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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忠 董瑛:科学研判“消极腐败的危险”

更新时间:2011-09-13 10:26:16
作者: 李永忠   董瑛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向全党郑重提出了破解“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的时代命题,再一次把科学研判和有效化解“消极腐败的危险”尖锐地摆在了全党面前。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防治因腐败而导致的“政治安全风险”问题,一直是党的领导人的关切重点和思考主题。毛泽东曾告诫全党: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邓小平警示大家: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胡锦涛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政府把反腐败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进行谋划和推进,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反腐方略不断完善,但是腐败魔法也不断改变,腐败问题不断突破民众承受底线,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因而,迫切需要科学研判“消极腐败的危险”因素,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表现之一:反腐败战略“顶层设计”滞后,成为“消极腐败的危险”的滋生蔓延之伤。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反腐败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未能如期推进和突破,已经取得的反腐败成果有被严峻的腐败形势所抵消或得而复失的可能,执政党的一些执政资源也有丧失的危险。

  一是提出问题张冠李戴。在反腐败的规划设计过程中,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背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中国历史上积淀的一些反腐败的优秀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说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尤物。如中国秦王朝不仅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权力制衡、“三权分立”制度之先河,比瑞典的监察议会专员制度和美国三权分立制度早了两千多年,而且孙中山还推动了权能分开、五权分立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但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相当部分人士却把“三权分立”当成资本主义的制度特产和价值模式,讳莫如深,甚至加以批判和抵制,致使最核心、最根本的制度反腐败措施难以实质性启动。即使十七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但还是有人仍然坚持把三权分立、普选制、竞争性选举、民主法治、宪政改革、权为民所授等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优秀政治文明成果套上意识形态的色彩、戴上政治立场的高帽而不敢试、不让闯、不准冒、不许用,至今仍然“用等级授职制代替普选制”,严重违背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精神”。

  二是分析问题讳疾忌医。谋划反腐败战略时,有时不善于使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抛弃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方法论精髓,采取实用主义的问题论,把社会主义的体制机制缺陷说成是封建主义的流毒、资本主义的病毒,把内生的腐败怪象及其衍生的风险因素,片面地认为是“外在”的问题可以通过“体制外”来解决。如对既得利益势力垄断制、一把手体制、潜规则和明规则双轨运行制等制度性“病灶”引发的病变和腐败乱象,都统统归咎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封建皇权思想的作祟,不去触动改革现行体制制度弊端,致使制度上的漏洞和风险仍大量存在。

  三是现有反腐败架构难以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致使解决腐败问题的战略架构常常脱离原点,畸形的监督权配置无法套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之虎,粗放的反腐体制无法适应权利时代的全民反腐诉求,封闭的反腐模式无法满足信息时代的开放的反腐机制建设,无学科化支撑的反腐之策无力应对“易发多发”的腐败之风。因而,把握改革“时间窗口”,加强反腐败战略“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上下互动、内外结合,重点突破、有序推进,成为当下我国应对消极腐败危险的紧迫任务。

  表现之二:主体结构缺陷成为“消极腐败的危险”的根源性因素。马克思指出,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存在。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尖锐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致使我们犯大错误的“总病根”。要想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改革权力结构使之科学。改善结构、注重质量,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章太炎先生20世纪初发出“俱分进化”的警世预言,道德之善恶、生计之苦乐都是双方并进的。我国高速增长的经济总量光环,衍生和掩盖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主体结构缺陷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反腐败甚至改革开放进程的根源性风险因子。

  一是权力结构僵化。我国现行权力结构,是按照140年前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议行合一”权力结构,借鉴苏联模式,初创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证明,“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极易演变成为从上自下高度并过分集中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形成以“一把手”为核心的“管理层控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出现执行权取代或侵占决策权、控制或异化监督权的“议行监合一”的权力运行模式。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成为党群疏离、权力腐败、作风变异和危机事件多发的“总病根”,致使一些掌握公权的政府和官员在逐利时代常常像一个个总务处,既无心无力充当精神旗帜,更无心无力真正践行以人为本;致使权威性的“三会”(党代会、人大会、政协会)在集权时代常常开成一个个程式化的“清淡馆”,无能也无法真正践行民主原则,无能也无法有效授予和监督公权。

  二是经济结构缺陷。当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外汇储备规模和出口总额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GDP仍然非常落后,核心竞争力与大国地位不符,结构竞争力长期在低位徘徊,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不健全,“无形之手”权重过小,“有形之手”权重过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有因为缺乏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科学的结构体系、健全的市场机制而失去精进动力的危险。

  三是队伍结构不优。俄罗斯共产党20多万党员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300多万党员时,打败了德日法西斯;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发生了亡党亡国的历史性悲剧。同样是一党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由于非常注重队伍质量建设,充分吸纳社会各阶层的精英人士,突出加强政党自身的结构建设,党员占全国人口总数基本保持在0.38%左右,是世界上清廉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我国目前党员达8000多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8%,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执政党。但是,在不断扩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同时,党员质量建设有所忽视,少数地方党员发展过多过快,一些不知党、不信党、不爱党的人被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一些地方出现入党功利化、手段化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员队伍的整体质量、形象和战斗力。同时,由于片面理解和执行干部“年轻化”,致使“年轻化”这一权宜之计,成为培养选拔干部的长久之策。从而在调动少数人积极性的同时,却使大多数干部的积极性备受压抑!干部队伍建设中,一方面批量并大量地产生着各种“天花板”式的干部;另一方面,衍生并加剧了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甚至骗官杀官的“六官现象”!在“年龄缩水”、“文凭注水”的“两水”压力下,催生了一些“59式”、“49式”,甚至“39式”、“29式”的腐败干部,从而产生了危害最烈、群众意见最大的吏治腐败危险;还带来了“能力不足的危险”,出现不少“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的干部,出现了文化水平提高而“能力不足”和“本领恐慌”的问题。王稼祥70多年前就深刻指出:不能为了党员数量而降低党的质量、党的水平。假若为了党的数量而降低党的水平、党的质量,便是离开了列宁主义。

