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旁落的政治改革:从开始即预示了失败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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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历史  

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以光绪皇帝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为标志,戊戌变法拉开了帷幕。到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第三次训政,戊戌变法仅仅存活了103天,所以,戊戌变法也被人们称做“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终结后,梁启超在日本驻华使馆的庇护下,搭乘日本军舰“大岛”号,于1898年10月18日逃到日本东京。不久,康有为也在英国驻华使馆的庇护下,经香港赶到日本。劫后余生,师徒们异国重逢,禁不住悲从心来,抱头痛哭。梁启超为何不能像谭嗣同那样慷慨赴死、以血醒民呢?他在长诗《去国行》中做了一番自我辩解: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寇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声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同年12月10日,日本的《东亚时报》开始刊登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有关章节。《东亚时报》虽是日文半月刊,但所连载的四期《戊戌政变记》却是中文。13天后,在横滨,梁启超在旅日华商冯镜如等人的资助下,正式创办《清议报》。该报是旬刊,每期40页,梁启超为主笔。在发刊词中,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指出:《清议报》的性质是“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在“支那近事”专栏中,梁启超又以任公为笔名,开始连载《戊戌政变记》中的有关章节。他还特意申明:“政变记凡八篇,卷帙太繁,今先将第四篇登载于报中。”1899年5月,《新民丛报》社发行的单行本《戊戌政变记》(九卷本)长达11万字,属于纪事本末体史书,分为5篇。第一篇《改革实情》,记叙了康有为在变法时期的新政上谕,集中说明了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兴起的直接关系;第二篇《废立始末记》,记录了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帝的台前幕后事;第三篇《政变前纪》,分析了政变发生的原因;第四篇《政变正纪》,记载了慈禧太后推翻新政、株连维新人士的情状;第五篇《殉难六烈士传》,为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分别作传,使其留名青史。附录有三:《改革起原记》《湖南广东情形》和《光绪圣德记》。

《戊戌政变记》是第一部系统记述、研究戊戌变法的著作。“梁启超将变法的过程描述为康有为由布衣而卿相的个人发迹史,将清政府陆续推行的新政缩减至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将康有为思想诠释为戊戌年新政运动的唯一指导思想,将政变的原因约化为主维新的光绪和主守旧的慈禧之间的帝后党争。这些观点在现行的叙述中演变为: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构成的维新派是当时唯一的进步力量,康有为的思想是变法的主导思想,他多年奔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并最终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于1898年推行了短暂的新政。但是由于光绪皇帝没有实权,又与慈禧太后长期失和,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相差悬殊,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汉顽固派所扼杀。”

由于梁启超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戊戌政变记》又是戊戌变法研究的开山之作,所以,《戊戌政变记》一直被众多戊戌变法研究家奉为经典、深信不疑,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不断“层累地”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以康党为主角的戊戌变法话语叙述体系。

“戊戌政变”一词也因此深入人心,成为戊戌变法研究的常识性概念。

事实果真如此吗?

政变,有特定、明确的定义。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解释,所谓政变,通常指统治集团少数人通过密谋,用政治手段或暴力手段等非正常途径实现国家权力转移的行为。政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自下而上,篡夺国家最高领导权。如果说“戊戌政变”的确发生过,那么,是因为慈禧太后等少数顽固派用“政治手段或暴力手段”,从光绪皇帝手里突然夺回了国家最高领导权。可是,在戊戌变法时段乃至整个光绪年间,光绪皇帝何时执掌过国家最高权力?

亲政之前,光绪皇帝毫无实权,这是毋庸置疑的。光绪不但在政事上无权可言,而且,连打理自己私生活的权利都被残忍地剥夺了。

应该说,刚入宫的那段岁月,慈禧太后还是很疼爱自己的亲侄子光绪(也是亲外甥)的。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瞿鸿禨(1850—1918,湖南长沙人)在《圣德记略》中披露,有一次,慈禧太后在谈及光绪时,颇为动情地说:

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从娘家算,又是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之理!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涂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看着天气寒暖,亲自为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醇王府时即胆怯,怕听到大声特别是雷声,每有打雷下雨,我都把他搂在怀里,寸步不离。皇帝三五岁后,我每日亲书方纸,教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

