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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太平天国:传统民变的特殊标本,中西碰撞的旁生枝节

更新时间:2011-09-06 12:33:01
作者: 秦晖 (进入专栏)  

  

  从“太平天国民谣”谈起

  

  太平天国,曾经在我国历史教科书中拥有双重的光环:她既是“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传统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又是“中国近代史上三大革命高潮中最大的一次”。1950年代的小学课本中甚至有这样的“太平天国民谣”:“毛竹笋,两头黄,农民领袖李忠王。地主见了他象见阎王,农民见了他赛过亲娘。黄秧叶子绿油油,忠王是个好领袖。地主见了他两脚抖,农民见了他点点头。农民领袖李秀成,是我伲农民大恩人,杀了土豪和恶霸,领导我伲把田分。”

  如今恐怕只有鬼才相信晚清的中国人会唱出这种充满现代意识形态词汇的“红歌”。事实上,由于李秀成在1960年代被毛泽东钦定成“晚节不忠”是个“叛徒”,这首“红歌”便成了黑歌。文革期间其真正的创作者还被揪出来斗了个不亦乐乎。而有趣的是,上述“民谣”在近年颇为流行的唐浩明小说《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等书中又出现了,可见还真有人把太平天国看成“农民领袖”领导农民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那么个故事了。

  “民谣”自是胡诌,但太平天国对后世的影响确实可观,包括贡献了若干现代词汇。“起义”这个词就是太平天国自称的,天国官书中多有“广西倡义”、“金田起义”的说法,这是我们后来把陈胜吴广以来的造反,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发动的武装革命(武昌起义、南昌起义等)都叫做“起义”的由来。

  但是总的来说,改革以后太平天国的地位是大大地下降了。改革前她是最热门的历史研究课题之一,而改革后,从电子文献库中可以检索1984年至今的4万多篇文科(哲学人文社科各类)博士论文,其中只有一篇以太平天国为题,而以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为题的却有4篇;有12篇以太平天国为关键词之一,而以曾国藩为关键词的却有15篇;49万多篇文科硕士论文中,也只有区区36篇以太平天国为题,以曾国藩为题的却有51篇,56篇以太平天国为关键词之一,而以曾国藩为关键词的有131篇之多。太平天国受到的冷落可想而知。

  尤其是前些年“邪教”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太平天国一度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改革时期对“农民革命”不以为然的思想至此又走向了妖魔化造反者的另一个极端。太平天国被描绘成一场愚昧野蛮罪恶多端的“邪教”运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版、潘旭澜编辑的《太平杂说》收集了35篇文章,几乎都是这种观点。著名太平天国研究专家史式先生则举出五条“邪教”标准,“以这五项标准来衡量,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但是他又说太平天国里还有冯云山这样的好人,所以也不能说除了邪教就没有别的。“太平天国可以称之为一场流产了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

  

  太平天国是一场大规模的传统“民变”

  

  这样我们就陷入了过去对此类事件评价上的两极循环:要么是十恶不赦的“贼匪”,要么是形象伟大的“起义”。其实,历史上对这类事件本有个平实得多的说法:曰“民变”。

  我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大型“民变”始于西周中期的“厉王流彘”,当时周厉王是个暴君,他不但横征暴敛,而且面对民怨沸腾又厉行言论管制,弄得百姓“道路以目”,终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百姓发动“民变”推翻暴君,把他流放到“彘”地,由大贵族周召二公共同执政,史称“共和”。

  但是西周诸侯林立,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周天子就算是暴君也管不了“天下”。所以那场“民变”其实只是首都的一场民众政变。秦以后就不同了,暴君暴政可以危害天下,“民变”席卷天下也就成为可能。

  按我们先人的传统看法,“民变”主要是“官逼民反”。它或是由朝廷滥用民力(如秦末、隋末、元末)、横征加派(如明末)引起。或由朝廷严厉的经济统制(榷茶、博买、海禁、矿禁等)绝民生路而激变。或因官府严厉的户口控制与流民潮发生冲突。包括官府强制迁徙或强制阻迁(封禁、遣返、追逃等)均可激起民变。或由于吏治腐败、法外敲诈而激成民变(常与以上三因素叠加)。当然也应考虑非社会因素,如天灾等。

