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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自由主义

更新时间:2004-10-13 16:20:27
作者: F.A.哈耶克著   邓正来译  
在《英格兰的历史》(1754-62年)一书中,他还以法治的逐步出现为分析工具,对英格兰的历史进行了解释。正是这部著作使得法治概念远播英伦之外。亚当 斯密的决定性贡献在于他对自发秩序的论述,他指出,如果个人受到法治的适当约束,这种秩序就会自发产生。他的《国富论》也许比任何其他著作都更多地体现了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的开端。它使人们理解了对于政府权力的种种限制原本来自对于所有专制权力的极端不信任,而正是这种种限制促成了英国的经济繁荣。   

  

   然而,对法国大革命的敌视态度,加上对英国国内的革命崇拜者们的不信任,很快就将英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开端打断了。这些革命崇拜者力图将大陆的或者说建设性的自由主义观念引入国内。埃蒙德 伯克,早先曾经以其对辉格原则的精彩论述来为美洲移民们声辩,如今起而强烈地反对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他的著作标志着英国早期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束。

  

   只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以老辉格党人和亚当 斯密的原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发展才得以恢复。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思想在知识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是由一群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们的信徒所引导的,他们聚集在《爱丁堡评论》周围,大多数是继承了亚当 斯密传统的经济学家;同时,历史学家T B麦考雷(Macaulay)将纯粹的辉格主义以一种广泛影响了欧洲大陆思想的方式重新加以表述,他为19世纪所做的,正是休谟为18世纪曾经作过的事情。然而,与此同时,一场以Benthamite的“哲学激进派”为首的激进运动也在迅速地平行发展。这一运动更多地遵循欧洲大陆传统而不是英国传统。最终,作为两种传统融合的结果,19世纪30年代,新的政党开始出现。大约1842年,自由党终于亮相了。在19世纪剩下的时间里,这个政党一直是欧洲自由主义运动最重要的代表者。   

  

   不过,很久以前,另一项决定性的贡献就已经由美国人作出了。在一部成文宪法中,前英国移民们就那些他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精髓,即旨在限制政府权力的英国式自由传统,以及──特别是──《权利法案》中对基本自由的论述,进行了透彻地说明。而正是这些东西在欧洲提供了一种深刻影响自由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模式。尽管在美国从没有发展出一种鲜明的自由主义运动,而这正是因为美国人民觉得他们已经在政治制度中体现了对自由的捍卫,对欧洲人来说,美国已经变成了一块自由的梦想之地和激发政治报负的榜样──正如英国的政治制度在18世纪所做的那样。

  

   4、 大陆自由主义的发展

  

   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激进观点,早已被杜尔热(Turgot)、孔多塞(Condorcet)和阿比 西耶士等人用于政治问题的分析,这种形式的激进观点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很大程度上支配了法国和欧洲大陆临近国家内的进步观念。但是明显的自由主义运动只有到了复辟时期才出现,这一运动在七月王朝(1830-1848)时期达到了高潮,但此后仅仅局限在一小群精英分子中间,而且思想庞杂。本杰明 贡斯当作出了一项重要的尝试,他将自己所理解的英国传统加以系统化并使之适应大陆的情况。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F P G基佐领导下的一群所谓“教条主义者”不断将这种尝试推向前进。他们的目标,即所谓的“保证主义”(quarantism)本质上是一种在宪法上对政府进行限制的原则,这种宪法原则在19世纪上半期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运动中占据了 最重要的内容,而新成立的国家比利时的1831年宪法就是体现这种原则的一个重要范例。这一传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英国,同样也为阿历克斯 德 托克维尔──他也许是法国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所拥有。

  

   然而,在欧洲大陆流行的自由主义同英国类型相比,在特点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它从一开始就着重强调思想方面的自由,这使它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教士、反宗教和普遍性的反传统主义态度。不仅仅在法国,在其他的欧洲罗马天主教地区也是一样,自由主义同罗马教会连绵不断的冲突确实成了它的一大特点,以至于对许多人来说,这才是自由主义的本来面目。尤其是19世纪下半期,教会发起了一场反抗“现代主义”的斗争、继而反对大多数自由主义改革的要求以后,人们更是这样看。

  

   在19世纪上半期,直到1848年革命,法国以及大部分西欧、中欧其他地区的自由主义运动同英国的自由主义运动相比,已经同民主运动有着紧密得多的联盟关系。在19世纪下半期,自由主义的特色确实很大程度上是由民主运动和新生的社会主义运动表现出来的。除了19世纪中期很短的一端时间里,争取自由贸易的运动曾将自由主义阵营短暂团结起来外,自由主义不再在法国的政治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848年后,法国思想家也未对自由主义原则作出任何新的贡献。

  

   在德国,自由主义运动扮演了稍微重要一点的角色,在19世纪的前七十五年里,自由主义确实有了显著的发展。尽管德国自由主义受到来自英国和法国的观念的极大影响,但这些观念被三位最伟大也是最早的德国自由主义者所吸收转化,他们是哲学家伊曼努尔 康德、学者兼政治家威廉 冯 洪堡和诗人弗里德里希 席勒。康德提出了一种在方法上与大卫 休谟类似的理论,着重强调作为保护个人自由的法的概念和法治的概念(在德语中,被表述为Rechtsstaat);洪堡在一本早期的著作《政府的形式和作用》(1792年)中,提出了一幅完全以法和秩序的保持为宗旨的国家图景。这本书当时只有一小部分被出版,当1854年它最终得以出版(并被译成英语)时,其不仅仅在德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对若干像英格兰的J S密尔和法国的E拉波拉耶(Laboulaye)这样的思想家产生了影响。最后,诗人席勒使得整个德国受过教育的公众熟悉了个人主义的理想,这方面恐怕没人比他作得更好。

