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新儒家三圣”之中，马一浮先生的教育实践最值得今日书院研究与实践者关注。熊十力先生一生讲学，不曾办学；梁漱溟先生钟情于教育，不过他办学以中学为主，勉仁书院主要是依托勉仁中学而存在的私人学术圈子。马一浮则在抗战的炮火中倾全力创办了可以说是当时最正规的宋明式书院——复性书院。复性书院的创办是马一浮一生中的名山事业，寄托着他全部的教育理想和作为一个儒学宗师的救世悲愿。复性书院短暂的办学历史给后人留下极其宝贵的经验，而它艰难多舛的命运，也让人不胜欷歔感叹。
一、“飞书乞米”与“自由讲论”
学问深湛但一直隐居不出的马一浮，对学术自由有着异乎寻常的体认和执着。他深知学术的基础是独立思想，书院存在的前提是“自由讲论”，办学不能受行政权力的制约和世俗功利的干扰。在浙江大学讲授国学之时，马一浮就反复申说此意，提出“本课程不在学校科目系统之内；须到门请业；公开演讲似属无益云云”，并请学校称其为“国学大师”。后来条件虽有所松动，但马一浮在浙大讲学时，还是保持了“自由讲论”的风格，超然于当时学校体制之外。
创办复性书院之前，马一浮最担心的，就是书院能否独立于现行教育体制和政治之外，以保证“自由讲论”。但办书院与在大学讲学在难度上不可同日而语，书院虽是传道之地，但毕竟还是世俗的存在。书院能否超越现实政治，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对马一浮是巨大的挑战。以马一浮在当时的崇高德望，政府不会多加干涉（从后来的情况看也是如此，从最高领袖到教育官员，对马一浮及复性书院还是相当尊重的），但经济独立就不容易了。马一浮“最初的设想是暂由倡议人筹集，正式成立后再设立基金会，基金来源主要由个人志愿捐输，略如佛寺丛林及基督教会之制，不由政府支给。”因为如果由政府每月补助经费，就会使书院成为像大学一样的政府附属机构，失去独立性。后来马一浮同意了教育部的资助，但希望政府在开办基金上达到一定规模，最好“一次性补助五六十万元，则可为永久之计”，以后再每月“量予资助”，以减少书院成立后对政府的依赖。但最后结果是“除蒋介石拨专款三万元作为建设基金外，并由教育部和四川省政府每年给予定额补助”。这样，在经费来源上，复性书院与一般大学研究院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马一浮的愿望其实是落空了的。复性书院日后的艰难困顿恐怕从这里就已经注定了。有人曾批评马一浮远离社会，不知变通，看来并不符实，马一浮的妥协已经很大了，做出这样的退让，对信守儒家师道观念的马一浮而言，已经殊为不易。
宋明时期的书院，多由大儒在地方举办，这些大儒往往同时身为地方官，如朱熹、王守仁等，做官一处就办一处书院，兴学为其分内之事。身为地方长官的大儒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学术影响力，通过政府拨款和号召贤明乡绅捐助等方式筹集经费，创建书院并使之能够延续。书院影响大了，中央政府可能也会嘉奖资助。宋元明清时期的书院所以能大量存在，与这种“官师一体”的背景是分不开的。此外，也有地方官倡议兴学，另延聘宿儒主持讲学的。马一浮一介布衣，不可能利用职权办学，只能依靠政府（地方或中央），这样政府的诚意就相当关键了。
马一浮深知政府的诚意是书院能否长期存在的关键，虽有传道救世的悲愿，但对办学，从一开始就喜忧参半。如果政府真的如他所想，一次性投入较大规模的基金，使书院能够独立运作，那是再好不过的。然而事实上政府虽有倡议之举，却并没有十足的诚意，书院最终还是摆脱不了依附政府的局面，甚至经费亦不能按时下拨，种种不快，在书院办学过程中屡屡出现，令马一浮烦闷不已。马一浮长期隐居，箪食瓢饮攻苦食淡的生活他早已习以为常，但作为书院的主持者就不一样了，必须为师生的一日三餐谋划。对于催拨经费，马一浮至感痛苦：
“匪特基金久悬，即十月份经费亦未拨。平生厌言阿堵，今为大众粥饭，乃不能不形之简札。日日飞书乞米，犹充耳不闻，每自憎其近鄙。”
“每次作书，下笔便及此事，非特公等倦于听览，在山野之性向不喜言阿堵，亦自厌其饶舌。然为书院计，无可避免。”