  不过,民间社会内部的差别,尤其是过去被极度强调的租佃关系下地主与农民(指佃农)的矛盾,在“民变”中并不起什么作用。这倒不是说地主和佃户就没有矛盾,像现在有些人讲的那么“和谐”。实际上,由于我国历史上的民间租佃关系主要是一种经济契约关系,“经济人理性”比较早熟,不像许多国家传统上农民固定地依附于主人,容易形成“温情脉脉的”关系。我国的主佃之间往往讨价还价,发生纠纷的频率比他们高。如果因此闹出治安事件,历史上就叫“佃变”。但是,我们的先人一般都不认为“民变”与“佃变”有什么联系。民变是“官逼民反”,是冲着官府来的。而佃变是民间社会内部的主佃纠纷,官府要么是局外人,要么是调解人。佃变扩大为民变的事历史上几乎没有见过。

  过去我认为即便是现代的共产党革命,土地的因素也并不像以往强调的那么重要。历史上更是如此。近年来我发现这样看的人越来越多,已逐渐成为通常的认识。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体的大项目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对清代就是这样看的。该书认为:在整个清代“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归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续的最大几率。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具体地说,清初尽管“土旷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却丝毫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反过来讲,晚清的土地也并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谓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

  因此研究民变不应过于意识形态化,一概“官是民非”,视民变皆“盗贼”,或“官非民是”,视民变皆“起义”,都过于偏颇。但应该承认,无论孰是孰非,大规模、超大规模民变一再发生,近乎周期性地发生,的确与我国集权制官僚帝国的专制制度下难解的官民矛盾极度相关,而与民间社会内部矛盾之相关度极小。

  宋元之际,“民变”的说法渐多。而在当时的文字中,“民变”是个比较中性的提法。一方面它并非“起义”,作为群体性事件是要被镇压的。但另一方面它又与“盗贼”不同,明代有这样的记载:

  “(彭長宜)除上海知縣,時浙東民變,倡亂川沙,……撫軍發兵擒斬。長宜甫至任,曰:民變非盗賊比,有司治之足矣。况首惡既誅,宜停追攝。事遂定。”

  “民變非盗賊比”是因为在时人看来,“变民”多有不得已的苦衷,而“官逼民反”是最常被提起的缘由。民变乃官民矛盾,非民间贫富矛盾。所谓官府“激变”的说法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如正德四年劉瑾括遼東田,“東人震恐,而義州守又貪横,民變,聚衆劫掠。”嘉靖年间朝廷为防海,强迁海豐、惠來等处人民“居潮陽下澮地,未幾激民變。”万历年间矿监税使横征暴敛,“私擅抽税,罔利病民”,“務朘削焉”,“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税,所至數激民變。”……等等。

  清代同样如此,康熙帝自己就曾下诏说:“……朕若微有量田加赋之意,以致民变,天必罪之。”可见连最高统治者也承认民变是统治者征敛太多引起的。由于当时朝廷的征敛以财产(土地)税为主,各种苛捐杂税法外横征也都是附加在土地税上面的。除了有优免特权的权贵外,平民富户也常被激变:“工部遣主事吕下問至歙追産,……下問專召富家派買,坐累至破家者甚多,激民變。”而民间的贫富冲突,包括主佃冲突,那是不算民变的。雍正帝曾指出:“崇明縣城外兩處鄉間,各有殘廢貧民數人向富户求索,因被喝斥,遂成嚷閙,……(地方官员)混称崇明民變,扬言前往查緝彈壓,竟不慮海外蠻野之民,激出事端。”显然,他认为“貧民向富户求索”是该“喝斥”的,但地方官员“混称崇明民變”则是无事生非、“小事大做”。贫富冲突在他看来与“民变”全然是两回事。

  

  “满汉话题”和“土地革命话题”

  

  太平天国是以反满的汉民族主义为主要号召的宗教性民变,社会诉求除传统的抗粮抗赋外,“土客”冲突也是重要因素。太平天国的代表人物中,洪秀全、冯云山是书生,石达开、韦昌辉是富豪,杨秀清、萧朝贵是穷人,显然并非“阶级兄弟”。但其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客家人(外来移民)。尽管其中不少人来到广西已经不止一代人,但他们仍被视为外来人,犹如今天所谓“盲流”,广西土著社会与官府一直在排斥他们。拜上帝教在这些客籍人们那里成为精神支柱,固然与外来文化和中国固有的传统(如孔孟儒教)冲突有关。但是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开始打、砸的并不是孔庙,而是贵县六乌庙、象州甘王庙、东乡九妖庙等,都是当地土著“地方性崇拜”的场所。可以说,“外来人”的拜上帝教和“本地人”的地方性崇拜的冲突,背后其实就是这些移民与本地土著-官府的冲突。

