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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熙:复旦中文系老教授二三事

更新时间:2011-07-12 23:39:20
作者: 王运熙  

  

  20世纪50年代,复旦中文系的师资队伍,经初期的院系调整,实力雄厚,其中古典文学师资更见突出。除原有陈子展、赵景深、蒋天枢诸位外,经院系调整来的有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诸位,一时人才济济。其中刘大杰先生最早于70年代末期逝世,年七十余。其他五位均于80年代至90年代初先后下世,赵、蒋八十多岁,郭、朱、陈均九十多岁,俱称高寿。我长期在复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工作,又担任组的行政事务,与以上诸位接触较多,有的还是我的老师,觉得他们的风范业绩,可永垂不朽。回首往事,不禁有人世沧桑之感。今就记忆所及,略述一二,以供学界参考。

  

  郭绍虞重视文学史

  

  郭绍虞先生抗日战争期间从北京南下上海,原在同济大学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当时同济大学设有文科)。院系调整时由同济至复旦,任中文系主任。50年代中期,他心脏病发作,病情颇重,休息一段时期后始康复,从此不再担任行政工作,在家从事著述,并带少数研究生。系里特为他配置一名助手,帮助他整理修订旧稿。

  郭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述丰硕。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两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材料丰富,分析细致,成为该学科的开山力作。50年代前期,他试图运用新观点改写两卷本的《批评史》旧著,删繁就简,编成了一部一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高校文科教材,较便初学。由于受到当时学术界“左”倾思潮的影响,旧著的不少长处(如材料翔实、考订细密)却丢失了。前两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把旧著重印出版,是一大好事。

  郭先生虽然一生致力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但他很重视中国文学史。他教过中国文学史课程,写过一部分文学史的论文(收入其《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还曾经打算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终因觉得文学史范围广阔,头绪纷繁,不易写好而作罢。于是缩小范围,专治文学批评史。他在两卷本《文学批评史》自序中说:“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因为这——文学批评,是与文学之演变最有密切关系的。”这几句话精辟地说明了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的紧密关系,也反映出他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文学史。

  郭先生还认为,具有较好的文学史基础,是学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重要条件。60年代初期,我代表教研组请他招收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研究生。他表示同意,但接着说:当前大学本科生在大学阶段读古典文学的书不多,基础不厚,读批评史困难较大;最好先让他们读几年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生,然后再攻读文学批评史。这话讲得很有理。我国古代许多文学理论和批评,常常是结合着对作家作品的评论进行的;如果对作家作品的具体情况,对文学史不了解,就不能理解古代文论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针对性,就容易产生隔靴搔痒甚至郢书燕说的现象。

  郭先生还很重视文艺理论的学习。50年代他曾尝试运用新的文学理论来改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一次是上面提到的50年代初期的一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还有一次是50年代后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卷)。虽然由于受到当时“左”倾思潮影响等原因,写得并不理想、妥帖,但却表明了他对学习并运用新的文艺理论的重视。在他看来,具有较良好的文艺理论修养和中国文学史的基础,都是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条件。这种看法还是相当中肯的。

  

  朱东润重视爱国诗人

  

  朱东润先生解放前夕在上海沪江大学执教,50年代初期高校院系调整时来复旦中文系。除教课外,50年代曾任古典文学教研组主任,其后改任中文系主任,直至文化大革命。“文革”中间,他被目为反动学术权威,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大会批斗。红卫兵把刀子架在他脖子上威吓他。他的夫人也因受里弄委员会批斗而自杀身亡。朱先生很刚强,经历了许多磨难,挺了过来。“四人帮”垮台后,他精神奋发,重理旧业,以八十余岁高龄又写下了多部传记著作。

  朱先生一生关心国事,他研究古代文学,重视发扬爱国精神。1949年后,他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势蒸蒸日上,于是萌发了参加共产党的信念,在晚年终于如愿。

  朱先生是一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具有多方面的成就,尤以古代作家传记写作成就最为突出。朱先生早年曾留学英国,阅读了不少英国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深受启发,并感到中国在这方面太落后了,遂萌发了钻研、写作传记文学的念头。他早期撰写的《张居正大传》,就是一部资料翔实、引人瞩目的传记。他早期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著作,如《读诗四论》(后增订改名为《诗三百篇探故》)是《诗经》研究的一部力作,《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该学科的重要著作之一。但他感到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的拓荒工作园地更广阔,更需要有人努力耕耘,于是在1949年后更致力于从事传记文学的写作。他在中文系长期教中国文学史宋元段,结合教学,先写了《梅尧臣传》、《陆游传》,还写了《杜甫叙论》,以后再延伸下去,写了《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他写传记,不但熟读传主本人的集子,而且注意传主的时代背景与有关人物,涉及面广,要花去很多工夫,颇为辛苦。他写最后一本传记《元好问传》时,精力已经不支,一度进医院治疗,出院后继续抓紧把该书写完,不幸不久即抱病身亡,可说为传记文学付出了最后一滴血。

