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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西林: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党内重大分歧透视

更新时间:2011-07-15 22:58:36
作者: 韩西林  

  

  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学者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共党内高层在国家政治经济诸方面一些大的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重大分歧,这些分歧一直不能化解,又助长了党内矛盾的尖锐化,最终与其他一些因素形成一股合力,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被后来人称之为“浩劫”的严重的党内斗争。

  那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共党内到底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重大分歧?这些分歧又怎样演变为促使“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部分原因,本文将对此作一讨论。

  先说说分歧产生的大致背景。1956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及中国国内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中共八大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经济方面都采取了一些重大举措,以期能够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更好、更快地推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事业向前发展。但是,这些政治经济方面的举措在推行中却出现了预想不到的、甚至可以说是悲剧性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内在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的认知上出现了分歧。这些分歧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就显现出来,但只是被压制住了,并没有解决。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分歧又再一次爆发出来,但还是没有真正解决。1964年,党内在讨论“四清”运动的政策时,分歧再一次升级,变得越来越不可调和。这之后,矛盾日益激化,本来是对具体政策的不同意见畸变为政治斗争,分歧导致分裂,分裂的直接结果就是一场空前的政治-社会危机。

  重要的分歧主要是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分别被毛泽东指责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所谓“黑暗风”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中央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关于国家形势(特别是经济形势)的估计发出的批评。

  “大跃进”以来国内的经济形势到底怎麽样,1962年1、2月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曾作了比较乐观的估计。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宣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会后不久,中央就发现这个判断并不符合实际,主要就是发现1962年的国家财政预算将有几十亿元(一说是五十亿元)的赤字。在当时经济已经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这无疑于雪上加霜。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对形势作了重新评估。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要重新认识,看来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处在一种类似非正常时期的时期[1]。5月7日至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研究分析经济形势。刘少奇在总结讲话中又说道:“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麽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这两次会议对经济形势重新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与分析,并作出了合乎实际的估计,在此基础上,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争取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符合实际而又切实可行的方针、办法和措施。到本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已经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财政收支在连续4年出现赤字之后,首次出现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略有上升。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在七千人大会后对形势的重新认识。而重新认识的最根本一点,就在于实事求是地、充分地估计困难。如果不把困难估计足,还像年初那样盲目乐观,是不可能制订出能够真正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方针、办法和措施来的。

  而当时名义上退居“二线”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则不同意中央一线领导对形势的评估,特别不同意强调困难过多。首先,他认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在毛泽东看来,整个经济形势实际上并不像刘少奇等人所说得那样困难,恰恰相反,经济情况还比较好,至少比前一两年好得多。其次,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要从长远、全局和宏观上看问题。说困难就要检讨错误,而对具体方针政策的检讨必将发展到对党的路线的检讨,最终可能会发展到对“三面红旗”的否定。党的路线否定了,党的领导还要不要?1957年的事不是又要重演吗!彭德怀的事又该怎么说!此外,毛泽东也是人,考虑问题当然也很难避免人之常情。从个人角度考虑,强调困难和不足,无异于对前一段在他亲自主持和领导下进行的工作的否定,根据七千人大会的情况看,他对这一点还是很在意的:听到表扬甚至吹捧,他还是满心欢喜;听到批评,他还是一脸不高兴。毕竟,谁能愿意别人说自己不好甚至不行呢?特别是中共党内有这样的传统:不好就下台,不行就靠边。形势问题关系重大,搞不好后果会很严重,绝不允许说形势不好!

