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袁祖社:社会秩序制度理性公正理想

——西方思想文化中公正观念之范式沿革(上)

更新时间:2011-09-09 23:11:58
作者: 袁祖社  

  这个道理不用说,人人都会明白。既然公平就是中间,那么公正也就是一种中间。”[9](P107)亚里士多德进而研究了公正、法和个人德性之间的关系,指出,法离不开正义、美德的要求。法的制定和实施,法的作用之大小,法律变革与否都不能或不足,都要适度,都要以是否符合正义(公平)为标准。服从法就是服从正义。他说:“要使事物符合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10](P30-31)他指出,“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于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11](P53)既然正义就是“中道”,那么,这种正义的达成就只能“通过建构一条各种关系平衡且和谐的‘中间道路’,而这种正义本身是依据该社会的价值观和信仰来限定的,这种社会的价值观和信仰,是一套精心构造的按比例和数量来确定平等的体系。”[9](P5)

  西塞罗也是一个理性正义的主张者。他认为法是最高的理性。从自然法中产生出来,指导应做的事,禁止不应做的事。法是理性在人类理智中稳定或充分地发展的结果。法则是最高的理性。“真正的法律”和“正义”是同义语。在西塞罗看来,正义只有一个,他约束整个人类社会,并且是建立在一个应用于支配和禁止的正当的理性的法的基础之上的。无论人们是否了解那个法,无论何地曾用书面形式记载与否,它都是正义的。正义的起源可以在法中找到,因为法是一种自然的权力,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

  

  (二)奠立于基督教神学教义基础之上的作为“完全超验的合乎逻辑的宗教推断结果”的中世纪“神学正义观”(“超验正义观”)[12](P9)

  

  西方社会发展演进至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神父奥古斯丁等人开始改变自然法原有的理性基础和进步意义,他们用基督教教义取代斯多葛学派的“理性”,使之等同于自然法,享有最高的支配地位。他们认为,教会有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主权,国家只有在维护和平和为教会服务时才足正当的。在整个中世纪,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神学正义论认为,人类正义的本质透过神的正义方能得见(恰如透过一面镜子),而后者乃是只能部分地启示给凡人的神秘之物。因此,世俗的人的国家之上还有神的国家存在,并且统治着世俗的人的国家。世俗国家的政治、伦理、法等的观念就是来自神国的指示,神国的指示又由其代表教会来传达,来自神国的指示就是世俗社会政治、法、伦理和人们行为的正义标准。

  因此,真正的正义应是完全超验的合乎逻辑的宗教推断的结果。这种真正的正义只有虔诚的信徒借助于神的恩典才可能达到,而不可能在世俗共同体(commonweath,无论该共同体是基督教的还是非基督教的)中找到。不难看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柏拉图的思想,但披上了一件宗教的外衣:在哲学的观照中它只是显露些许而不能被看清。

  当欧洲于9世纪至10世纪黑暗年代出现后,欧洲社会有三重需要。第一,需要权力去维护长期动乱之后出现的稳定。第二,根据理性和论证,而不是根据暴力,去建立教会的权威。第三,面对其他宗教思潮的挑战,基督教界必须团结,因此,就需要统一的基督教哲学。然而,现成的哲学资料大部分是希腊罗马人的自然法哲学,照搬这些非宗教的自然法学说,与基督教和教会的权威又不一致。显然,最好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把自然法与上帝的法统一。于是,教会便成了自然法的拥护者。教会的思想权威、中世纪最大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以自然法思想为核心,构造了基督教的社会政治哲学和神学法哲学。他认为,世俗国家(人国)乃神国在人间的再造。虽然能独立存在,但却不能违反神的意志。托马斯·阿奎那依据效力等级将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永恒法代表了上帝的理性、智慧和意志,是支配宇宙万事万物的法,当然也是一切法的渊源。自然法是上帝统治理性动物即人类,指引人类达到至善的理性命令。神法即《圣经》,是对抽象的自然法的具体化和补充。人法是君主制定的法,应当是“社会统治者为共同幸福而发布的真理和命令”,包括市民法和万民法。尽管永恒法最高,但人类不能直接得到它只能通过自然法参与,而人法又不可能没有错误,因此,只有神法才完美无缺,它能使人法得到补充,使人的动机与行动都合于道德的要求。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国家有公正地支配社会生活的合法权力和职能。但是,国家的法(人法)不得违背神法、自然法和永恒法,否则,就是不正义的法;而不正义的法就不再是法,而是对法的破坏。托马斯·阿奎那就是这样通过对法的分类和分级,赋予教会权力和教会法合法的公正的外衣和至上的权力。神法因而成为人类正义与否的标准。

