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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代雄:历史法学派的方法论探源

——以哥廷根学派的法学方法论革新为考察重点

更新时间:2011-09-13 14:38:10
作者: 杨代雄  

  

  历史法学派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发端于德国,而影响力则遍及欧洲许多国家。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历史法学派的思想在德国法律人的精神世界中一直处于支配性地位。历史法学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学派并且对那个时代产生重大影响,主要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方法论。尽管萨维尼、艾希霍恩、贝泽勒等历史法学家的观点存在诸多分歧,但在方法论上存在某些基本的共识。因此,要想深刻地理解历史法学思想,必须由其方法论入手。本文拟对历史法学派方法论的思想根源进行探究。

  

  一、前历史法学时代德国的法学方法论范式:理性法学方法

  

  17世纪后期与18世纪中前期,德国处于理性法时代[1]。萨缪尔·普芬道夫与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理性(自然)法理论盛极一时,在德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逐步取得了意识形态的地位,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I)将其作为推行自上而下式的启蒙运动以及开明专制主义的精神纲领。理性(自然)法是近代欧洲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物,而理性主义则主要归功于近代科学的勃兴。

  近代科学的基本特征是追求精密性、确定性、实证性与严谨性,这些属性正是古代科学所欠缺的。[2]近代科学家借助于各种仪器取得了单凭感官永远不可能取得的精确的观察结果,并且用实验来验证各种科学命题,科学开始真正地超越常识。研究手段与方法的进步使得近代科学家形成了质疑陈见、批判传统的科学精神。笛卡尔说:“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3]当科学精神越出自然科学的范围进入知识的全部领域时,它就演变成理性主义精神,所谓的理性主义实际上就是科学精神及其方法的泛化,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理性充满信心,他们相信借助于人自身的理性可以认识世间的一切真理,包括伦理学与法学领域内的真理。于是我们看到斯宾诺莎把几何学证明的方法引入伦理学;[4]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主张确立一门有关定性秩序的数学,称之为“万能算学”,他说:“有了这种东西,我们对形而上学和道德问题就能够几乎象在几何学和数学分析中一样进行推论”。[5]

  德国的理性(自然)法理论就是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降生的。从普芬道夫1672年出版的《自然法与万民法八卷本》一书篇首的那句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精神及其方法对自然法理论的影响程度,他说:“哲学(形而上学)的首要任务是给事物下一个最全面的定义、对它们进行恰当地分类并揭示各种事物的本质属性,迄今为止,对于自然物的分类,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已给予充分的关注,但对于伦理事物,这样的科学研究却远远不够。”[6] 在该书的第二章“伦理科学的确定性”中,普芬道夫主张伦理学也能获得科学的确定性,为此,应当把数学证明方法引入伦理问题的研究。[7]

  沃尔夫在这方面的立场更为鲜明,其代表作《以科学方法研究的自然法(八卷本)》的书名本身就已充分彰显了科学方法的基础地位,几何学证明方法在该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8]。1750年,沃尔夫出版了这部巨著的摘录本《自然法与万民法原理》,并于四年后发行了该书的德文版。在该书的序言,沃尔夫毫不掩饰地表达其对几何学证明方法的兴趣,并宣称要用这种方法从人的本性中推导出所有的权利义务,尽管把权利义务与人的本性相连结的做法古已有之,但却从未有人对其进行严谨的证明,沃尔夫主张通过确信(Ueberzeugung)而不是劝说(Ueberredung)来达致真理。[9]在这本书中,沃尔夫几乎对每一个命题都以三段论以及形式逻辑的其他方法予以证明,在证明比较具体的规则时,经常援引前文已经得以证明的比较抽象的原则、规则或概念。借此,他将整个自然权利义务体系以逐步推进﹑环环相扣的方式建立在少数几个基本范畴与公理的基础之上。