对于马一浮这样以宾师自居、视师道如生命的人来说，陷入这种屈辱之境，心中的痛苦实难以言喻。这种窘境之中，“自由讲论”实为一种奢望。故书院开讲不外，马一浮即有“辍讲”之意。此外，政府对书院也没有做到完全以宾师之礼相待，1941年底，教育部要求书院填报讲学人员履历及所用教材备核，马一浮十分愤慨，即致书教育部长陈立夫以辞职相威胁。可以说，马一浮在复性书院之讲学之所以如昙花一现，与政府仅慕马一浮之名望而不能真正尊师重道大有关系。在马一浮心中，师道尊严凛不可犯，正如《礼记•学记》所说：“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大学之礼，虽召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如果师者得不到真正的尊重，人们也就没有重道之心，教育即无从谈起。然而，现代社会，师道观念已经极为淡薄，马一浮所向往的古代高僧大德“安坐受供养，然其法施无穷，饶益众生”的从容之境已如海市蜃楼不可复现。
二、“立乎其大”与“同于寺僧”
马一浮虽长期隐居，“自比方外”，但“避世心犹在”，从不曾真正忘怀现实，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的儒者必是“视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论语》中那些讥嘲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隐士，不过是自小而已。在中国有可能被外族亡国灭种的年代，马一浮念兹在兹的，是“思如何绵此圣学一线之传”，“思籍此略聚少数学子，导以经术，使反求诸义理，冀续先儒之坠续于垂绝之交”。他甚至考虑到，如果日本果真灭亡了中国，日本人绝不会像满清那样还允许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大儒居家讲学，自己只能“羁旅域外，如昔之马克思，今之爱因斯坦”，也要“说明此理，公之于世，庶几有明眼人，可以留下几许种子。”
正因为有这种深心大愿，故马一浮在书院的培养目标上立意甚高。他希望来学者是为求道而来的“真切为学之士”，“必须真为道器，方堪负荷”，而非谋个人前途出路或泛泛求取知识。书院不负责学生的现实出路，甚至要求学生“绝意仕宦”。在马一浮看来，体用一源，体备不患无用，世之学校大病即在于过于强调实用而不立体，最终也丧失了用。所以他强调学生必“立乎其大”，此“大”即是通过研究经术义理，刊落习气，复原自性，然后乃有一切大机大用自然流出。也即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然而正是在培养目标上，马一浮与同为“新儒家三圣”之一的熊十力产生了巨大分歧。熊十力认为马一浮“陈义过高”，只重“内圣”方面的心性修养不重“外王”方面的事功，这样学生无异“同于寺僧”。马一浮并不讳言他羡慕佛家之人求道之心真切，那些发心学佛之士，确是为解决自己生死大事而来，而儒家之人学道则不免现实的夹杂。尤其在衰世未运，世人溺于物欲，唯知求利，儒家若要培养人才，不能不端本正始，“将利欲染污习气净除一番”，“教人若能立其诚，庶可使人能尽其才，虽成就千万人不为多，即使只成就得一二人亦不为少”，否则“昔之翰林，今之博士，车载斗量，何益于人”。
马一浮坚持不为学生谋出路以及简选之严，使他失去了熊十力、贺昌群等友人的支持，也使书院的生源无法保证。书院开办之初，有800余人报名参选，马一浮通过文字进行甄别，最后只录取了二十几人，开讲时，实际学生13人。第二年又录取了4人，学生总数不足20人。
其实，如果复性书院像熊十力建议的那样有一定名分，给予学生某种政府承认的学历，使学生在就业时多少有点依凭，以马一浮的崇高声望，录取到充足的学生是不成问题的。但马一浮不肯再妥协了，他认为如果学生为文凭出路而来，必无真诚求道之心，必不肯虚心受教，书院将与今之大学无异，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今天我们来重温复性书院的历史，会发现它开讲不久就陷入困境是必然的，不只是经济不能独立，还因为它的宗旨与培养目标，就决定了它只能是二三有道之士切磋学问的“精舍”式道场，而非广聚学子的高等教育机构。复性书院完全不为学生谋出路的做法，既迥异于现代大学，与宋明时期的书院也不尽相同。宋明时期的书院，多数学生当然是为求道而来，但那个时候，在书院成绩优秀，就很有把握在科考中夺魁，从而走上人人向往的仕途。进入仕途与学道在那个时代并不冲突，而是密切关联的。唐代韩愈的名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固然是第一位的，但授业也不可少。如果我们上溯到孔子时代，孔子的学生大多也是要出仕的，学生跟着孔子学习，固然有“君子固穷”之道德修养，但多数学生还是有做官的机会，乃至于因为孔子名闻诸候，只要是孔子的学生，就不必担心没有官做。即使是安贫乐道如颜回者，也会有为政之问。马一浮的愿望固然令人钦佩，但他可能忘了，现代社会已失去了宋明时期科举考试的背景，甚至与唐代、孔子时代也极不相同。宋明书院、孔子固然不发学生文凭，但学生学有所成，可进可退，总有一条仕途之路摆在前面，虽然走起来也并不轻松。宋明书院的培养目标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处为大儒，出为良佐”的读书人，也即古之所谓“士”。
