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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祖社:社会秩序制度理性公正理想(下)

——西方思想文化中公正观念之范式沿革

更新时间:2011-09-09 23:13:46
作者: 袁祖社  

  出现了三家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正义理论。

  首先是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前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派”势力异常活跃,存在主义演化为一种反传统价值观念的生活方式,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展开激烈批判,各种激进社会思潮推动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人们以尖锐的方式提出了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社会利益的分配是否公正、人民是否真正享有自由、民主权利的问题。罗尔斯看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的合法性被动摇,他认识到只有从理论上消除合法性危机,才能恢复公众对现行制度的信任,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才得以维系,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罗尔斯说,他的意图是建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用它取代长期在政治、道德领域占支配地位的功利主义,为民主社会奠定一个最合适的道德基础。为了抚平愤懑与反叛的社会心态,不论功利主义“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口号,还是传统的“民主”、“自由”的观念,都已不敷用。他于是提出,正义才是社会的第一要义:正义之于社会,犹如真理之于理论;正如不含真理的理论迟早要被抛弃,没有正义的社会也不会长期维持。他对社会正义的首要性做了斩钉截铁地回答:“每一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即使以社会整体名义也不能践踏的不可侵犯性。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为了大多数人享有更大利益而迫使少数人做出牺牲。因此,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公民的平等的自由权是不容置疑的;正义所保障的权利不能屈服于政治交易或对社会利益的算计”。[3](P3-4)这是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原则的一个最为强烈的申明。

  罗尔斯所说的正义主要是指公正的社会分配,他提出了“正义即公正(fairness)”的定义。其道理不难理解:一群人只是为了谋求比单干所能获得的最大利益,才组成一个社会;因此,他们实际上所能分得的利益份额是否公正,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正义。罗尔斯没有区分权利和利益、责任与义务,把他们统称为“基本利益”。由社会分配的基本利益不仅是物质财富,而且也包括政治权利、岗位职务和权力、就业以及实现个人能力的其他机会。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主要是关于利益公正分配的理论。

  为了达到理想的公正分配模型,罗尔斯首先设计了一块“无知之幕”。他掩盖了每一个人对自己所处的特殊社会地位和所具有的自然能力的认识,同时保留了他们对于社会利益以及获得这些利益的手段的一般性知识。当然,“无知之幕”在实际中并不存在,他只是把一种公正分配的条件理想化的设计。在这样的条件之下,社会成员将不会要求有利于自己的分配原则,而只能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权益,如何使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尽可能地获得公平的权利和机会。只有在“无知之幕”设计出的原初条件下,关于公正分配的社会契约才能成为可能。

  如果说“无知之幕”把正义理论的原初条件理想化,那么,罗尔斯提出的另外两条公设的作用则是把正义理论的工具——实践理性理想化。一条公设是“互不关心理论”,意思:实践理性是每一个人对自己利益的关注,除此之外,无须对理性的道德属性做更多的假设,人的本性既不损人(恶),也不利他(善),只是每个人顾自己而不关心他人罢了。另一条公设是“最大的最小值”原理:实践理性的特征是瞻前顾后,深思熟虑的谨慎态度,它优先考虑最坏的可能性,并且在最坏的情况下争取可能得到最大利益。这些原则虽然是在理想状态中被确立的,但却对现实社会具有约束、规范作用,因为他们是排除了个人私利和偶然的社会因素之后为一切社会成员所认可的规则,也是人类的实践理性“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自律。

  罗尔斯宣称上述两条正义原则是一切具有正义性的社会必须遵循的分配原则,是“有序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合法依据,充分表现出其彻底的自由主义立场。

  其次,诺齐克的“资格正义论”。《正义论》发表以后,遭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批评,“左派”反对他的自由主义精神,右派批评它宣扬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有社会主义色彩。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后,西方的保守主义思潮抬头,“左派”的批判成强弩之末。罗尔斯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同事诺齐克在1974年出版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表达的极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观点在政治经济界的新右派势力中赢得市场。

