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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俊:哲学家的品质——写在阿兰·蒙特费奥里先生85岁生日之际

更新时间:2011-09-05 10:42:43
作者: 冯俊  

  像我已做的那样混为一谈。我所造成的混淆,远非我曾想提出的任何观点所可辩解的。”当1987年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文版在中国出版时,当时中国能懂罗蒂的人很少,能知道麦金太尔、罗森伯格和阿兰·蒙特费奥里的人更少,并不太懂得他们之间论战的意义。

  阿兰·蒙特费奥里和麦金泰尔是牛津的同学,而且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一直保持着学术联系,共同著述。在1966年他和贝尔纳·威廉姆斯合著的《英国分析哲学》中就收录了麦金泰尔的论文,在阿兰主编的《中立和不偏不倚:大学和政治担当》,《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等论文集中都有麦金泰尔贡献的文章。

  迈克尔·桑德尔是哈佛大学教授,因为讲关于“正义”的课程而闻名于世,他从1980年开始讲授“正义”和“道德和政治哲学导论”至今,哈佛大学已经有近15000人选过他的课,今天在中国的许多网站上都可以看到桑德尔的讲课录像,中国大学哲学系里许多学生都选择桑德尔做他们博士或硕士论文的题目。桑德尔是阿兰·蒙特费奥里的学生,甚至可以说阿兰改变了桑德尔的人生道路。桑德尔回忆道,他对于政治哲学和正义问题的关注起源于1970年代中期他去西班牙南部的一次旅行,那时他在牛津大学做罗德学者读博士的第一个学期末,他到牛津本想学习经济学,特别是对福利经济学感兴趣,他和一位经济学家去西班牙,想一起写论文。而阿兰·蒙特费奥里是桑德尔在牛津的指导教师之一,阿兰建议他带一些书到西班牙去看,桑德尔最后按他的要求带了四本书去西班牙,那就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和汉娜·阿伦特的《人的状况》。桑德尔本想白天看书,晚上和经济学的朋友一起写论文,可正是他这些天的阅读改变了他的学术方向,他写经济学论文的计划被放弃了,从此走上了研究和教授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道路。

  阿兰和法国哲学家们保持密切的关系和经常性的哲学对话。前面提到的他主编的《今日法国哲学》就是和法国一流的哲学家的对话,其中包含着语境和话语体系的转换,让法国哲学家们面对英语世界的读者谈谈他们哲学所研究的问题和思考哲学问题的路径。而1992年2月13日阿兰把德里达请到牛津的Amnesty Lecture来讨论主体的解构和人权的涵义,这次访谈以一个39分钟的录像片在英国Channel Four电视台播出,我相信这一对话极大地促进了德里达哲学在英国的传播并提高了德里达在社会大众中的知名度。

  蒙特费奥里与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是同学,当泰勒拿到罗德奖学金到牛津的贝利奥学院读PPE(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时,估计他们是同学,泰勒接下来继续留在Balliol跟随伊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读研究生时他们还是同在一个学院,后来泰勒留在牛津任教,教授社会政治哲学,他们是同事。所以后来,蒙特费奥里和泰勒一起编写了很多书,例如在1966年蒙特费奥里和威廉姆斯合编的《英国分析哲学》(劳特利奇出版公司,1966)一书中,他写了“马克思主义和经验主义”一章;在蒙特费奥里主编的《中立与不偏不倚》一书中写了“大学的中立性”一文;在1980年伽比斯·柯田《元批判:于尔根·哈贝马斯的哲学论证一书》(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0)蒙特费奥里和泰勒同时为该书作序“从分析的观点看”。

  牛津大学的学术体制让人很不好理解,我们一直不懂为什么阿兰·蒙特费奥里不是教授,人们一直称他为阿兰·蒙特费奥里先生,可我在过去的17年中先后与许多牛津大学的名流们交谈时,例如当我和牛津大学贝尔纳·威廉姆斯教授,Balliol学院的原院长、英国科学院原院长、国家图书馆原馆长安东尼·肯尼先生,牛津大学原校长诺斯(North)先生,原校长鲁卡斯(Lucas)先生,现任名誉校长彭定康先生等交谈时,每当我提到阿兰·蒙特费奥里先生,他们都带着崇敬和友好之情。

  我自1995年春离开牛津之后两次回牛津。一次是2002年春我作为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带领我分管的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负责人去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等出版社、杂志社访问取经,学习他们的出版、管理和营销的经验。一次是2006年我作为人民大学分管本科教学的副校长参加教育部教学评估中心的代表团,为了迎接本科教学评估,去英国高等教育评估机构学习大学评估经验。这两次我都抽时间去阿兰·蒙特费奥里家中看他,和他谈中国哲学界的情况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情况。

  遗憾的是,在我回国后的16年间,阿兰只来过中国一次。2001年他和凯瑟琳来中国参加由尼克·布宁和中国的同事们组织的第一届北京政治哲学国际研讨会,而我当时出国了,没有见到他。最令我惭愧的是,我在人民大学做过4年的国际交流处长,三年的哲学院院长,七年半的副校长分管国际交流和教学,竟然没请他来讲过一次学,我邀请过他,他也答应过等他身体好要再来中国,但可能是我推动不力,没有让他下定决心。现在我调离大学了,工作性质有变化,但是仍然还是想请他携夫人再次来中国讲学,让我践行诺言,同时也让我再次领略哲人风采,学习哲人的品质。

  

  冯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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