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在中国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直至今天，在网络上、报刊、杂志上，在日常的讨论中屡屡涉及信访的话题。既有利益、权利受损的信访者，让人心忧，让人伤怀；也有一些粗暴、蛮横的政府，暴力阻止上访者，“黑监狱”、“安元鼎”、“学习班”层出不穷，让人感叹、让人愤怒。

但为什么让人如此感叹、伤怀、心忧、愤怒的信访却如此受“欢迎”？无数的上访者依旧前赴后继，“一上到底”，誓不罢休，既然上访如此恶毒，为什么还要去？

而对于官员和政府，既然上访如此可恨，要拦、阻、截，要诸多的维稳经费、安全经费，那为什么不取消上访，何必花那么多苦心思，让自己烦恼？难道他们真的都“爱”信访，一种不需要理由的“爱”？

对于上访者来说，“爱”信访，坚持不懈为哪般？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现存的司法体制和行政体制难以解决公众是问题，公众反而对信访产生期待；另一方面，在于上访者对上级，特别是对中央的信任，对上级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产生期待，以及传统观念残存之下形成的“上访文化”在起作用。

社科院在2004年的调查显示，在上访中实际上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2‰。有90.5％的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法学学者梁治平的研究也指出，信访者以“伸冤”和“为民做主”的传统文化所编织的关于“正义”的意义世界里，要求公道不是主张权利，而是针对抑恶扬善，基于社会性关系的责任，秩序等。

因此，有很多的上访者“爱”信访是处于对中央的信任，以及传统观念中的“申冤”意识，试图找到“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以为只要到了中央就能够找到清明的大官帮助解决问题，惩罚地方的贪官污吏。而事实上现实显然不能如有如此想法的上访者的愿，这也是上访者的盲目、无知、臣民意识未脱的表现。

而对于政府来说，政府“爱”信访，也有政府自身的逻辑。上访者信访本身是对现存体制的认可，这种被裴宜理称之为“规则意识”的东西不是挑战，而是在强化已有的宪法、规则体系。因此，信访本身有利于政权的稳定，

从很多调查来看，中国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较高，而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又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这些调查看似荒诞，实则表明，现实中很多人对中央的信任度。这也让很多的上访者相信中央是清明的，希望能够通过上访给地方政府施压。

但为何信访者不通过司法途径反映问题，国家不通过司法解决问题呢？其关键在于难以实现的司法独立和法治。而法治难以实施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政党国家体系，政党居于体制的中心地位，对体制内外的其他部分有决定性作用。因此，以政党为核心的政党国家的地位必然会限制法治的作用，司法本身难以独立。司法独立本身就是对政党国家体制的挑战，而目前来看中国的列宁主义政党国家体制依旧强势，整个体系并未有太多的松动，所以在目前条件下司法独立本身难以实现。

因此，在司法独立和法治难以实现的情况下，通过信访体系来实现党国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反而成为一种“更佳”可能。这使得上访者对信访抱有希望，使得政府也将信访作为一个收集民众诉求，反映民众问题，疏导民众情绪的一个通道，一个维护稳定的方式。因此，上访者和政府都有“爱”信访的自身逻辑在其中。

但是很多信访的反对者，认为信访本身是破坏司法、不尊重法治的表现，而且对信访的处理、压制造成了更大的不稳定，诸如“黑监狱”、“安元鼎”、“学习班”等的出现，以及地方政府截访、控制上访人、强制上访人学习等处置上访者的方式，造成上访者更大的痛苦和悲剧，本身可能造就更大的不稳定和灾难，只有废除信访制度和加强法治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但从现实的逻辑来看，是先没有法治和司法独立，后才有更多的信访；先有信访的带来的体制和政权的稳定，后有中央解决不了过多的上访，推给地方，地方升格信访工作的重要性，使得地方阻止和压制上访者的上访。

因此，从这个逻辑来看，并不是上访本身对政权、体制造成不稳定，而是后续对上访的处理导致上访渠道受阻而造成可能的不稳定。所以，政府的逻辑就会认为，只需要修正了后续对上访的处理办法，而不需要废除上访本身就可以解决问题。因为，上访本身就是对现存政权和体制的认可，而有利于稳定，这或许就是现今很多政府对待上访的逻辑。

而从现实中政府的行为来看，国家也是继续贯彻信访的逻辑，而不是废除信访。一方面国家在不断地肯定信访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在不断地在强调要加强和完善信访机制。在2005年全面修订和颁布《信访条例》后，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2008年，中央纪委出台了《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局联合出台了《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2009年，中办、国办转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的意见》和《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可见国家在不断推动和完善信访的制度化，而并没有要废除信访制度的意图。

最近，在广州进行的千人大接访也是政府在继续重视信访的很好的例子。当天广州全市各级领导干部1107人，12个区(县级市)和19个市直有关部门“一把手”悉数出动，7位刚履新的“区官”也在接访中亮相，共接待群众来访3275批7522人次（南方都市报，2011 -08-12），这俨然成为一些人眼中的亮丽的政绩风景线，成为政府亲民、爱民、着力解决民众诉求的一次良好的“演出”。

同时从近几年来，发展地如火如荼的“网络问政”来看，其核心的要素依旧是领导干部电子信箱，诸如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等领导信箱，其模式依旧是信访模式，只不过是与传统的信访的不同形式而已。广东省还宣布将在2011年9月正式开通建成网上信访、手机信访、电话信访三位一体的“网上信访大厅”。可见，从政府的逻辑来看，一些政府并没有要废弃信访的意思，反而是要大力加强信访。

因此，从上访者和政府的双重逻辑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两者都“爱”信访，“爱”的是在目前在法治难以实施的情况下的信访，只是两者的“爱”信访的逻辑和出发点不一样罢了。而这些恰恰是反映了目前信访状况的真实逻辑和现实状况，这或许也是上访者和政府都是在一定程度上“理性”选择的结果。

因此，在面对上访者和政府的现实逻辑时，大力批判和鞭笞信访固然可贵，但是在偏离现实的情况下去谈问题，也不是上策。

或许在理念、规范上批驳信访、鼓励推行司法独立和法治的时候，可以选择一种比较现实、更加渐进的路径去改变现状。

在今天是否承认信访本身的作用，去完善信访体制，比如电子信访、网络问政，让他们变得更加有效，减少公众对信访的盲目信任，减少信访的成本。让信访本身成为一个或许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工具，是可以讨论的。

而至于更大的法治目标的推进，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公民能力的培育，则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实现，也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地推进，而这将是一个非常长远的目标，不是一日之功，不能一蹴而就，也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