  

   在弗里尔 冯 斯坦(Freiherr vom Stein )改革时期,一种趋向自由主义的政策萌芽曾经出现,但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它为一段反动时期所代替。只有到了19世纪30年代,一场普遍的自由主义运动才开始发展。然而,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同以国家统一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意大利也是这样。通常,德国的自由主义主要是一种宪政主义运动。在北部,英国模式的指导作用大些,而在南德,法国模式更有影响力。这主要表现在对待限制政府自由行动权力这一问题的不同态度上,在北部,产生了一种相对严格的法治概念(或着说Rethtsstaat);而在南部,分权原则的法国式表述(强调行政机关相对于普遍法庭的独立性)|则具有更大的指导作用。不过,在南德,尤其是巴登和符腾堡,一个更加活跃的自由主义理论团体不断发展,他们聚集在C罗托克(Rotteck)和C T威尔克尔(Welcker)的Staatslexicon周围。这一团体在1848年革命前的时期里成为德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核心。1848年革命的失败带来了另一个短暂的反动时期。但到了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似乎进入了一个向自由主义秩序快速前进的时代,德国也不例外。在此期间,旨在明确地建立“法治”的宪政和立法改革也近完成。19世纪70年代中期也许必须被看作是自由主义运动在欧洲获得最大影响力和向东方扩展范围最广的时期。而到了1878年,随着德国转向保守和大约与此同时俾斯麦创制的新社会政策的出台,反向的运动开始了。自由主义政党在繁荣了不到12年后,迅速衰落了。

  

   在德国和意大利,当自由主义运动失去了同民族统一运动的联盟,当成功的统一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新国家的强化,而且当一场劳工运动的兴起剥夺了自由主义“先进”政党的地位─直到那以前,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活跃分子一直是支持自由主义的──时,自由主义运动的衰落便到来了。

  

   5、 古典英国自由主义

  

   在19世纪 的大部分时间里,似乎最接近于实现自由主义原则的欧洲国家要算是英国了。在那里,大多数自由主义原则不仅仅被强有力的自由党所采纳,而且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即使保守主义者也经常成为实现自由主义改革目标的工具。在取得若干巨大成就以后,英国得以作为一种自由主义秩序的代表性范例出现在欧洲其他国家面前。这些成就是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令、1832年的改革法案和1846年保守党人罗伯特 皮尔(Robert Peel)爵士对谷物法的废除。既然当时自由主义关于国内政策的主要要求都已经被满足,确立自由贸易便成了鼓动的目标。这场由1820年商人请愿所引起的,在1838年至1846年间由反谷物法联盟所从事的运动,主要是由一群受理查德 考伯特和约翰 伯莱特领导的激进分子所推动。与亚当 斯密和追随他的经济学家所本来要求的自由主义原则相比,他们持一种多少更为极端的“放任”立场。他们所信奉的自由贸易立场同一种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干涉主义、反对军国主义的态度和一种对任何政府权力扩张的厌恶相联系。他们将公共开支的增长主要归因于对海外事务的无谓干预。他们直接反对中央政府权力的扩张,而将大部分改进的希望寄予地方政府或是志愿组织的自治努力。“和平、节省、改革”成了这一时期自由主义者的口号。在这里,“改革”更多地指废除旧的陋习和特权,而不是指民主的扩展。只有当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案生效时,这场运动才同民主产生更紧密的联系。

  

   随着1860年同法国签定的考伯特条约,这一运动达到了高潮。这一商业条约导致了自由贸易在英国的实现和对自由贸易将很快普遍流行的广泛期望。与此同时,W.E.格雷斯顿作为自由主义的领导人在英国政坛开始崭露头角─先是作财政大臣,后来成为了自由党首相。他重视外交政策、并有约翰 伯莱德作为政治伙伴,尤其在1865年帕麦斯顿去世后,他已经被人们广泛地视为自由主义原则活生生的化身了。随着他的崛起,英国自由主义同强烈的道德和宗教观点的古老联系也恢复了。   

  

   在19世纪下半期的知识领域中,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经历着深刻的争论。从哲学家赫伯特 斯宾塞对一种个人主义袖珍国极端推崇的观点中(与W冯 洪堡的观点相似),我们可以找到有效的解释。但约翰 斯图亚特 密尔在他那值得纪念的名著《论自由》(1859)中,更多地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思想的专制而不是政府的行为,而且他在其它一些著作中对公平分配的推崇和对社会主义精神的普遍同情态度,预示着一大部分知识分子向温和社会主义的逐渐转变。这一趋势因受哲学家T H格林的影响而显著加强了,格林反对在较早的自由主义者们中间流行的关于自由的消极概念,转而强调国家的积极功能。   

  

尽管19世纪的最后十五年里,自由主义阵营中已经有许多对自由主义原则的内部批评,尽管自由党在新兴的劳工运动面前开始失去了支持,英国主流的自由主义观念仍然很好地延续到了20世纪,而且成功地击退了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要求的回潮,虽然自由党并不能避免干涉主义和帝国主义成分的逐步渗透。也许H 坎贝尔 巴纳曼政府(1905-1908)应该被看作是最后一届老式的自由主义政府,因为他的继任者H H 阿斯昆斯(Asquith)着手进行了社会政策上的新实验,而这些新的政策是否符合旧的自由主义原则,颇令人怀疑。不过,总体上可以说,英国的自由主义政策时期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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