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藤大介：日本《周刊现代》前副主编讲谈社（北京）文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自8月5日，国际评级机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把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顶级的AAA级下调至AA+级之后，中国的各家媒体开始争相邀请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今后应该采取的对策”发表各自独特的观点。
近两周之内，我通过媒体听到的中国专家阐述的观点不下100个，对此我不禁心生感慨。在这100多个观点之中，最令我感到信服的，是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提出的“美元崩盘论”这一观点。王秘书长认为：对于此次危机，美国最终能够采取的措施只有两种，或“印钞”或“量化宽松”。但是不论美国采取何种措施都只是饮鸩止渴——美元霸权终将面临崩盘的命运。同时，值此经济“二次探底”即将来临之际，中国已无余力帮助美国摆脱困境，而是应该尽快考虑如何进行自我防卫。
本文并不想点评经济专家们的观点。我想阐述的只是，在如此众多头脑清晰的专家之中，为什么没有人提议“与日本共同携手摆脱亚洲的困局”呢？
说到这次美国国债危机，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受害国是中国，第二受害国便是日本。因为中国与日本是世界上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两大债权国——截至今年5月，中国有持美国国债1.16兆美元，日本持有美国国债9124亿美元。中日两国所持的美国国债之和实际上达到了美国向海外兜售的国债总数的三分之二。美国对两国欠下的债务分别与两国一年的国家财政预算持平，一旦美国缩减两成国债，那就意味着两国的财政预算将有两成化为泡影。但是如果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和世界第三大经济大国的日本能够达到口径一致，那么即使是“山姆大叔”，恐怕也不能再“顾左右而言他”了。所以此时，中日两国应该同声协力地提醒美国：“别和我们开玩笑了！”
先说日本对美国的“反抗史”吧。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作为美国“半附属国”的日本对美国发生的正面反抗仅有四次。第一次是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其结果是招致美国的记恨，田中首相被迫下台；第二次是在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之际，日本财务产业省“贸然”提出“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构想。其结果如后所述，被美国破坏；第三次是2002年小泉纯一郎首相力图实现日本与朝鲜的邦交正常化。这次的努力也因美国的阻挠而成为泡影。受到美国惩戒的小泉首相自此之后就化身成了“美国代言人”。最后一次是2009年鸠山由纪夫首相发表构建“亚洲共通货币”的构想，其结果同样是招致美国的记恨，最终导致政权倒台。
在以上的“反抗史”中，第二次和第四次“反抗”与这次的美国国债危机不无关系，在此略加详述。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亚洲各国对于“美元依存型经济”的顾虑日趋加重。当时，策划“在金融方面脱离美国”长达两年之久的日本财务产业省一鼓作气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洲版）的构想，并为此游说各国。如果一旦成功，财务省“将日元作为亚洲基准货币”的夙愿应该能够实现。实际上，“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虽然受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但是的确得到了以“东盟”为首的诸多国家、地区的赞同与支持。
同年9月，在中国香港召开的亚洲10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谈成为日美的“决战战场”。会谈的焦点集中在中国这个实力迅速提升的亚洲大家是否赞成“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上面。但是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中国接受了美国的说服，选择保持沉默。由于缺少了中国的支持，AMF构想功亏一篑。
12年后的2009年9月，曾公开表示“自去年起，源自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证明，在亚洲继续维持‘美元基准货币体制’十分危险”的鸠山由纪夫出任日本首相。作为新政公约的核心内容，鸠山首相积极倡导“亚洲共通货币构想”。在同年10月与胡锦涛主席的首脑会谈以及同年12月与习近平副主席的首脑会谈中，鸠山首相阐明了该构想，并得到了中方的大致认同。
然而，步入2010年之后，鸠山政权遭到了美国方面的强势反击。对于美国来说，那些持有威胁到美元霸权地位的不安分思想的人，必须请他离场。同年5月31日，鸠山首相与温家宝总理举行会谈后，马上于6月1日汇总了“亚洲共通货币构想”的具体方案。然而就在第二天，拼尽全力的鸠山首相被迫辞职。“亚洲共通货币构想”再次葬送于美国之手。