  朱先生重视爱国思想与精神,他写的传记大抵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的诗人,杜甫、梅尧臣、陆游、元好问、陈子龙都是如此。张居正则是明代中叶主持国政、为国家立下大功的政治家。朱先生为这些人物作传,体现了他自己的人生旨趣和价值取向。他对放诞虚无的人生观、作风颇为反感,因而不喜欢《庄子》一书。他熟悉宋代文学,曾经想为苏轼作传,终因苏轼思想中老庄成分较多,与自己旨趣不合,没有动笔。他在男女关系问题上态度严肃,不喜欢大胆表现情爱的诗歌。我写过一本《六朝乐府与民歌》,专门探讨六朝着重表现情爱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他不大欣赏。后来我写了一篇论文《范晔后汉书的序论》,内容指出范晔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着重表彰关心国事、崇尚节义的人物,他则颇为赞赏。

  朱先生为人刚强,很有个性,但也善于虚心接受别人意见。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周扬同志负责组织高校文科教材,来上海时,指定朱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郭绍虞、刘大杰两先生分别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国文学批评史》。鉴于《历代作品选》份量颇大,我建议把它分为先秦至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三部分,分别由复旦、上海师大、华东师大教师分工注释,朱先生欣然同意。由于三校教师通力合作,这部教材得以在不长时间内完成。

  

  刘大杰与《中国文学发展史》

  

  刘大杰先生原在暨南大学(该校当时设在上海)执教,任文学院长,院系调整时来到复旦。刘先生早年曾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不但古典文学基础良好,而且在教师郁达夫的影响下,爱好新文学,曾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后又东渡日本留学,注意学习西欧文学,发表了若干介绍欧洲文学的著作,因而眼界开阔。抗日战争期间,他蛰居上海,写成巨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941、1949年,出版后名声大噪,奠定了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刘先生较多地接触西方文艺思想,同时又注意吸收“五四”以后现代学者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的研究成果,因而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显得视野开阔,富有新鲜感。他注意运用西方文艺理论的一些名称概念,但不生搬硬套;注意突出某一历史时期最有成就的文体(如宋词),但也避免把“一代有一代文学”的论点极端化,如明清时代只讲小说戏曲、不讲诗文的片面性。全书显得既新颖而复圆通,兼之全书条理清晰,文笔流畅,因而赢得学术界的瞩目与广大读者的喜爱。50至60年代,刘先生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并吸收新的资料,对《发展史》作了部分修改,分成上中下三卷出版。现在看来,因受当时流行的“左”倾思潮影响,修改本较两卷本旧著也是有得有失。去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把两卷本旧著重印行世,也是很有意义的。

  50年代末期,学术界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在古代文学方面,复旦中文系原来打算重点批判两本书,即《中国文学发展史》和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卷本),后因学生觉得郭的《批评史》不易读懂,难度很大,遂集中力量批判《文学发展史》一书。学生们写了不少批判文章,开了批判会,还编成《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一书出版。与此同时,学生们还集体编著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为贯穿全书的主线。现在看来,这两部书都深受“左”倾思潮影响,有许多牵强附会之论,因而后来很少有人去参考它了。当时校外也有人(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同志)也发表过批判《文学发展史》的文章,刘先生后来也写过少量反批评的文章。

  据刘先生说,60年代,毛主席曾托人传话,要他改写《文学发展史》。某次又在上海接见他,和他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刘先生在60年代遂改写《文学发展史》,注意突出历史上两种思想倾向的斗争。第一卷出版后,深受毛主席重视,并把它印成线装大字本。之后刘先生去北京,江青接见,赠他大字本一部,嘱他继续写下去。后来第二卷出版,书中突出儒法斗争,并不适当地吹捧武则天的文学业绩。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这两册《文学发展史》(特别第二卷)受到学界批判,有的复旦同事更给予猛烈抨击。刘先生在这方面确实犯了错误,但为当时政治形势所迫,也有其不得已的客观原因。1977年,刘先生患病去世。现在流行的《文学发展史》,仍为五六十年代的修订本。

  50年代中期,高教部曾组织部分高校的若干专家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由北大牵头。其中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段由刘先生负责,写出了大纲(全书大纲曾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刘先生不久因患肠癌,开刀后须有较长时间休养,不能参与此书的正式编写,这阶段遂改由山东大学萧涤非先生负责。此书编成后,署名游国恩、王起(季思)、萧涤非等编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迄今风行不衰。

  刘先生还参与高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撰工作。60年代初,周扬同志指定刘先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他找了复旦中文系的若干年轻同志分工编写。事隔一年余,此项工作即因教师纷纷下乡下厂参加“四清”运动而中辍。当时仅写成上卷(先秦至唐五代段),于1964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出版。刘先生当时忙于改写《文学发展史》,没有参与《批评史》的写作,只参与制定全书的章节目录,并审阅了上卷全稿,作了部分修订。该书唐以后的部分手稿,在“文革”中遗失。80年代,由我与顾易生同志主持,继续编完了《批评史》宋元明清阶段,分成中下两卷出版。当时因刘先生已经去世,我们征得刘师母李辉群女士同意,此书署名改由我与顾易生主编,对刘先生参与《批评史》上卷工作的情况,则在卷首说明中作了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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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杂花生树:张伟然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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