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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祖社:社会秩序制度理性公正理想(下)

——西方思想文化中公正观念之范式沿革

更新时间:2011-09-09 23:13:46
作者: 袁祖社  

  

  (四)奠立于对人性之两面性整合与超越的哲学预设基础之上,作为普遍道德信念、道德原则之外在化,旨在使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达到完全和谐状态,强调纯粹形式要素的康德的“权利正义观”

  

  西方社会进入近代社会后期,尤其是18、19世纪以后,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交换公正成了分配公正的特殊形式。其特殊要求在于,在交换过程中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但工业社会的原则是以分配的不公平为基础的。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分配不公造成剥削、奴役、破产、失业、贫困、危机和冲突等严重的社会后果。

  这一时期,西方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有良知的思想家们,都从各自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现实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正的非人道现象表现了激烈的道德义愤,其中不乏如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大思想家所做的深刻的理论研究和批判。

  前文已述,18世纪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人性出发来理解社会和历史,论述合乎理性和正义的社会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对人性的不同理解,使历史、社会与政治制度在不同的哲学家眼里呈现出不同的景象,也使得他们对历史的变化做出迥然不同的评价,得出不同的社会正义原则。康德也是这一思想潮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与他的前人不同的是,康德并没有一般性地断言人性善或人性恶,并由此出发论述社会的正义原则。在康德的前人中,霍布斯是性恶论的典型代表,因此,他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一种普遍的战争状态。与霍布斯相反,卢梭则是性善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人天生就具有淳朴的道德情感,因此,自然状态非但不是人人为战的极为悲惨的状态,反而是一派田园风光,那时人人自由平等,过着简单而幸福的生活。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在早期主要着力于构建他著名的三大批判理论,在晚期则撰写了大量的道德哲学、宗教哲学与政治哲学著作,比如《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1784)、《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人类历史起源臆测》(1785)、《永久和平论》(1795)、《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朝着不断改善前进吗?》等,表现出对人类历史、人类命运、人类社会和政治制度秩序与公正理想等的深切关注。与上述思想家不同的是,在康德的思想中,人具有两面性,他既有善的一面,同时又具有做恶的可能性。由于人的两重性,就相应地产生了两种道德法则,或者说,道德法则也具有了两重性。从纯粹实践理性中产生出来的道德法则可以分为内在地运用于被看成是本体的人的道德法则,和内在与外在地应用于既被看成现象又被看成本体的人的道德法则两类。前者是伦理的法则,后者是法律的法则。康德在思想信念上倾向于相信法治。

  在《权利论》中,康德集中阐述了权利与正义的基本法则。在康德看来,法律的强制对于维护人的社会生活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社会生活必须遵循一定的秩序,这种秩序只能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与此同时,法律的强制的必要性和界限都与维护人的基本权利有关。实际上,正义的法律应当是道德法则的外在化。

  在《权利论》导言中,康德阐明了正义概念的三个基本特点。首先,它只涉及人们之间外在的、实践的关系,这是就人们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彼此影响而言的;其次,这种关系并不是指个人的意愿或欲望之间的关系,而只是就“一人是意志与他人的意志之间的关系而言的”;第三,这种关系并不考虑人们意志的内容,而只考虑这种意志之间的关系的形式。据此,康德把正义定义为:“按照普遍的自由原则,一个人的意志能够与他人的意志相协调的条件的集合。”[1](P39-40)康德正义概念的最主要特点就是他的普遍性。康德讨论正义概念的立足点是理性的个人,他是用理性的人的观点来看待正义的。因此,康德认为他的正义概念是普遍适用的,因为人拥有同样的理性。这种正义概念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不过,这种普遍性的正义概念,也表明了康德思想的局限性。因为正义的原则归根结底要体现在法律中,而康德根本没有讨论,一国的法令与该国的历史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也可以说,他没有看到社会在法律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主要作用。在康德的眼中,社会不过是由一些理性的个人组成的结构,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目标,而法律的任务就是去统一原本并不统一的个人意志,使不同的目标可以和谐共存。如果离开了法律的制约作用,社会就不会存在。康德的这一观点是与自然法学家的思想相一致的。

  

  (五)奠立于未来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价值信念基础之上,作为人们在历史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人与人关系的理想,并构成对现存社会关系进行批判的道德基础的科学的、人道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正义观”

  

  康德以后,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其法哲学中也对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的权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法哲学实际上就是正义论。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立场的局限,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前,思想家们始终没能给正义问题以科学的回答,只有马克思主义学说才对正义做出了科学的哲学的规定。

  正义问题是一个关涉到马克思学说本质的一个重要课题。坦率地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并没有把“正义”或者“公正”的观点当做独立自存的课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在马克思本人的及其后继者们的著作及有关论述中,“正义”这个术语的出现,主要是与他对资产阶级正义理想和观点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他对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这一正义观包含在马克思对称之为不公正的社会关系的批判之中,以及他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预测和深情展望之中。