其实，出入三教，归宗儒家，终以儒学大师闻名于世的马一浮，绝非不知道儒家不离现实的品格，也绝非不知道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追求，从他本心来讲，绝不会希望学生脱离现实去做“枯僧高士”。其实马一浮之所以要出山讲学并办复性书院，目的就是为了救世，尽一个儒者的本分。在浙大讲学时之初，他就申明讲学之意义在于“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之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并拈出横渠“四句教”勉励学生。所以说马一浮脱离现实，要学生“同于寺僧”，非真知马一浮之言。但马一浮对现代社会物欲横流、人心陷溺之景象不胜忧戚，对现代大学以传授知识技能为能事、不重德性人格之培养倍感痛心，为力矫此弊，故特别重视求学目的的纯正，希望学生抱着真正的向道之心而来，先“立乎其大”，“若使其人于学能略有成就，所谓不患无位，患所以立”。马一浮并非不重视“外王”之事功，而是要先立根本，让人起死回生，然后方堪大用。然而在传统文化早已分崩离析、“学而优则仕”已然路断的现代社会，能理解马一浮这种苦心的人毕竟太少，能真心向道的学生更是寥寥无几。在马一浮看来，他已经是“全身入草，随顺劣机，未能免俗”；在社会大众及当时知识界看来，他的要求却又已经高不可攀。孟子与弟子的一段对话，也许可以为马一浮的选择做一注脚：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马一浮大匠诲人，中道而立，然无能从之者，为之奈何？
三、“只有减法”与“聚石说法”
有人说马一浮不善讲学，马一浮自己也不否认，这里有他的自谦，可能也有无奈的成分。所谓“不善讲学”云云，指的是不善于大学授课那样条分缕析或滔滔雄辩似的讲学，马一浮拒绝蔡元培等人要他担任大学讲席的邀请，恐怕也与此有关。因为马一浮熟悉的是宋明书院师生“如坐春风”似的随机点化，是孔子式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甚至是佛门禅师的话头与棒喝。那种面对上百学生当众演讲式的授课，以马一浮沉静谦退的性格，可能真不太习惯。大学授课的长处是便于传授知识，体系完备，阐发详尽，而且受众很广，缺点在于只是老师单向的传授，不能因材施教，随机点化。马一浮以师道自居，不以口才取胜；以破除习气、复原本性为旨归，不以传授知识、多闻多见为能事。大学师生关系淡漠也令马一浮深为不满，教授虽在课堂上滔滔雄辩，课下却可能连学生都不认识。解放后，马一浮的后人马镜泉带杭州大学中文系学生赵士华看望马一浮，适中文系主任王驾吾在座，王驾吾却不认识赵士华，马一浮因此批评大学师生之隔膜，并感叹“你说好笑不好笑”！
因此马一浮之“不善讲学”，更深一层去看，此“不善”，恐怕有“不愿”的成分。在马一浮看来，师者在于传道，“云兴瓶泻不为多，片言只语不为少”，唯在当机，能令听者感发兴起而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今之大学教学生务在多闻，其实只是“增长习气”，不仅无法让学生复其本然之性，反会“益增其缠缚”。故马一浮自嘲自己“只有减法，扶今之学子不起”。
“新儒家三圣”之中，熊十力有似“狂者”，常作“狮子吼”；梁漱溟有似“任者”，奔走国事，“形同禹墨”；马一浮则有似“清者”，有山林名士之气。但作为儒者，对天下苍生的关怀则同。马一浮出山讲学办学，正是出于“残年敢尽一枝安”的悲怀，但作为“圣之清者”，他讲学办学的方式，亦自有其特色。
