5%,资产从68%下降至44%。与私有化不同,政府设法使大量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尽可能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因此,前150名国有企业远不是变成了跛脚鸭,而是变得利润非常可观,其利润总额在2007年达到1500亿美元。这一直是一个更大的政府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公司,其中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很难想象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会有其他类似的例子。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通常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并经常处于半垄断状态。与之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反而将它们暴露在与其他国有企业、私人公司和外国公司最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允许国有企业筹集大量私人资本。2007年首次公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前12个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其筹集的总资本占全部资产的85%。其中一些最大的企业甚至还有外国股东。例如,一些私人投资者共计拥有中国各银行1/4的股份。可以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将私企和国企的特点最好地结合了起来。领先的国有企业从国家那里获得难以计数的援助,但也有足够的独立性更像私人公司一样进行管理,而且能够像后者一样筹集资金。这种结合的方法反过来也起作用,一些最大的私有企业如联想和华为公司一直以来都主要得益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和韩国类似。然而,与日本和韩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不同,中国表现最好的公司大多有着政府背景。

  因此,当前的中国模式包括一个积极的、无所不在的国家,一个由国有企业构成的强大躯体,一个与私有部门大公司的联系网,一个中国经济转型和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缔造者。重要的是要强调,中国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行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高度能动的机制。西方的普遍看法是,国家的特点是僵化、萎缩、不合时宜,但中国的情况则不同。西方还有一个普遍的看法,即虽然中国经济改革进展迅速,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这是大错特错。中国曾进行了广泛和深远的改革,特别是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而且改革仍在继续。中国的改革比西方在这个阶段所进行的改革要大得多。在试验和试错过程的基础上,国家不断转型,机构也重新被定位和受到激励。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记住,中国的国家不仅只包括中央政府,还有省政府,其中有九个人口都不少于法国和英国,更不用说像北京、上海、重庆等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了。各省政府都有自己的经济和工业政策以及自己的省有企业,如中国最大的汽车公司奇瑞。事实上,中国经济如此充满活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各省以及各省的公司(有些是国有,有些是私有)之间一直存在竞争。

  中国模式还有另一个最不寻常的方面。它把两个人们通常认为毫不相关的特点结合在一起。首先,有一个无处不在(和多元)的国家,它高度活跃,通过各种方式介入经济(和社会)活动。其次,坚决信奉市场和相信竞争。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政府是抵触垄断的,一旦出现垄断,政府就设法重组市场以确保竞争。对第一个特点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它与中国的历史完全一致。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对中国信奉市场和竞争感到惊讶,这同样深植于中国的历史和精神传统当中。亚当•斯密在18世纪末期就描述了中国市场远比当时欧洲的市场要大得多,发达得多。中国模式的特别甚至是唯一之处,坦率地说,就在于它是超国家和超市场的结合体。中国在这方面的创新之处可以概括为以下悖论:中国“比产业政策鼎盛时期的日本更加市场导向,但在影响具体的工业产出方面却不如日本积极,尽管今天中国的国有制是如此突出”。

  近年来,关于所谓“北京共识”的提法一直存在许多讨论。但应该指出,中国人自己还没有采用这个提法,也没有对此表现出多大的兴趣。该提法认为,中国的例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提供了相关经验和教训。毫无疑问,这确有道理。毕竟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它比美国要有资格得多。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却面临各种完全不同的问题和挑战。虽然,这并没有阻止美国以“华盛顿共识”的形式提出自己的建议,但现在却被人们驳得体无完肤,置之不理。但是鉴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情况,其他发展中国家究竟可以向中国学习什么呢?最显而易见的似乎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有能力的、战略性的国家,竞争精神,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实验过程,向外来思潮开放和相对开放的市场。中国的发展有两个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复制的基本特点,一是中国的国家,二是中国的地域和人口规模(印度除外)。

  从表面判断,作为高度发达的社会和经济体的西方,能向中国学点什么就更不清楚了。毕竟它们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然而,正是中国的转型速度,越来越迫使我们不得不去设法理解和学习中国的经验了。此外,如果中国国家的传奇真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经验(事实的确如此),那认为我们只能借鉴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经验就大错特错了。当然,随着中国的经济从追随型向创新型迈进,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也会看到中国的国家将发生深刻的改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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