  近代以来,思想家们把正义与政治、国家、社会直接联系起来加以阐述。在这些思想家中,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葛德文的观点最具特色。他在《社会正义论》(亦称《政治正义论》)中系统地论述了社会正义的各项原则。他认为,人类最理想的状态是社会生活状态,人们在社会生活状态中的非正义行为和暴力行为产生了对于政权的要求。政权本来应该制止非正义行为,但是它却给非正义提供了新的机会和诱因,并使之具体化和永久化了。葛德文发现并支持政权是否正义对社会生活的不同作用和影响,并深刻地批判了不正义政权的危害。他的这种观点表达了对于政权与正义关系的合理见解,对后来的正义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了思想史有关正义理论的一切合理因素,对正义理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种学说并没有对“一般正义”概念与意义进行抽象的纯语义学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所决定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哲学,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改造现存世界的革命的行动哲学: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正义并非哲学家们依靠纯理性研究工作而杜撰出来的现成公式,而是“道德标准”的一部分。更恰当地说,它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人与人关系的理想,尤其在历史进程中,他是进步的社会阶级为废除不人道的生存条件而斗争的社会理想。

  马克思的这一独特而坚定的理论立场的确立不是偶然的。如上所述,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新兴资产阶级扯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反对封建阶级的等级特权。在政治上,他们用资本主义民主取代了封建阶级的特权,在经济上则用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取代了建立在超经济强制基础上的封建剥削。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尽管资产阶级思想家否定了建立在严格等级制上的正义观,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由于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唯心主义,使得他们撇开了现实的经济关系而空谈所谓“公平权利”,回避所有制问题谈所谓“公平分配”,所以,他们不可能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也不可能最终找到实现社会历史正义的正确途径。

  与近代思想家们从抽象人性出发的做法不同,马克思坚持从批判、革命、实践的观点和立场出发,提出改造旧社会的社会正义理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集中表达了自己批判旧世界,并通过革命实践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观点和追求。在他看来,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反对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社会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对宗教批判所确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论假设。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关系是不公正的。建立在人剥削人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在这些社会关系中构成人们大多数的商品生产者并不掌握生产资料和他们的劳动成果,这样的社会关系显然是不公正的。

  马克思认为,理论的任务在于确定此岸世界的真理,揭露人的自我异化,实际地对现实世界的法、政治进行批判。这种批判能使受现实压迫者意识到压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写道:“尽管世界的文明和文化是全体人民创造的,然而首先是全体劳动人民创造的。”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只有社会中的特权阶层才能利用这个世界上的商品,并且靠牺牲劳动阶级供给他们个人的需求。由于马克思已指出一切形式的对人的损害为不公正,因此,毫无疑问,他必然把没有人剥削人、消灭掠夺和歧视、消灭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特权视为公正。这种新型社会关系的本质在于每个人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个人有权享用并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公正的。

  马克思基于上述认识,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是人的解放的实际力量。这种力量在实践中把正义追求变成现实,如此,人才能改变现存制度并建立新世界,从而获得人的解放。

  马克思把阐释这样一种新社会关系的原则称为“普遍公正原则”。它是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对非人性的社会关系的否定,即是对毁灭人类基本的类特征的关系的否定,这一观点实际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公正观的概貌。正义的观念是由重要的价值论假设来定义的。正义的概念构成对现存社会关系进行批判的道德基础。正义意味着,给予每个人因其为人而应得到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意义上的正义是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是一种为社会成员所认可、切实保障他们彼此形成的权利以及利益分配关系的合理性的原则。它首先是指社会个人、社会集团的行为或事件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是指社会对人们行为和价值是否有相应的对待,如权利与义务等等。广义上讲,马克思认为,正义原则意味着,无论他对社会的贡献如何,应给每个人适当的权利。人们应被平等对待,不是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实际上相等,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人。这一点,表达在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名言之中,作为一种理想的广义正义观的实现,只能发生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而马克思系统阐述的狭义的正义观表现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一公式中,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实现的。

  从对正义的这样一种理解和解释框架出发,经典作家坚持认为,要使评价社会制度的标准具有客观性,那么就必须也只能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本身引出,而不能带有过多的主观的感情色彩。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P425)

  这表明,社会正义的本质从根本上讲是指一种在历史运动中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体现人类文明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并在社会的经济、政治等方面表现出来。马克思的正义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创立,是建立在生产力的社会公有基础上的没有压迫和剥削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而且,在这一基础上,享有共同劳动的平等义务和按劳分配的权利。

  

  (六)奠立于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旨在拯救现代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的合法性危机,建立一“有序社会”(well-ordered society)的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诺齐克的“资格正义论”以及麦金太尔的后现代主义的“实用理性正义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正义问题成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热门话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xiao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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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唐都学刊》2007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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