慈禧还反复挑选,最终确定书法、学问、人品都闻名遐迩的翁同龢、孙家鼐等鸿儒为光绪师傅。翁同龢为光绪授课时,慈禧多次亲临上书房,提出要求。每天放学后,光绪也像普通百姓家的孩子一样,回宫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慈禧,向她背诵当日功课。光绪十一年,当慈禧发现小光绪的作文颇有进步时,就降下懿旨,要求翁同龢从此之后,把“(皇帝)每日所作诗、论及对子,均缮写清本,随功簿一并呈览”。光绪十三岁时,她又让光绪实习政务。在垂帘听政的时候,大臣们递上奏折,慈禧总是让光绪先看一遍。她提出处理意见后,再给小皇帝解释这样决策的道理,传授治国理政的经验。同时她还让翁同龢、孙家鼐等给光绪增加了讲解奏折的内容。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慈禧与光绪感情融洽的黄金时期。慈禧对光绪的表现也很满意,表扬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慈禧不慈,晚年犹嬉。她不仅攻于心计、权欲无极,而且翻手覆云、冷酷无情。为了稳坐“女皇”宝座,她在物质上、精神上对光绪进行控制,恩威并施,不择手段。特别是发现光绪不太听话之后,更是脸色陡变,采用种种手段,对光绪加以虐待,使其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整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就像忍辱负重的汉献帝似的,过着非人生活。苏勋丞在《我所见到的慈禧和光绪》中回忆道:

光绪……那时约30多岁,中等身材,瘦长脸,面色苍白,体质羸弱。我们从未见他笑过。说实在的,他过的是囚犯生活,怎么能乐起来呀!慈禧每日三宴,每宴108样菜,光绪却没有这个排场。慈禧每餐拣自己不喜欢吃的三四样菜命人给光绪送去,以示慈爱。有时,三四样菜要分三四次“赏”,每送一次,光绪都得起立叩头谢恩,连一顿安生饭也吃不成。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她可以就着慈禧的桌子吃。我们那时都私下猜疑,光绪瘦弱,多半是差了点饭食。

慈禧怕光绪再反对她,监视光绪很紧,每次去万寿山,都带光绪同行,说是疼光绪,形影不离,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押在马后的犯人罢了……

苏勋丞是河南永城人。1901年,他经老乡介绍,到袁世凯所建的武卫前军当兵,被编入武卫前军右翼第一营。武卫右军的统领是后来有“辫帅”之称的张勋(1854—1923,江西奉新人)。1902年1月,《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从西安经洛阳、开封等地,回到北京。为了自身安全,慈禧命令张勋所带的武卫前军右翼第一营担负警卫任务。每天晚上5点至次日早上7点在皇宫站岗。慈禧和光绪外出时,也跟随保驾,一直到1905年才撤出去。苏勋丞在值勤时,多次见到慈禧和光绪,并近距离地观察了宫廷内的生活情形。他在这里所回忆的是戊戌变法后光绪的悲惨遭遇。实际上,在戊戌变法之前,光绪皇帝的身边也是眼线密布,活动受限,内心十分不爽。一年冬天,翁同龢看见光绪皇帝穿的裘皮大衣外面,又加穿了两件马褂,就好奇地询问缘由,光绪皇帝说:“天气太冷了。”“皇上为什么不穿厚一些的狐狸裘皮大衣?”光绪皇帝喃喃自语:“朕只有一件,前一段日子衣袖开缝了,拿出去缝补,还没补好。”翁同龢建议道:“宫内库房里存料很多,皇上应该让成衣房再做一件。”光绪皇帝颇为难堪地说:“朕已经跟亲爸爸说过好几回了,可是太后一直没答应。”翁同龢听后,鼻子发酸,再无言语。

