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于2010年11月11日在北京召开。

蔡昉：谢谢大家，刚才段博士讲的就是社会养老的问题，养老产业的发展。但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我想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说，这个社会的收入分配要改善，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形成一个中等收入者占主体的社会结构，才有可能会进行这种养老产业大规模发展，否则的话我们养老院养老也好，居家养老也好，是在高消费层次上，还有一个在非常低的收入水平上，我想社会养老他是承受不起的。很显然，为了达到这样一种共产主义的养老境界，我们应该改善收入分配，所以安排我在最后一个发言中来讲一讲收入分配的问题。

我们目前中国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也可以有各种各样标准来衡量或者说来标识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比如我们说从人口转变的角度来说，我们正在加快老龄化，人口红利正在丧失。还可以说，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角度，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越来越迎向一个劳动力供求总量，劳动不那么大了，压力不那么大的刘易斯转折点。但是我们更宏观一点，我们正处在一个中等收入阶段，也就是说按照世界银行现在的划分，3856美元之上一直到1190美元之下属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我们现在从全国来看基本上是3800到3900的样子，从地区来看大家看，我把有一些省市自治区已经进入到中等偏上的发展阶段，其余也全部在中等偏下的发展阶段。

也就是说，中国作为平均数，以及中国各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我们都处在一个中等收入阶段中。那么，关键是说中等收入究竟有什么特别不一样？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出，我们横坐标显示是1970年人均收入，各个国家的数据。我们看一看纵坐标表明，30多年以后从1970年的水平开始，30多年以后他会变成什么样？这个黄色的面积里面，我表明的是70年的时候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

我们看30多年以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分化，有相当一批进入到高收入行列，仍然有相当多的国家，仍然在1万美元以下，也就是说徘徊在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上。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有相当一批学者认为，有一个中等收入陷阱，你要想超越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打破一种特定的均衡。这种努力丝毫也不比你跨越低收入陷阱，或者贫困陷阱更容易，因此我们所处在这个阶段上，他的挑战也是巨大的。

那么，有很多关于中等收入的描述，为什么有一些国家可以超越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有些国家就陷在中等收入国家里面。最经常举的例子东亚，日本和四小龙经验。一种就是拉美，有时候也讲拉美陷阱。我们先看紫色的框图，日本韩国现在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仍然处在中等收入行列中，而且距离跨越中等收入的边缘还有一点的距离。

而曾几何时他们起点都是差不多的，他们在上个世纪40年代，50年代水平没有太大差别。曾经被人们称为亚洲明日之星菲律宾他仍然处在比较低的收入水平上。我们在看这个蓝色的框图就能够感受到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徘徊的那种动感。我们看巴西曾经一度超过这个蓝色的视角，这个国家在历史上达到的最高人均收入水平，巴西曾经几乎要跨越中等收入的边缘了。但是，今天还在下面。

阿根廷都一度有过超越中等收入这个门槛的时期，但是今天又回到这个中等收入的水平上。他的原因我们现在有很多说法，实行的社会政策，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有没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不是采取外向型政策，是不是有全要素生产力提高等等各种各样解释。其中一个人们最经常说的就是他的收入分配没有良好解决。

我们看经济系数，这个红色的系数，日本、韩国高收入，但是有比较低的经济系数，就是收入分配是比较均等的。那么，拉美是典型的经常会有0.6，0.5几的经济系数，我们看巴西，阿根廷也是如此，菲律宾也超过了所谓0.4的警戒线。很显然，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研究，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收入分配是否得到解决，一定会影响可持续发展，以及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说从微观上我们会看到人们在抱怨，我为什么收入提高的不快？为什么收入差距在不断的扩大，经济系数是用每一个单元计算出来，这就是微观的情形。反映到宏观上，我们就看到我们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劳动的份额，劳动报酬的份额是下降的。有各种各样的计算，人们也算出来有部分下降是由于统计指标变化的结果，可以把他排除。也有另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其他比方产业结构变动，因为我们在过去这一段发展时期中，农业比重下降非常快。同时，我们也知道农业是一个劳动占比比较高的产业，因此你迅速下降的农业份额我们今天09年大概是10.3%，相近也就使得你的产业结构更多转向二产，而二产是劳动占比比较低的产业，这样一些原因都存在。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个份额是下降的，也就意味着说第一次分配中劳动相对于资本的回报属于不太有利的。因此，我们从微观上想改善收入分配这种愿望实际上反映在比较宏观的国民经济层面是提高占比的要求。