  1962年7月20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目前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8月5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周游了全国,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3]。8月6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讲话中提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这两年国内形势究竟是一片光明还是一片黑暗?在以后几天的中心小组会议上,他又多次插话、讲话,继续阐发他的观点,激烈地批判“黑暗风”[4]。比如,8月9日,他又谈到这个问题,口气也严厉起来:从1960年下半年以来,已经有两年了,大家只谈黑暗,不讲光明。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他认为,对形势认识的差异反映了世界观的不同。8月11日的谈话把这个问题上升到路线的高度。他说,现在有些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我们的形势谈成一片黑暗。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一点,反革命、党内的坏人露了头[5]。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首先对刘少奇等对形势的估计提出批评,说“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这两年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6]面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和指责,刘少奇不得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对困难估计过分[7]。

  所谓“单干风”是毛泽东对“大跃进”后期农村中为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业生产力造成的破坏而出现的“包产到户”的做法进行的指责。

  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大跃进”运动中,与生产力的“飞跃”相适应,在实现生产关系的“飞跃”方面进行的尝试。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

  所谓大,一是规模大:将原来的数个合作社合并为一个大社,全国平均28.5个合作社合并为一个公社,平均3个多乡合为一个公社,有的甚至一个县合为一个社;二是结构复杂,功能全。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各行业合一,既是生产管理机构,又是政权组织;既有农,又有工、商、学、兵(民兵和军队建制),与原来的合作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是一种全新的基层社会组织。1958年7月,《红旗》第三期和第四期发表的陈伯达的文章中转述了毛泽东构思的公社思想:“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我们的方向,应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了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所谓公,是指在人民公社内部,一切都强调一个“公”字,并实行高度的平均主义。在公社范围内实行穷富拉平,无偿调拨,平均分配。社员实行集体生活,集体劳动,吃“公共食堂”,一度实行吃饭不要钱,个人财产和生产资料都无偿收归公社所有,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

  人民公社及其一套“共产主义”政策,极大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妨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包产到户”是合作化后我国农村中曾经实行过的、并且是农民自己发明的一种生产组织方式,其基本特点是社员以户为单位向农业社承包土地、牲畜、工具等生产资料,并以承包户为单位进行生产,产品中除去向农业社上缴的部分,剩余全部归己(当然,实际实行中的做法花样繁多,但实质都是一个——以个体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进行生产,预先规定上缴数,上缴部分按预先规定的上缴数上缴,剩余全部归己,多剩多得。)这种办法有利于调动广大农业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也比较适合我国小农业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包产到户虽然屡遭批判和禁止,但在我国农村中却“阴魂不散”,一直不曾绝迹。

  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由于“一平二调”、“共产风”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毛泽东和党中央也在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政策进行改正,在这种情况下,包产到户的做法又在农村中抬头。最初是在安徽,接着相继出现在河南、广西、湖南、浙江、陕西、甘肃、贵州等省。包产到户是农民群众对人民公社化以来农村中“大锅饭”、“大呼隆”的做法极端不满、迫切要求生产自主权而自发采取的一种行动,它对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有十分明显的作用。

  包产到户出现后,当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都是赞同并支持的,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也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赞同包产到户的意见。

  毛泽东一开始也表示可以试验。但是由于把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等同(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因为包产到户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即使在今天,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正因为如此,政府才可能以“建设需要”的名义把农民迁来迁去),又把“分田”与恢复私有制等同,进而与资本主义等同,他很快就对此表示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田家英在向他汇报《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情况时谈到了包产到户,他就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后不修改《农业六十条》,去搞什麽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在同刘少奇谈话时,也对刘前一段在京主持工作的表现表示不满,责问刘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麽没有顶住。在1962年7月25日到8月24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对包产到户这股“单干风”提出批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包产到户、闹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8]。在8月6日的会议上,他对包产到户提出了较系统的批评,他认为,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现在有困难,这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而单干只能造成两极分化。“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分田到户首先拥护的是富裕中农,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你是站在1/3的富裕农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2/3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面前”[9]。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不得不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10]。

  所谓“翻案风”,顾名思义,就是要“翻案”。

  具体讲是指三件事。第一件事,甄别平反。在1958年的“拔白期”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和1960年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有许多人遭到错误打击。仅1958年受处分的党员就比1957年增加了三倍[11]。鉴于此,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在对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这之后,中共中央连续下发了几个文件,不断加大甄别平反工作的力度。邓小平在1962年5月7日至11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甄别平反问题。他说,甄别平反工作,采取一揽子解决比较好,“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了帽子。”“就是有一点点还对的,都不要留尾巴,一次解决。”这样,很快为几年来、主要是“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多万党员、干部和群众得到了平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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