  

  (三)奠立于社会“公意”基础之上的作为人性对秩序理想内在诉求的西方近代“契约正义观”

  

  西方社会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作为社会组织、政治国家制度和人们行为基本准则之理论基础的自然法理论一直是与基督教的教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世纪后期到近代,随着促使欧洲封建社会解体的日渐强大的“市民社会”力量的出现,随着教会的分裂和基督教威信的下降,尤其是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学术兴趣出现了日益世俗化的倾向。与此相适应,自然法的理论也需要新的基础,即不再从神的启示的角度,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去论证自然法的正当性。这一工作是由格老秀斯(Grotius, 1583-1645)最终完成的。

  简单说来,和斯多葛学派一样,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是植根于人的天生的社会倾向中。由于人天生就是合群的,有着过社会生活的强烈要求,也就是要与他的同类过和平的而有秩序的生活。就这个意义而言,保持和平的社会秩序本身就是内在的善,而不能仅仅归结为某种权宜之计。这种对于秩序的维持实际上就构成了法律的根据,这也是法律正当性的根据。自然法理论的意义主要在于,他把一种规范性的要素引入到对于法律和政治问题的讨论,运用公正、公平概念对现行的法律和统治者的统治进行道德上的评价。

  自然法理论是与契约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自然法表达的是一般原则,而契约论表达的则是这些原则实现的方式。契约论是个古老的观念,发源于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哲学。这一学派认为,每个人本质上都是自私的,都只谋求他们自身的利益。但这样一来,人们之间就会发生冲突。为了寻求安全,免于互相伤害,人们就达成默契,既不损害别人也不受别人损害。国家和法律就是以这种方式,作为有利于人们之间的交往的契约而产生的,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共同的安全。近代的思想家们认为,社会和国家是由于契约产生的,而在人们形成契约之前,就是所谓“自然状态”。这种状态既可以用来指单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来指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

  契约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社会公正,社会契约论加上自然权利说是近代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和法治理论的逻辑和历史起点。对社会契约论,近代思想家霍布斯、孟德斯鸠、洛克、卢梭等人的见解在形式上和具体表述上存在着较大差异。霍布斯、卢梭把公正归结为遵守自然法和契约,提出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来建立和平的社会生活秩序;爱尔维修首先是从所有权上来考虑公正问题的,在他看来,财产所有权的公正是最重要的法律和道德原则;拉美特利从来都是把“那些有利于社会的法律的行为”看做是公正的。可见,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公正理论或强调契约,或注重政治,或注重经济,都是以政治法律的公正来研究社会制度的完善的。概括起来,近代思想家们的主张大致如下:(1)人是生而平等的,但在自然状态下却难以维护,唯有通过协议组成社会或国家,才能保障大家的自由和平等。(2)国家产生于社会契约,国家的根本目的和任务应当是保障每个缔约者的人身、财富、尊严等自然权利。 (3)法律是基于每个社会成员的协商而制定的契约,而不是依靠权利强加于人的命令。(4)合法的政府和权力源自契约,政府权力只能在契约预设的范围内行使,未经人民(缔约者)的同意,不得行使强制权力。(5)人是带着自然权利加入社会和国家的,在他们加入社会和国家的时候,让渡了自己的权力,但始终保留收回让渡出去之权力的权力。(6)公民进入社会是为了使自己的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对国家和法律的服从是以取得国家和法律的保护相交换的,如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得不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公民可以收回对国家和法律的承认和服从。(7)作为社会契约的产物,政府是为公众的幸福而存在的,当政府严重损害公众利益时,对它进行革命是正当的。

  契约正义观理论的出现,意味着一种与中世纪神学正义观相对立的新正义理论的诞生。它粉碎了“君权神授”、“法自神意”、“王权至上”等等曾被视为毋庸置疑的观念,用理性启迪了人类,清除了无知、迷信和偏见。

  

  【参考文献】

  [1] [美]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 [德]奥特弗利德·赫费.政治的正义性——法和国家的批判哲学之基础[M].庞学铨,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3] [法]拉法格.思想起源论[M].北京:三联书店,1963.

  [4] [英]罗斑.古希腊思想和科学的起源[M].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5] [英]穆勒.功利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6] [英]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7] [美]凯尔逊.什么是正义[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1(8).

  [8] [德]博登海墨.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9] 苗力田.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0] 北京大学法学系.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11] 北京大学法学系.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12]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M].周勇,等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

本文责编: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44063.html
文章来源:《唐都学刊》2007年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