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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昂:张謇——未完成的立宪

更新时间:2011-07-31 20:20:48
作者: 周昂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渡口。晚八时许,状元实业家、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正准备沿江返回江苏,刚上船,突然望见,城里出了大事——

  “武昌草湖门工程营火作,横亘数十丈不已,火光中恒见三角白光激射,而隔江不闻枪声。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熊熊烛天地也。”——就在当晚,武昌新军于全国率先起事,推倒了清廷覆亡的第一块骨牌。

  后世眼中,武昌首义打响推翻帝制的头枪,彪炳史册。可对于立宪派领袖张謇来说,亲眼目睹这一切,却太像是命运的嘲弄。

  

  状元下海

  

  一甲一名,张謇。

  1894年4月,命运对张謇刚刚绽开一张笑脸。在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特设的恩科会试上,张謇高中状元,被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此时的他,已四十有一。自1868年中秀才至今,他用了二十六年时间才进入体制中枢。对于自幼怀揣经世理想的他来说,实在太过漫长。

  大魁天下,也并非张謇一己之力。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青年张謇作为幕僚,跟随淮军将领吴长庆率军入朝,崭露头角,深得京城清流派领袖、光绪老师翁同龢的赏识。为了提携,此次殿试,主考官翁同龢居然让人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的手中,匆匆阅过,就作出结论:“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暗箱操作,落定了张謇的花魁。

  相比之下,孙中山则没那么幸运了。同样在1894年,这位28岁的年轻人上书李鸿章,畅言改革,却被置之不理,随即变为了一名职业革命家,开始了一条与张謇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进入体制难,在朝廷中有所作为更难。

  1894年6月,也就是张謇夺魁后不到两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危机来临,慈禧依旧大办寿宴,弦歌不绝,没人敢去指责。7月22日,慈禧从颐和园移驾回宫,正值倾盆大雨,路面积雨盈尺。依例,文武百官,冠戴列队,跪地接驾,匍匐在地,衣履尽湿。而太后却高坐轿内,左顾右盼,意气洋洋。张謇顿时灰心丧气,自问“这种官,是有志气的人该做的么?”

  1894年9月,张謇突然接到了父亲病逝的消息,只得循例离职,回乡守孝。次年3月,目睹刚刚签订的《马关条约》,张謇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和约十款,几磐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反思起朝堂上种种,“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死敌,不能除奸,负父之命而窃君禄,罪尤无可逭也。”

  张謇很快将目光移向了实务。1895年底,在张之洞授意下,张謇开始在其家乡南通筹办纱厂,定名为“大生”,此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

  《厂约》开篇即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

  状元办厂,绝没有科举夺魁那般风光,为了招股集资,张謇四处碰壁,甚至于一度花光了盘缠,只得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广告,于路边卖字三天。他曾苦涩道:“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生平不伍之人,道生平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椣者,不知凡几。”1899年5月,纱厂终于开工。

  可是,相对于政治变革,办厂还是显得安全许多。

  

  摇摆的变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诏“明定国是”,“戊戌变法”正式开始。

  张謇此时刚回到京城销假,起初,他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但仅限于经济、文化方面。而维新派“速变”、“全变”,甚至发动宫廷政变的主张,他极力反对,以为“药太苦,则吃药者愈不开口”。他一再奉劝康梁等人不要轻举妄动。那根若隐若现的红线,张謇比谁都看得清楚。

  7月21日,正式复职的第二天,张謇再度以纱厂筹办未完,向翰林院告假,于变法关键时期,离开了纷扰的京城政坛。

  果然,在顽固势力“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指责中,过于理想化的变革最终以“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收场。面对政治空气再度沉重,张謇也有些胆怯了:“读书识字之子皆自危矣。祸至真无日哉?”