我们其实也看到从十七大的时候，就提出了提高居民收入在国际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两个比重，我觉得是抓住了要害，是在比较宏观的层面上抓住的问题。最近，我们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如何实现提高两个比重，或者说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遏制两个比重继续下降的趋势，提出了两个同步。一个就是居民收入增长与发展同步，与经济发展同步，一个是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同步。刚才李培林所长提到农民工工资是在涨的，他们整体状况是在进步，但为什么他们这种心理越来越不平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你经济总的增长率是非常快的，国家面貌变的也非常快。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感受到，我个人生活变化没有你这个速度快，我的变化没有邻居变化快，很自然会产生一种不平衡感，从心理上会有一种失落。

因此来说，我们解决这种社会不协调的问题，解决经济中的收入问题，因为收入不足消费就不足，消费不足你的经济发展方式就只能过多依靠外需，依靠投资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来保持这两个同步。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发展阶段，我们说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比较根本的变化，劳动力供大于求不再是一个不变的事实，而是我们劳动力就业压力在减少。相对出现普通劳动者的却工，而且是持续，从03年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变过，除非在遭受金融危机几个月之内，甚至不能以年来计，有一个短暂的间断，我们发现持续补充劳动力短缺，最后我们发现导致工人工资上涨，在过去从03-09年时间里，农民工的工资每年是以10.2%的速度在提高。

就这两种现象就够了，一个是普通劳动者的短缺，一个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按照定义就是中国迎来刘易斯转折点。我们也知道二元经济理论是刘易斯最早提出来的，而当二元经济呈现一种逐渐消除二元化，向一元经济加快迈进转折点，尽管这时候二元经济不是变成一元经济，这个点按照定义就叫刘易斯转折点。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发现一个主要现象就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快，低收入家庭增长快，潜在是创造了一个条件，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也就是收入分配在持续恶化接近到达了顶点，随后开始下降，但是这是一种潜在可能性，你要达到不是自然而然的。

刚才李培林已经谈到了，我们需要提高劳动占比，需要改善收入分配，我们看到初期实现最低工资，提高工资基本谈判力度。这些办法通常叫做劳动力市场制，劳动力市场制度可以有更多的内涵，但是劳动力市场制度是随着一个经济转入了后刘易斯转折时期以后所必然要建立的一种制度。因为，人是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和其他普通的产品，和其他的生产要素是不一样的，因为劳动力体现在人的身上，因此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工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比较多的是依靠供求关系决定的。但是，一旦超过了劳动力无限供给决定就由劳动力市场制度在参与期间决定，从而使市场自发决定。

因此我们进入这个发展阶段最重要任务就是改善收入分配，当然也有很多很多手段，其中一个最重要就是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我在这里时间有限，我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在日本1960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他开始低收入者的收入快一点，开始快速改善收入分配，消费率稍微还在下降一段时间，10年以后消费率上涨了。粗略说日本转到越来越多依靠大量普通群众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么一种发展模式，我们在看韩国70年韩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但是10年以后消费水平还在下降，大概再过7、8年的时候，他才慢慢停止下降开始上升，也就是说日本和韩国这个差别究竟来自于哪，如果看历史我们发现日本从50年代就开始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也就是说工人的代表工会，政府的代表官员，还有企业的代表各种商会他们坐在屋子里，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坐在会议室来争论工资，讨论工资应该涨多少，如何实现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共享。但是，在韩国70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时候，他们的政策还是压制工会的作用，没有一个可以来在屋子里谈的工资协商制度。他不在屋子里谈，他只好到外边去谈，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工人带着脑袋上绑着布条在那罢工抗议也导致社会发生变化，直到80年代后期开始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才能形成有效的协调工资逐渐提高的制度平台。

我想初次分配还是要靠劳动力市场制度，不要听信一些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说法，说你们搞那个东西是引火烧身，经济学家要讲效率，不要增加交易费，我们要想这是社会，是人组成的社会，不是一个经济学模型。

那么在分配领域现在面临最大问题就是社会保障覆盖率提高，蓝色是我们城市就业者各种社会保险，其实基本上也就在50%上下。农民工就更不用了，虽然他已经被统计为城市人口，我们的城市化率46.6%是包含常驻农民工，但是他们社会保障覆盖水平还要大大的低下。这些人这些做法，实际上一个是说社会公平问题，如何对他们进行社会保护的问题，另一个也妨碍他们成为我们未来消费主体，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驱动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