  沃尔夫的弟子们将其自然法理论及其方法论贯行于法学的各个领域,尤其是民法学领域。在这方面,丹尼尔?内特布拉德与约阿希姆?格奥尔格?达耶斯的贡献尤为突出。

  1749年,内特布拉德出版了一本题为《关于德国民法学与自然法学之现状、必要之改善以及对此可用之手段的粗浅想法》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内特布拉德分别就民法学与自然法学的教学和研究提出了改革主张。在谈到民法学的体系构造时,他主张民法学教科书的体系不应当以传统的罗马法或寺院法为基础,而应当以自然法为基础,以法的内容之分类而不是以法源形式之分类为依据进行结构安排。[10]内特布拉德认为,自然法学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沃尔夫对此功不可没,其自然法著作阐明了很多民法原理,但此种著作终究不可能专门应用于民法学领域,他认为,编写一种专门应用于民法学领域的自然法教科书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从形式上看,自然法学可以使民法学更加清晰明确,从内容上看,自然法原理可以作为民法未规定之案型的裁判依据。[11]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自然法在内特布拉德的民法知识体系中已经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意图把沃尔夫的自然法理论与民法学衔接起来,借此重构民法学的体系。[12]他主张在民法教科书中,一般原理应当置于具体理论之前,为后者提供具备体系性的理论平台。[13]其所谓的一般原理实际上是从自然权利义务理论继受而来的。内特布拉德1749年出版的《应用于实在法学体系的普通自然法学原理体系》与《罗马—日耳曼帝国普通实在法学原理体系》践行了其法学改革构想。第一本书即为其设想中的专门适用于民法学的自然法教科书。第二本书包含了最一般的民法概念与原理:人的概念、物的概念、法的约束力与有效性、权利义务的一般原理、占有以及关于伦理人的论述。[14]很显然,这些内容大部分来自普芬道夫与沃尔夫的自然权利义务理论,内特布拉德将该理论移植到民法学之中,作为民法的一般原理,用于指导民法学的各个具体领域。

  在《关于德国民法学与自然法学之现状、必要之改善以及对此可用之手段的粗浅想法》一书中,内特布拉德主张民法学研究应采用几何学证明方法,并且对此予以详尽论证——其论证过程本身就经常运用几何学证明方法。他认为,把几何学证明方法引入民法学,要求正确地定义民法术语,正确地确立并证明民法的原理。[15]在他看来,证明方法是达致清晰、确定的知识的唯一路径。[16]

  沃尔夫的另一位得意门生达耶斯同样长期致力于践行自然法理论。他曾经受莱布尼茨的启发,提出一个关于重构优士丁尼《民法大全》的设想,后来尝试在《罗马—日耳曼私法学原理》一书中实现这一设想。[17]达耶斯在该书中认为,应该在哲学秩序中阐述民法的原理。[18]其所谓的哲学秩序实际上就是自然法秩序,因为他把自然法学、伦理哲学与政治学视为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相对应。[19]达耶斯把从合乎理性的概念中推导出来的自然法理解为可用于指引实在法的总则。“潘得克吞现代运用学派”主张市民法未规定的事项,可依自然法进行裁判,换言之,自然法是替补。达耶斯则认为,自然法是民法的基础,而不仅仅是替补。[20]由此可见,自然法在达耶斯的心目中对民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1762—1763年出版的《自然法与万民法》一书中,达耶斯频繁运用以几何学方法为典范的形式逻辑方法。在每一题中,他通常都是先提出命题,然后进行证明,有时还会针对该命题设问,再给出答案,然后予以进一步的证明。证明的时候一般都是援用前文已经阐述过的定理,或者援引其他学科的定理或生活常理。譬如,在“总论”第三章第136题,他提出一个命题“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在进行证明之后,他又设问“上帝能否更改自然法?”,答案是“不能”,证明如下:上帝不能命令我去盗窃,因为“盗窃是有害的”是一个不变的定理,如同“三角形有三个角”是一个不变的定理那样。[21]该书在方法上的另一个特色是频繁使用图表化的方法,对很多法学概念按照形式逻辑的法则进行严格的划分,借此阐明这些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原理。