  四是社会结构滞后。与经济发展相比,我国社会结构调整滞后,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既存在结构性失调和功能性失调问题,又有大量的历史遗留老问题和社会转型衍生的新问题,如社会体制陈旧,管理手段落后,社会组织建设迟滞,公民权利缺乏有效保障,贫富差距拉大,危机事件多发等等,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紊乱和社会运行迟滞,中国的社会稳定因为缺乏相应的道德元素、权利成分和清廉因子而有失去坚实的合法性基础的危险。2010年,中国社科院公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政治结构落后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多少年未讲),这是诸多社会矛盾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因而,我们在辉煌的“总量论”中应更加清醒和自觉,不能光以速度、规模、总量看次第,关键要从结构、内涵、战略上看质量。全面的结构改革和优化,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应对危机和风险的首要任务。

  表现之三:权权交易成为和平时期危及党的先进性形象和执政地位的新型风险因素。在快速推进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五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建设过程中,受本土化传统思想文化糟粕的潜在感染,受国际化腐败现象的传导感染,受转型期制度体制机制的缺陷感染,腐败现象逐渐向“三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演变,腐败手段智能化、腐败形式隐秘化、腐败收益虚拟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一是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成为典型的腐败方式。权钱交易,即权钱互换的赤裸裸的现实性简单交易,是权力现值的交换体现,是一种典型的显性腐败现象。其手段和方式不断翻新:汽车、电脑等现代工具替代了电视、手机等传统工具;字画、古玩等艺术商品替代了烟酒、服装等传统物质;土地、矿产、股份、资本等要素资源替代了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源,等等。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变现性、“比价”性、一次性和风险性。权色交易,即权力与色欲、情感、信息等非物质形态的复杂交易,是权力期值的持续体现,是一种典型的隐性腐败现象。其形态由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向嫖娼、一夜情、包二奶、敛资财兼收并蓄转变;由权力与款物、值卡等实体交易向权力与信息、股份等虚拟交易转变;由权钱两清的现值交易向权力即时支付、回报未来领取的期值交易转变;女色、业绩、情感等由自然属性向权力场上的市场特性转变。其特点是隐秘性、温和性、多次性、危害性。

   二是权权交易成为一种亟待高度关注和科学应对的新型腐败方式。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由于风险较大,易授人以柄,腐败分子也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实施权力与权力的隐性交易。这是权力借助虚拟手段无限放大并急剧升值的一种无形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现象不仅隐蔽性更强,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蜕变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执行权领域的权权交易到决策权、监督权领域及其相互间的权权交易。其二,从经济、社会领域的权权交易到政治领域的权权交易。如在一些地方实际上形成了以“一把手”为主导的“管理层内部控制”问题,逐渐实现了对区域内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到政治资源的全面垄断和控制,“一把手”成为腐败的高发岗位。如河南省2006年换届以来,已查处担任过县委书记一职的高达22人。其三,从财权、物权的权权交易到干部人事权的权权交易。如张书记提拔李局长的原任秘书,李局长提拔张书记的儿子,形成“官选官、大官选小官”的“小圈子”。

  三是权权交易的主要特征。与前两种交易形式相比,权权交易主要表现为一种以虚拟交易为手段,以更隐秘、更长远、更巩固的期权利益为目的的无形腐败,是腐败现象演变的第三个阶段,具有四大特征:其一是整合性。不同的权力“受托者”巧于权力资源的算计、运筹,实现权力之间的对接、整合,积聚、提升权力的内生价值,转化主要是无形权力的交换价值,以谋取其个人、家庭或利益集团的深层和长期利益需求。其二是集团性。通过构建经济、社会、文化尤其是政治利益纽带,借以形成巩固联盟或既得利益集团,逐渐实现从对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控制到对政治人控制的转变,从经济利益集团到政治利益集团的转变,以谋求未来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以“权力”为主导形成的“管理层内部控制”问题,从表面上看,出现了让人诟病的“官二代”、“知二代”、“艺二代”、“富二代”;从深层次上看,是造成一些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党群干群关系疏离,显性冲突和隐性暴力积聚的主要诱因。其三是无需变现性。权权交易主要表现为权力市场上的一种虚拟交易,无需变现,但一旦时机成熟,权力对接所实现的政治价值大大超过现值和一般期值,且具有发散性、膨胀性、选择性特点,以既得利益集团现有人员为骨干依托,有选择性地扩编收徒,不断强化政治上的依附性、组织上的紧密性和利益上的虚拟性。其四是危险性。这种新型腐败形式借助权力的虚拟交易无限放大并急剧升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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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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