  严格说来,诺齐克的理论只是对罗尔斯理论的修改和补充,它也是一种关于正义的理论,也把个人自由权当做社会权益的中心。但是,诺齐克对自由权的理解更加绝对,不但个人自由权不可剥夺和侵犯,而且个人在行使自由权过程中获得的其他社会权益也是不可侵犯的。在这个意义上,诺齐克的正义理论可称为一种“资格理论”。他认为财产权与自由权是不可分割的,财产权是个人行使自由权所获得的一种资格。社会正义体现在公正地获得资格的过程中。个人享有的自由权虽然是平等的,但每个人由于机会、能力、性格、环境等各方面的差异,不可能在同等的程度上行使与发挥自由权,那些更有效和更大限度地行使了自由权的人,自然也就获得了更大地占有财产的资格。并且,自愿转让财产权也是个人自由。只要最初的财产权是公正的,那么拥有它的人自愿地把它转让给另一个人的过程也是自由权的行使,后者获得的财产权也是公正的资格;并且资产转让的公正性可持续传递下去。

  诺齐克说,社会正义是一个程序,它不受程序最终状态的影响。政府的合法干预只限于保障每个人都能够按照公正的程序行使自己的权利。不论个人行使权利的过程造成的财产差别如何悬殊,只要这一过程符合正义的程序,国家和政府都无权对财产资格进行分配和再分配。

  诺齐克认为,他和罗尔斯的分歧可归结为历史原则和最终状态原则的不同。后者要求对某一过程的最终状态不断进行干预,使之符合一个理想化的模式,因此又叫模式化原则。历史原则依据的是:历史过程每一阶段的最终状态都是随机的、偶然的,这并不影响人们在历史过程中尽可能充分实现个人权利。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控制历史过程不但无效,而且有害。

  最后,麦金太尔的后现代主义的“实用理性正义论”。20世纪在西方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氛围孕育出新的正义理论。麦金太尔于1988年发表的《谁之正义?何种理性?》便是这种理论的代表作。麦金太尔在这部著作中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西方政治学说的种种不同传统,说明自由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传统,没有高于其他传统的优越性,他把自由主义看做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由主义把启蒙主义纲领付诸政治实践,以普遍的理性的名义要求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正义。麦金太尔争辩说,不同的文化标准有不同的理性标准,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正义观。自由主义企图凌驾于其他传统的正义观之上,但如果人们用“谁之正义?何种理性?”的问题考验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和理性标准,便可以发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

  麦金太尔坚持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分析自由主义理性和正义观所要解决的问题,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利益多样性:政治、经济、家庭、艺术、体育、科学等方面的利益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没有一种利益可以压倒其他利益成为一切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利益多样化意味着自我选择的多样性。合理的、有效的选择对于个人的生活至关重要,自由主义所需要的实践理性以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效率为特征,罗尔斯所说的“互不关心理性”、“最大的最小值原理”恰当地描述了这些特征;只不过罗尔斯把这些特征普遍化为一切有理性的人的特征,这样,罗尔斯把人类自我等同于自由主义的自我。麦金太尔指出,只是在现代个人主义社会中,个人才会以自由的自我身份,而不是以一个公民或某个群体一分子的身份运用实践理性。与其他传统的实践理性相比,自由职业传统的实践理性有下列独特作用:(1)安排个人选择在公共领域中的秩序,使每个人的选择不至于相互冲突;(2)用可信的论证把个人选择的意向变为决策和行动;(3)最大限度地获取所选择的利益。

  由此可见,麦金太尔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政治上的反对者,他并没有激进地反对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他的批判表现出美国式的实用主义态度,是一种比较策略的文化批判而已。

  

  【参考文献】

  [1] [德]康德.康德文集:第6卷[M].北京:改革出版社,200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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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唐都学刊》2007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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