如今需要面对的是美国国债危机了。说真心话，这次日本希望由中国提出“亚洲共通货币构想”。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五点：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美国国债持有国；第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三，作为美国的“半附属国”，日本畏惧美国；第四，刚刚遭受3月的东日本大地震袭击的日本，已经无暇顾及亚洲事务；第五，当下的菅直人政权，陷入政权内部的大混乱之中，很可能8月底下台。
回顾历史，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这次的危机是亚洲国家因美元而蒙受的“第三次灾难”，同时也可以说这是让我们从美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第三次机会”。如果这次我们还是没能“脱离美元、实现独立”，那么结果就会像前文中王建秘书长所预测的那样，中国和日本都会被“美元危机的海啸”所吞没。
1997年，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尚弱，没有进入“美元经济圈”，所以幸免于难。2008年的时候，凭借着“4万亿元紧急财政支出”，中国勉强挺过难关。然而如今的中国，已经没有了2008年那样的余力。今年7月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上升到6.5%，如果美国实施第三次量化宽松（QE3），中国有可能面临高通货膨胀（前文中王建秘书长预测，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将实施五次量化宽松）。如是，即使中国的CPI持续增长到10%，也将于事无补。
以中日两国为核心设立亚洲共通货币的最大优势在于：无论今后如何混乱，亚洲国家都可以独自应对，而不必遭受美国金融政策的冲击和影响。除此之外，今后必将更为繁盛的亚洲区域内贸易也可以在“无美元汇兑风险”的条件下顺利进行，也是其巨大优势。
作为一个在北京从事中日两国商务贸易的日本人，我时时刻刻切实地感受着美元汇兑中的巨大风险。比如，从日本向中国出口货物，中国企业在中国的银行以人民币的形式汇付货款之后，日本企业可以在日本的银行以日元的形式收取货款。但是一旦在中国的银行将人民币换成美元汇付，然后日本的银行将美元再次汇兑成日元。也就是说，在中国和日本，将增加两重汇兑风险。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年贸易额达到3000亿美元，这样的不便和风险不应该存在。
实际上，亚洲共通货币的实现主要需要经历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实现区域内的无关税化。中国已经在2010年1月与东盟启动了FTA（自由贸易协定），并且中国已同意明年在中国即将召开的中日韩首脑会议上，就三国间的FTA问题进行探讨。料想三国的FTA应该可以在2015年得以实现。
第二个过程是实现人力、物力、资金和服务方面的自由化（实现统一市场）。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解除中国公民的签证障碍、中国允许日本商品与日本服务的自由化是两大要点。如果FTA得以实现，那么统一市场的实现也是很有希望的。
第三个过程，就是共通货币的实现。
亚洲共通货币的实现过程可以参照欧元诞生之前EU（欧洲联盟）的做法。1952年，作为欧洲两大强国的德国与法国开始了在煤炭钢铁产业方面实现联合生产管理，EU的诞生也从此拉开序幕。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成立。11年后的1968年，废除了区域内关税；在24年后的1992年完成了统一大市场的构想；并且在10年后的2002年，欧元正式流通——三个过程的实现整整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在实现欧元流通的整个过程中，美国可以说是欧洲联盟最大的障碍。为了解决这个大问题，欧洲联盟采取了经济与军事分离的做法，在军事上与之共同成立了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顺利跨越了美国的阻碍。
回头看亚洲，作为亚洲两大强国的中国与日本也可以开始设定“亚洲共通货币”这一目标。21世纪有着上个世纪不可比拟的社会进步速度，一旦中日两国设定了这一目标，其发展过程一定会比上世纪欧盟的实现迅速得多。
此外，现在亚洲开发银行（ADB）的黑田东彦总裁在1997年曾是构建日本财务产业省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核心人物。这对中日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中国与日本应该可以很好地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这一优势。
作为近年的国家目标，中国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这一宏大构想。然而，实现这条路最大的捷径就是与作为邻国的日本联盟。日本有着近150年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经验（包括成果和失败的经验），并且拥有世界第一的高端技术。另一方面，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及丰富的资金力量，并且有着他国无可比拟的人才资源。如果两国共同设定“共通货币”这一目标，互通有无，那么，相信中日两国一定可以成功走出美国国债危机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