慈禧太后,二十多岁就成为寡妇。那正是她如狼似虎的时节,手握重权的她,岂能耐得住紫禁城里的寂寞?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于是,慈禧绯闻便越过高墙徐徐传到宫外,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悄悄交流的“精彩段子”,如慈禧喝药堕胎、慈禧同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床第情缘、慈禧与荣禄以及李莲英不清不白的关系等。但陈灨一(1882—1953,江西新城人,曾在民国初年担任袁世凯幕僚)在笔记《睇向斋秘录》中指出:世上流传的慈禧太后淫乱段子,不下数十件,大都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之谈。以我所听到的,某部侍郎连夜逃跑一事,真实可信,此事足见慈禧之荒淫无度。政界大老大多都知道这个故事。某部侍郎,安徽人,风华正茂,皮肤白皙,一表人才。一天,慈禧在听取他的工作汇报时,两眼直钩钩地盯着他,一见钟情,禁不住欲火中烧。按照清朝规矩,官员晋见太后时,只能猫腰俯首蹶腚地跪在地上,如果违反,那是大不敬、杀无赦。所以,该侍郎并不知道慈禧的心意。汇报完毕,侍郎退下去休息,慈禧就密遣心腹李莲英过去打探他的意见,说太后准备将其留在宫中,办理“机要”。该侍郎一听就明白了,他佯装着答应,到了夜里,却乘机逃了出来,从此变名易姓,终身不仕。

年老体衰之后,慈禧在情欲方面似乎有所收敛,却久病成医,深谙“用情感软刀子杀人”的精髓。这也成了她企图降服光绪的一把暗器。

光绪有一位皇后、两个妃子,皇后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隆裕,无论相貌、才学、性情,光绪都不中意,但是由于是慈禧太后敲定的,光绪皇帝只能“照单收下”。两个妃子瑾妃、珍妃姊妹二人,也是慈禧太后帮助挑选的。隆裕比光绪大三岁,生在宫外,见多识广。据说,由于初夜不谐,两个人的感情产生了裂痕。后来,光绪“移情别恋”,对皇后采取冷淡态度,却与年少活泼的珍妃打得火热,引得隆裕醋性大发,频频向姑妈告状……夫妻关系的恶化,影响到了慈禧与光绪的母子关系,也为光绪皇帝悲惨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

清史专家谢俊美教授指出:“西太后为什么让隆裕去做皇后?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光绪皇帝,实际上西太后为了自己掌权,各方面都设计好,最后把光绪变成一个傀儡。”长期的精神虐待和思想压抑,使光绪皇帝的健康大受影响,“光绪幼年即身体虚弱,大婚之前稍感风寒,必头疼体瘦,年仅十五六岁已弱不禁风,二十七八岁患耳鸣脑响,渐次加重,又长期遗精。”这样的生活真是太残酷、太可怕了。

光绪皇帝生于1871年8月14日,按照祖制规定,1887年2月7日(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朝廷为虚岁16岁的光绪举行了亲政典礼,慈禧太后被迫开始“训政”,实际上还是她当权;1889年3月4日(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朝廷再次为光绪皇帝举行亲政大典,慈禧太后不得不正式宣布“归政”,驻跸颐和园。但是,皇上亲政后,修复了颐和园,专门用来颐养母后慈禧;每隔一天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每日各地上报的奏折,皇上阅读后,都要密封好,派人送到颐和园,请慈禧审阅、指示。“太后此时,表面上虽不与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光绪也非常“懂事”,“处理哪一件事情,都刻意求工地模仿着太后的旧规,这不用说自然是很使太后高兴的了。可惜太后的雄心太大,光绪纵然如此谨慎小心,她也不能完全满意。后来,她又知照光绪遇事必须先禀告她,然后再决定办法。于是,光绪的亲政便成了一句面子上的空话,全部的政权依然牢牢地握在太后自己的手掌里,等于她不曾退休一样。”

恽毓鼎(1862—1917),字薇孙,河北大兴人。光绪十五年考中进士,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他长期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起居注官,其工作职责就是记录光绪每天的起居言行,对光绪的习性和事迹非常熟悉。光绪皇帝驾崩后,葬在河北易县的崇陵。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在清朝灭亡前夕,恽毓鼎写成了光绪皇帝传《崇陵传信录》,其中,主要记载了清末朝廷倾轧内幕,对于慈禧太后专权,荣禄策划另立大阿哥谋废光绪帝,以及义和团运动等记录得尤为详细,是研究晚清统治集团宫廷政治活动的重要史料。在《前言》中,恽毓鼎写下了一段声情并茂、可感可触的文字:

缅维先帝御宇,不为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紧制,终於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毓鼎侍左右,近且久。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