  历史很快做出了回答。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沉疴已久的清廷付出了惨重代价。次年1月,被赶到西安的慈禧发布上谕,再度诏令变法,并令督抚以上大臣就此详细议奏。

  张謇闻讯立即行动,他应刘坤一的邀请,写成《变法平议》,其中第一次出现了设置“议政院”、“府县议会”等字眼,矛头指向国家根本要害。

  1903年5月,张謇应邀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七十余天里,详尽考察了实业、教育,对明治维新的美果赞叹有加。不久之后,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一开战便取得胜利。张謇立即分析道:“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

  1904年春,清廷驻外使臣孙宝琦、胡维德等联名电请变更政体,张之洞、魏光焘等地方督抚也予以响应。朝野上下,君主立宪的呼声甚嚣尘上。不甘示弱的张謇也刻印了《日本宪法》,托人送达内庭。据说,慈禧在看后表态:“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

  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宪政相对于欧美,于皇权的限制最小。显然,熟谙当权者心理的张謇,试图将风险降至最低。

  此时的人们相信,只要立宪,大清的一切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屈辱的岁月便能一去不返。大清已经透支了人们太多的耐心,以至于它其实并没有多少缓进的空间,对此,张謇不可能不明白。

  事实上,小心翼翼的改良已经被革命迎头赶上。

  

  跑不赢的改良

  

  庚子之变后,孙中山便否极泰来。他在回忆1901年惠州起义时写道,“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1905年9月24日,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在北京车站遭到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袭击,不得不改期缓行。张謇闻讯,认为“此必反对立宪人所为也,如此则立宪尤不可缓”。

  为了推动立宪,张謇此前还主动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去了一封信,希望他“成尊主庇民之大绩”。早年此两人均为吴长庆的幕僚,后因交恶而中断往来达二十余年。

  只是,变革旧制,即便强如袁世凯,也有些束手无策。

  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发布了预备仿行立宪上谕,消息传出,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庆祝。11月6日,新官制案公布,人们却发现,不但涉及皇室大权的要害部门纹丝不动,责任内阁全无踪影,相反,满人官员比重反倒更大,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也被陆军部尚书铁良收走了四镇,立宪派大失所望。同一个月,张謇参与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主张“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字里行间,颇多无奈。

  1908年8月,清廷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颁布,第一条:“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杨度对此评价道:“政府宁肯与人民以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

  张謇自然懂得“争实事”的含义,1909年10月14日,他被公推为江苏谘议局议长,随即开始酝酿奏请朝廷速开国会——此时,清廷刚刚与日本缔结了出让东三省权益的新约,空气中弥漫着时不我待的紧迫。

  两个月后,在张謇的倡导下,一个由十六省代表组成的国会请愿团向北京进发。此前一次讨论,张謇一个友人愤然说:“以政府社会各方面之现象观之,国不亡无天理。”张謇却反驳道:“我辈尚在,而不为设一策,至坐视其亡,无人理。”

  不过,张謇显然太过一厢情愿。

  次年1月,请愿团抵达北京,呈交了一张希望一年之内召开国会的请愿书。清廷先劝慰了一番之后,以筹备尚不充分为由,驳回请求。5月,第二次请愿发动,各省签名参加的已达三十余万人。载沣的上谕也更加严厉,称“毋得再行渎请”。10月,请愿团再度卷土重来。这一次的声势史无前例,直隶、河南、四川等地,都出现了千人游行示威的场面,奉天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甚至割股写下血书。

  迫不得已,清廷宣布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多数立宪派对此依旧不满,但张謇却心满意足地打消了亲自赴京的念头,以为“请愿有效,天恩高厚,感激涕零”。时间来到1910年底,张謇所能推动的改良,依旧太有限,历史已经向着他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加速前进。

  1911年4月,清廷第一届责任内阁正式成立,13位内阁成员,皇族超过半数。这也意味着立宪派的诸般努力,化作泡影。自此,清廷人心丧尽。张謇痛彻心扉道:“政府以海陆军政权及各部主要,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