  而广西以外,太平天国对全国民众的号召,主要是推翻“妖胡”(满洲)复兴“中国”(汉族),金田起义时颁布的《奉天诛妖谕》,进据永安时颁布的《奉天讨胡檄》都以此为主题。太平天国本身不以“反清复明”为诉求,但号召有这种诉求的洪门会党“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要求“从前不知大义,误帮妖胡,自害中国者”觉醒。以后无论是进军天京、北伐西征,还是更晚的挺进苏浙、末期转战,太平军所到之处除了宗教以外宣传的都是这些东西。它们前承明清之际的反满抗清事业,后继辛亥时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构成有清一代造反者的思想主线。包括孙中山等人接受太平天国的影响也都是这些内容。因此像简又文先生等人否认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而承认她是“民族革命”,是很有道理的。

  1950年代后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满汉话题”被回避而“土地革命”话题被极度强调,《天朝田亩制度》成了太平天国最出名的“纲领”。但说实话,与到处张贴的《奉天讨胡檄》之类相比,《天朝田亩制度》几乎可以说是一份“内部文件”,它虽然是“旨准颁行”的天国官书之一,而且至少印过3次,但似乎每次印数都极少,当时就没几个人见过,汗牛充栋的太平天国相关史料中也极少提到它。张德坚编纂的《贼情汇纂》是清朝情报部门收集的太平军资料库,曾成功预言了天京内讧,后来学界公认为情报水平很高。它收录了讫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刊印的全部“旨准颁行诏书总目”19部中的18部,唯独没有《天朝田亩制度》。张德坚说:“惟各处俘获贼书皆成捆束,独无此书,即贼中逃出者亦未见过,其贼中尚未梓行耶?”现在我们知道此书是梓行了的。但数量少到张德坚这个情报专家也没见着,致有此疑问。

  如今人们公认《天朝田亩制度》并未实行。但就算未能实行的理想也应该有宣传号召作用嘛,为何太平天国却秘而不宣?其实读了它的内容就会明白:这个“制度”也许对天朝官员争取立功获得高官厚禄有激励作用,但普通百姓读了是不太可能有好感的。它其实并没有主张“打土豪分田地”,而是规定全国的土地连同其上的农民都是天国的或天王的财产,把全国编制成一个纪律森严的特大型军垦农场,乃至不妨说是劳改农场。农民在严密的军法管制下被各级官员“督之为农”,而全部收获除每家留下“可接新谷”的一点口粮外全部收归国库,以供“功勋等臣世食天禄”。天朝的官员都实行世袭制,为天王打天下者不仅本人荣华富贵,而且子子孙孙都可以不劳而获。可以想见,这样的规定对他们确实有激励作用。但在这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制度下农民能有出头之日吗?反过来官员犯了罪错,重者杀头,次者就是“黜为农”。正如简又文先生所说:罚做农民是天朝“仅亚于死刑”的严惩,农民在这种制度下“地位之卑贱等于罪囚”。无怪乎其只能发给高干阅读,不能用作广泛宣传了。

  当然,《天朝田亩制度》也有诸如“有田同耕,有饭同食”,“处处平均,人人饱暖”之类“平均主义”的提法,其实天朝的一些宗教文献中也都有这类言辞。有人因此认为《天朝田亩制度》应属于宗教作品,与拜上帝教教义有关。其实,诸如“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类的“朴素理想”可以说是古今中外都有的,基督教有,儒家文化中何尝没有?农民中有,贵族中何尝没有?在起兵造反时宣传这种患难与共的精神以激励大家团结奋斗,也会有效果。但把它们都与“农民-土地问题”联系起来,未免太过牵强。

  

  基督教神权国家:太平天国是“邪教”吗?

  

  除了传统民变外,太平天国另一个历史因素就是它体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碰撞”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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