马一浮教学生，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正式讲学，一入室请益，一批文示语。每次正式讲学前，马一浮会事先写好讲稿，誊写清楚，届时宣读讲稿，需要解释时随机补充一些“附语”。这些讲稿后来结集为《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和《复性书院讲录》，成为马一浮最重要的著作。这些讲稿体系完备，条理分明，义理深邃，论证扎实，语言精粹典雅，完整清晰地表达了马一浮的学术思想。这种正式讲学与大学授课有相似之处，但与普通大学授课相比，更为严谨洗炼；类似宋明大儒们的讲学，但又不像他们集中于经义的阐发，而带有不少知识性的讲解甚至考证。这可以看作是马一浮对现代大学授课制的一种适应，他想在大学授课与纯粹的宋明式讲学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二是入室请益。在复性书院时，马一浮把入室请益作为正式的教学方式之一，定期接见学生（一次不超过三人），解答疑问。这种活泼自如、称性而谈的教学方式可能也是马一浮最喜欢的，这种场合，马一浮往往亦庄亦谐，妙语连珠。三是对作业的批文和示语。这些批文、示语，连同与学者的通信，后来结集为《尔雅台答问》，学界认为其“文字之美，内容之纯”，“可上比朱、陆诸大儒而毫无愧色者”。
然而马一浮之教学，并未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开讲九个月后，批改学生所作试文，就感叹“平日讲论所益实鲜”，后来愈发失望，“往昔讲论，于诸君皆无甚深益”，“凡吾平日所言，皆赘也”。马一浮之失望，在于学生“泛泛寻求者多，真实体究者少”，“向外求知之意多，而身体力行之意少”，不能“免于气质之偏，习俗之蔽”，也即不能真正回真向道。马一浮之失望，在今天看来，似乎有小题大做之嫌，然在马一浮，实无法释怀，因为他“望之弥切，忧之弥切深”，“属望诸君负荷斯道之心实无有尽”。经费不继的烦恼，举世无知音的孤独，学生又如此因循不长进，不能不使马一浮感到状况无聊，前途黯淡。
学生不能从讲论中获益，首先是学生基础不够，“诸生学校出身者多，未读经”，基本经书尚未读过，如何能理解经书大义？其实马一浮讲学谈话，“声音洪亮，出口成文，语言典雅”，今天我们阅读他的讲稿或弟子所记录的谈话，不能不惊异于其义理之深醇、文字之顺达、音韵之优美，如果在清代以前，他的讲学一定不会缺少知音。但对现代学子来说，还是太陌生了。马一浮曾在浙大学生毕业典礼上做过一次演讲，“所讲学生不易解，幸事先印有《赠浙江大学毕业生序》”（见竺可桢日记）。
其实大师讲学，本不必顺应听众，听不懂者只要虚心用功，总可以渐有所入，如章太炎讲学用方言，所讲内容又多生僻，不易懂处由弟子写在黑板上，听者也不以为非。所以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造成了学子心态的改变。现代教育体制下成长的学子，已经习于理性的思辨和知识的猎取，满足于多知多闻，对儒家心性义理之学漠然不能相应，甚者以为空疏无用。马一浮“只有减法”的讲学自然扞格难入了。在马一浮，已经尽最大心力去接引，不惜时有“落草之谈”，在学生，却仍然“凑泊不上”。其实别说学生，就是大学校长如竺可桢者，对马一浮的讲学也很难悟入，在日记中，竺氏批评马一浮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解释，说“以为人为非，而为己为是，则谬矣”。三番五次礼请马一浮到校讲学的大学校长且如此错会，对学生还能抱多大的期望？马一浮之不能感动诸生，固其宜矣！
马一浮早在浙大讲学时，虽然为许多人称道，很有影响，他自己其实就并不满意，在给熊十力的信中以“聚石说法”自嘲：“弟在此大似生公聚石头说法，翠岩青禅师坐下无一人，每日自击钟鼓上堂一次。人笑之曰：‘公说与谁听？”青曰：‘岂无天龙八部，汝自不见耳。’”只是在浙大讲学时的自嘲还比较轻松，到办复性书院时，就不禁透出苍凉的意味了。
马一浮上溯宋明书院精神，参照佛门丛林制度建立现代书院的尝试，从现实的层面看无异是失败了，正如他在1949年除夕所写的《除夕书怀》一诗中所说，“稷下迂谈终始误”，复性书院是逆时而动的产物，从创办、到讲学、刻书，无不艰困重重，它的出现与存在，犹如宋明书院精神在现代社会的一次苍凉的返照。但它短暂的存在，意义仍极其深远，没有它，马一浮不会留下《复性书院讲录》这样的煌煌巨著；没有它，我们不知道在今日重建一所正宗的宋明式书院会遇到怎样的阻力。马一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传统书院精神对接现代政教制度的典型案例，对今日书院教育实践者而言弥足珍贵。
注释说明：本文相关引文除来自马一浮本人著作外，均引自陈锐《马一浮与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不再注明页码。
[ 空山泠雨 儒家学者，三人行家塾创办人 ]
201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