  这一年5月11日,张謇赴京途中,路过河南彰德,独自乘轿前往洹上村,与已经被载沣赶下野的袁世凯谈到深夜。二十八年未见,袁世凯在张謇眼中已“远在碌碌诸公之上”,袁世凯回张謇的话,则颇多深意:“有朝一日……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

  六天后,张謇终于在北京见到了清廷最高当权者、摄政王载沣。席间,对立宪一事,只字未提。

  五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

  

  狂澜既倒

  

  1911年10月12日,张謇在安庆得到了武昌失守的消息。是夜乘船,“舟中避兵人极多,无塌可栖”,张謇只好在船上账房中将就了一宿。

  对于革命,张謇一向好感不多。早在五大臣被炸事件发生时,他便认为“余以为革命之有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将革命党称为祸乱华夏的妖孽。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政体固应改革,但不可将国家之基础完全掀翻。”

  首义四天后,张謇抵达南京,立即劝说两江总督张人骏发兵援鄂,并请他代为上奏,速定宪法。谁知,张人骏非但不派增援,对立宪也是强烈抵触。张謇在当天的日记中不由大骂:“其无心肝人哉!”

  无论如何,张謇难以割舍承载了自己太多梦想的大清。

  只是时局发展之快令人咋舌。到11月初,湖南、陕西、山西等地相继独立。清廷为了挽救时局,于三天内仓促修改宪法,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却于事无补。张謇也认清了大势已去的现实:“曾未弥月,而响应已十二三省。人心决去,大事可知……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

  12月14日(旧历十月二十四日),张謇剪掉了发辫。当月日记题头,张謇写下了一行耐人寻味的小字:“此十月非可等例于前乎此之十月。”向过去的时光挥手告别。

  南北议和开始后,凭借与袁世凯的私交,张謇斡旋于两派之间,最终促成袁世凯“逼宫退位”。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发布的清帝逊位诏书,更是由张謇代笔,寥寥数言,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平稳落幕。三天后,张謇看到逊位诏书,感叹道“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

  诚然,清廷已亡,改良之路,谁来继续主持?

  1912年1月2日,张謇接受了南京临时政府邀请,就任实业总长。一天后,张謇第一次见到了革命领袖孙中山,对其评价是“未知涯畔”,认为此人不着边际。未几,两人就因是否与日本人合办汉冶萍公司的问题闹翻,张謇坚决反对为筹款而引狼入室,苦劝无果,愤然离职。

  在他心中,此时能够稳定大局的,唯有袁世凯。离开孙中山,他立即以在野身份为袁氏上台出谋划策。3月10日,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但是,袁氏当国,动荡依旧。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袁世凯成为最大的嫌疑人。张謇受命调停,力主该案应诉诸法律手段。他在给袁世凯的一封信中写道:“但求人人知觉中有‘国计民生’四字,彼此相谅,各让一步。”无奈,“二次革命”很快爆发,张謇指责革命派道:“沪上罔死之民之众,损失产业之巨,彼作难者何词以对吾民?”

  到这一年9月,“二次革命”被镇压,和平再度来临。10月,年逾六十的张謇欣然就任国民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他发现袁世凯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

  上台伊始,袁世凯先后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并改行总统制,大踏步走向复辟。张謇的失望与日俱增。他在1914年9月致友人的一封信函中写道:“世事政局,无可复言……人莫哀于心死,国莫哀于民亡。”他所期待的稳定发展的环境,始终不得。

  1915年4月,袁世凯批准了张謇辞去农商总长的请求。8月,试图做最后努力的张謇面见袁世凯,力劝其悬崖勒马、放弃帝制。“陈是非、说利害,反复更端至两小时之久。”袁世凯就是不听。12月13日,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的同时,张謇请求辞去水利局职务,终获批准。

  1916年6月,在举国一致的反袁声浪中,袁世凯病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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