  受沃尔夫、内特布拉德与达耶斯的启蒙式影响,在18世纪中期德国的民法学界,理性(自然)法理论走向普及。民法学者在其著作中援用自然法理论作为民法原理、规则的论证理据与解释基准几乎成为一种惯习。理性(自然)法学的科学方法(几何学证明方法、从一般到具体的“自上而下式”的逻辑推演方法、图表化方法)成为民法学者常用的方法。后期“潘得克吞现代运用学派”的很多民法学家,如施特里克、伯默、奥古斯丁?雷耶瑟等人,已经表现出向理性法学靠拢的倾向[22],借助于他们与实务界的密切关系,自然法理论逐渐渗透至德国的司法实践。甚至到18世纪后期,自然法理论及其方法在德国民法学界仍有余热。内特布拉德的弟子特林登(Terlinden)在1787年出版的《当代德意志普通实在法学初探》一书中认为,以人的自然权利义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法学与实在法学(主要是民法学)密切相关,没有自然法学,就无法深刻、准确地理解实在法(民法)的精神,无法发展出实在法的基本概念。特林登还把沃尔夫的几何学证明方法作为实在法学的唯一研究方法。[23]与特林登差不多同一时代的施奥特与基尔德梅斯特等人也有类似倾向。[24]很显然,在18世纪中前期的德国法学界,沃尔夫学派理性法学的科学方法已经成为法学方法论的范式。

  

  二、哥廷根学派对理性法学方法的批判

  

  当理性法学在德国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个与沃尔夫学派相对立的学派悄然兴起,那就是哥廷根学派。该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包括康纳迪斯、马斯科夫斯,格奥尔格?克里斯蒂安?哥鲍尔等。他们热衷于对法律进行历史性与实证性的研究,尤其是对古罗马原始文献的整理与阐述。[25]对于他们来说,历史经验与现实观察的意义远胜于理性法学空洞的玄思冥想。早期哥廷根学派在德国法学界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直到约翰?施特凡?普特(Pütter)与古斯塔夫?胡果成名之后,该学派才真正崛起。

  普特在1746年被任命为哥廷根大学教授。[26]尽管普特与内特布拉德、达耶斯属于同一时代的法学家,而且都曾经在课堂上接受沃尔夫哲学与自然法思想的熏陶,但他后来却走上了与沃尔夫学派相背离的道路。1769年,普特在《法学百科与方法论新尝试》中阐明了其关于法学教学与研究的革新设想。该书的第一部分为“法学百科”、第二部分为“法学方法”。普特在《法学百科与方法论新尝试》中所阐述的法学方法革新思想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要点:

  其一,强调法与伦理的区分。普特认为,法学的对象是可以强制执行的权利义务,不可强制执行的义务,即所谓的不完备义务(officia imperfecta)属于伦理学范畴。[27]从普芬道夫到沃尔夫及其门徒,所谓的不完备义务与不完备权利均被纳入自然法体系,[28]自然法与伦理混为一体,法学被放在伦理学的框架内研究,普特通过把不完备义务排除在法学研究范围之外,明确区分了法与伦理,从而纯化了法学,捍卫了法学的独立性。

  其二,明确区分自然法与实在法,并且强调实在法的重要性。普特认为,自然法包含法的一般概念与原理,这些概念与原理对法学的其他部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他认为,自然法的教学研究应当与部门法学分开,尤其是与作为私法学核心部分的罗马法学分开,[29]而且,在他看来,实在私法并非都与自然法相关,而是更多地建立在各国特殊情况与立法者意志的基础之上[30]。普特认为,实在法学的关键在于认识法律(制定法)的规定以及习惯法,实在法越接近于完备,就越早形成一个正确的概念与规划体系,在该体系内,通过对概念、规则的对比,可以类推的方式产生新的法源,对于一个案件,只有在既无制定法规则,又无习惯法规范,而且也不能进行法律类推的情况下,才可以求助于自然法的一般原理。[31]在沃尔夫学派的法源理论中,自然法原理可以直接补充制定法的漏洞,甚至可以取代制定法规则,普特将其排在习惯法与类推之后,使其丧失了在法学领域中的强势话语地位。实在法再次被摆在法学的核心位置,自然法原理需要实在法知识的充实与检验,“关于实在法与具体案例的知识越丰富,自然法学的可用性就越强”[32]

  其三,强调法学各部门的区分以及各种法源的区分。普特把实在法划分为国际法、国家法与私法,私法又被细分为民法与刑法。国际法被明确地作为一个部门法,其概念得到清楚的界定:如同其他团体一样,国家也是一个法人,相互间也可以享有权利义务,国际法就是以此为对象的。[33]国家及其机构与臣民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及国家对于山川、河流、森林享有的权利属于国家法的对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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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方法》第10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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