戊戌变法是经过慈禧同意之后才开始的。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外患内扰相通而至”的危险形势,促使许多“国人之迷梦亦渐醒”?“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1898年春夏之交,全国维新热情日趋高涨,光绪忍无可忍,毅然向太后“摊牌”。他对主持朝廷日常事务的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听到奕劻的报告,慈禧勃然大怒:“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但鉴于废立阴谋还没有酝酿成熟,所以,她又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随后,奕劻转告光绪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争取到了事权以后,光绪皇帝又去颐和园当面请示维新事宜,获得太后批准后,光绪才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

对此,梁启超做了明确记述:“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相继上书,请定国是。上既决心,乃白西后,召军机全堂下此诏书,宣示天下……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仍无实权。6月15日,也就是戊戌变法进入到第5天,慈禧迫使光绪连下三道“上谕”:第一道,下令免去有维新思想的帝师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驱逐回原籍;第二道,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实质上是向朝野宣布,大权仍在太后手中;第三道,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实授该职兼北洋大臣,加授文渊阁大学士衔,统领北洋三军)。从6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迫令光绪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将军事大权牢牢地握在手心。由此可知,慈禧“下放”给光绪的事权是十分有限的,国家最高权力中的核心权力兵权、人事权和理政决策权,仍被慈禧掌控。茅海建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中提供的一组数据表明,从戊戌年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天内,光绪皇帝与太后同住69天,请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侍看戏15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12次前往颐和园“请安”,在交通不畅、轿扛船载的晚清时代,相距15公里的路程,去一趟就得三四个小时,这对身体虚弱、日理万机的光绪皇帝,不光是变相体罚,简直就是一种“刑罚”。可以说,在戊戌变法时段,光绪至少有一多半时间是在太后的身边看其脸色行使事权的。而且,朝廷文件明确写着“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说明慈禧与光绪在行政上是上下级关系。“从四月二十三至八月初五日(6月11日至9月20日),军机处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片、呈、书等共计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百日维新进入其高潮期七月之后,几乎每天都有上送慈禧太后的奏折原件。……光绪帝确实将此一时期的重要奏折,包括军机处都无法看到的‘留中’的折件,基本上都送到慈禧太后手中。”“不管什么时候慈禧太后来到北京,他总是严格遵守礼仪,在宫门外跪着迎接她。当去颐和园拜访她的时候,不许皇帝宣布驾临,皇帝被迫跪在内宫等候大太监允许他晋见。太监李莲英非常憎恨皇帝,让皇帝等待使他内心感到非常高兴,有时通报老佛爷说皇帝驾临甚至要拖半个小时。每当这些时候,他总是感到非常受压迫,皇帝也像宫中的官员一样,必须买通太后身旁的太监开道。事实上,这些忠实的追随者就像对待那些满族贵族一样,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光绪有了眼泪只能肚里咽,难怪他常以处境凄惨、生不如死的“汉献帝”自比啊。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在《回顾戊戌重温历史——在戊戌变法110周年之际》座谈时指出:“在100多天的变法中,光绪皇帝每隔两三天就要去一次颐和园,去一次要住两三天。每日的奏折,光绪皇帝处理之后,都要封好,派人送给慈禧。慈禧如果认为皇帝处理不当,就会令皇帝改正。我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有一道废漕运的上谕,头一天发出,第二天又有旨改正。”在这一时段,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关系,打个未必恰当的例子,慈禧太后就像是清政府的“董事长”,而光绪皇帝最多不过是个“总经理”。一切重大决策,还得“董事长”拍板,连“总经理”的去留,也是“董事长”说了算。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也记述了光绪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一事的决策过程。康有为写道:光绪于五月“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清廷戊戌朝变记》《四朝佚闻》分别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清廷戊戌朝变记》认为,自四月二十三日宣布变法以来,皇上所采取的新政举措,没有一项不是先赴颐和园向太后报告的,太后同意后才对外宣示。虽然他表面上拥有事权,并不敢独断专行。《四朝佚闻》指出:光绪皇帝摄于太后的积威,见到太后就浑身筛糠,胆战心惊,虽然已经亲政,却不敢擅自做主。戊戌变法时期,也是事事都要向太后请懿旨。这些证人证言,无可辩驳地证实,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并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换句话说,政变的前提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

(甄嫣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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