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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浩:“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

更新时间:2011-07-27 22:23:21
作者: 樊浩  

  

  信息三,对于集团行为的伦理态度与道德选择:“集团不道德与个体不道德哪个危害更大?”50.30%的调查对象认为集团不道德比个体不道德危害更大;31.07%的认为相同。对一些集团行为,如高校招生中对本校子女的降分录取等:43.43%的认为不道德;29.16%的认为符合内部伦理,但不道德;21.15%的认为司空见惯,无可奈何;4%的认为理所当然。对那些可能对本单位带来高福利但对社会造成公害的行为:56.57%的会劝阻或举报,但也有33.86%的不会劝阻甚至拥护。②

  以上数据透露出当前我国伦理道德现状的两个重要信息:其一,伦理—道德悖论;其二,伦理与道德二元对峙。

  道德方面的基本满意,与人际关系方面的基本不满意,两种判断所达到的社会一致性都相当高,而且比例大体相当,分别达到69.71%和73.1%。两种相反的判断,其实质表现的是社会生活及其精神结构中的一种伦理—道德悖论。

  德性论与公正论二元对峙的道德哲学本质,是道德与伦理的对峙,是道德优先与伦理优先的对峙,是“从实体出发”与“原子式思考”的道德方式与伦理方式的对峙。二元对峙的形成,表明现代中国无论在道德哲学理论,还是在伦理道德的精神形态方面,都正处于一个哲学上的转型期。

  关于集团行为的调研信息反映一种典型而新型的伦理—道德悖论。一方面,作为“伦理旁观者”或“伦理中立者”,很容易达成社会共识:集团行为比个体行为造成的伦理道德后果更大更严重;另一方面,当处于某种特定的伦理关系和伦理实体中时,个体的伦理态度和道德选择又体现出深刻的矛盾和悖论。在由“单位制”向“后单位制”过渡的时代,集团伦理研究具有重要的道德哲学意义,它是一种新的伦理道德类型,由个体伦理向集团伦理的过渡,标志着中国伦理精神、道德精神和道德哲学的现代转型。由此,现代伦理道德和现代道德哲学应当也必须有两大对象:个体伦理和集团伦理。集团行为是一种伦理—道德的“精神矛盾体”,其内在的伦理—道德悖论比较集中体现现代文明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矛盾。

  这些数据及其分析表明,当前我国社会在关于一些重大问题的伦理道德判断及其价值取向方面,不仅遭遇伦理—道德的深刻矛盾,而且伦理与道德两种判断和取向势均力敌,它既是一种高度的共识,又是一种截然的对峙,体现为社会精神的二元性征和伦理道德的二元体质。悖论、对峙、二元体质表明,中国伦理道德精神的发展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中国道德哲学乃至中国道德文明,正处于一个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换点上。

  伦理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必须澄明但至今仍未澄明的问题。基于以上历史哲学考察,伦理与道德至少具有三方面的关联和区分。第一,伦理基于共同体生活的原生经验和直接感受,是通过“伦”所建构的人的实体性,也是通过“伦”这一“整个的个体”而建立和体验的人与人的关系及其所表现和表达的人“伦”之“理”。或者说,伦理是“伦”之“理”,而“伦”是“整个的个体”,其实体性以“理”的方式呈现和被把握,“人际关系”只是它的现象形态和抽象形态。与之对应,道德则是基于理性反思和自由意志的间接经验和主观把握,是客观的“伦”,通过个体对“道”的形上通达内化为“德”的过程和经验。伦理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道德表现为主观性和个别性,所以即使良心这样的“普遍物”,也可能因其主观性而处于“作恶的待发点上”。第二,正因为如此,伦理的观点,伦理方式的要义,是“从实体出发”,普遍性的“伦”始终是它的追求和合理性根据;而道德的观点,道德方式的核心,是从个体理性和自由意志出发,通过理性反思和自由意志达到“道”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本质上内在着集合并列的“原子式思维”的可能。第三,正因为如此,在哲学气质方面,伦理必须表现为“精神”,而道德则可以是一种理性或理智。精神是基于信念的实体认同和个体普遍本质的回归,而理性与理智,则可能是基于反思甚至算计的形式普遍性的追求和建构。

  显然,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一样,正遭遇伦理与道德的深刻矛盾。与西方社会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不同,它有三大特点。其一,伦理与道德分离,或伦理—道德精神链的断裂,分离和断裂的结果,是道德缺乏伦理前提与伦理归宿;其二,这种分离如此强烈,乃至形成伦理与道德、伦理诉求与道德追求的二元对峙;其三,在分离与对峙中,社会精神演进的基本趋向是对伦理认同的追求,虽然出现道德自由的强烈倾向,但无论是事实判断、问题诊断还是价值批评,都潜藏着对伦理同一性的诉求,它与道德强势话语下伦理优先的历史哲学形态存在传统上的相通性。

  如何解决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矛盾?关键是确立关于伦理—道德关系的哲学理念。历史哲学考察表明,“伦理”、“道德”已经形成两大道德哲学和道德文明传统:以“理智的德性”为基因、追求道德自由的“西方传统”;道德强势话语下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时至今日,两大传统都遭遇了伦理与道德的深刻矛盾,虽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表现形态、社会后果不同,但无论如何,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正在改变,也应当改变。伦理与道德的分离甚至分裂,是其根源所在。因此,探讨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应当是二者的重新整合。在道德哲学研究中,关于伦理—道德概念关系的进展和正在达成的共识,是由伦理与道德的混沌未分,走向关于伦理与道德的概念区分。但“分”与“合”一样,并不是二者关系的真理,至少在历史哲学层面是如此。基于对中西方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考察,走出伦理—道德悖论及其二元对峙的道路,应当是建立伦理与道德的价值生态。在这个生态中,伦理与道德,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辩证互动。生态合理性的价值目标是:具有伦理前景和精神底蕴的道德自由,经受理性反思并宽容道德多样性的伦理认同。中国伦理优先的历史哲学形态,最深刻的矛盾是个体至善的德性诉求难以导致社会至善的伦理后果;而亚里士多德开辟的伦理德性与理智德性分离的西方传统的深刻危机是社会至善缺乏个体至善的可靠基础。也许,“伦—理—道—德”的辩证生态,是现代中国具有传统根源、体现时代要求的历史哲学形态。当然,它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尚有待实践与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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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 关于这一命题,请参见拙著《文化与安身立命》之导言部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② 2005年以后,本人带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组,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状况采用问卷、座谈、个别访谈的形式,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调查。以上数据是江苏、广西、新疆三省区综合调查的结果,共发放问卷:14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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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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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1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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